得益于遍布在各处的监控摄像头，现代人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犯罪录像。每当看到罪犯实施犯罪的录像时，观众们的反应常常是义愤填膺，并同时呼吁严刑峻法，最好是用死刑消灭罪犯并震慑潜在的罪犯。

但是回顾历史会发现，严刑峻法并不是总能减少犯罪行为。这一点从心理的角度或许解释很简单：严刑峻法对于处于理性状态的人是有效的，理性的人会权衡得失，严刑峻法会影响得失平衡；但对于处在不理性状态的人，或者心理异常的人，严刑峻法对他们的影响会大打折扣。这正如心理咨询行业的鼻祖弗洛伊德所说：“犯人其实是病人。”越是严重的犯罪，人越有可能处在心理异常的状态，这或许是一些国家废除死刑的一个考虑。

多年前在一篇大法官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是消灭罪犯，还是消灭罪恶？”最近的犯罪录像让我又想起这句话，结合目前所从事的心理咨询工作，突然发现这位法官的逻辑和心理咨询师的逻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只需要做一个类比。

一个社会——一位来访者

社会不想要的罪犯——来访者不想要的症状

罪犯成长的内外环境——形成和维持症状的内外因素

那位大法官的逻辑是，我们只关注消灭罪犯，而不关注罪犯成长的内外环境，罪犯可能是消灭不完的。一位在监狱里工作的警察告诉我“当年6100万留守儿童已经长大了，大量的人格障碍登上社会的舞台。”“当年分离的痛苦，被抛弃的绝望，化作多大的愤怒，在寻找出口。”当我们了解到一个罪犯苦难的身世时，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位大法官一样思考“消灭罪犯，还是消灭罪恶？”

心理咨询师的逻辑是，消灭症状，还是去探索形成和维持症状的各种内外因素？说到消灭症状，最立竿见影的可能还是药物，但是服用过抗抑郁药物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药物治疗抑郁症会有很高的复发率，而且服药的周期较长，而心理咨询比较慢但复发率会低很多。这里并不是贬低药物治疗、鼓吹心理咨询，而是说两种方式相辅相成、各有优缺点。

要是能够消灭罪恶，让罪犯自然减少，那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美好！要是能够消除维持症状的内外因素，让症状自然瓦解而不再复发，那来访者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好！可是该怎么做呢？

接纳承诺疗法（ACT）就是这样一个不以直接消除症状为目标的疗法，它将咨询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改变内外语境”上。它虽然不直接去消除症状，但并不意味着症状会持续下去。我曾听祝卓宏教授介绍过一个非常成功的治疗强迫症的个案，咨询师没有帮助来访者去消除强迫行为，而是通过沟通发现了来访者在现实生活、人际交往上有许多的心理障碍，于是帮助她一小步、一小步地区突破这些障碍。几个月后，来访者惊奇的发现，困扰她多年的强迫症消失了！

从关注罪犯到关注罪犯成长的内外环境，从关注症状到关注形成和维持症状的内外因素，这有点像生物医学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模式与传统中医的整体观。

我是一名理科生，曾经有些讨厌中医的整体观，觉得太麻烦了，而且说不清楚，不如生物医学模式直接有效。但是我的减肥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看着多余的脂肪，我们是选择立竿见影的减肥药、抽脂术，还是选择调整自己的饮食、作息和运动习惯呢？如果未来发展出更加有效、安全、廉价的减肥药、抽脂术，我们的饮食、作息和运动习惯是否就可以肆意妄为呢？

我常常很感谢自己的症状——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因为它们都在提示我生活出了问题，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如果生病服用了药物，我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症状消失了，而是会认真反思——“我最近的生活怎么了？”

不能说感谢罪犯，但从整体的角度说，他们的行为的确是各种内外因素共同塑造的，应该没有人是天生的罪犯。他们在提示着我们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调整，罪犯就像是社会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