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小编的朋友圈被这样一则活动刷屏了：
但是，不到两个小时，朋友圈的画风就变成了这样：
似乎每个刷屏事件之后，都会有一波波的“反转”再次刷屏，“一元购画”如此，罗一笑、综艺节目黑幕等也是如此。人们渴望了解真相，但却难以分辨哪个才是真相，心灰意冷下催生了这样的言论——
“都是投资商的阴谋”
“还不都是炒作”
“认真你就被骗了”
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可信了吗？
01 不管怎么做，你肯定是损人利己——
阴谋论
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作为一种略带神秘色彩的说辞，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大至震惊全球的美国9·11恐怖袭击，小至对身边人行为目的的猜测，阴谋论总是能博得眼球。
Karen等研究者将阴谋论定义为“某些权力人士或者组织秘密合作以达到某些目的（大多是阴险目的）而策划的情节”，其中的重点是阴谋论策划者掌控的不为人所知的巨大权力，和阴谋论背后掩盖着的阴险目的。这些阴谋论往往大得耸人听闻，如“登月计划背后的阴谋”“国家不愿让你知道的退军原因”。
而在网络词条中，阴谋论定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维基百科中的定义：
阴谋论通常是指对历史或当代事件的一种特别解释，通常暗指事件的公开解释为故意欺骗，而背后有集团怀着损人利己的目的操纵事态的发展及结果。
这一定义强调了“损人利己”、“故意欺骗”和“合谋操纵”，弱化了权力的重要性，突出了阴谋论背后的不良目的者的地位。比如“A和B商量着不选我当宿舍长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其实就是觉得你丑撑不起宿舍门面。
研究结果表明，阴谋论以及相关报道能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判断，且人们往往会低估自己受影响程度——也就是说哪怕你在看到爆款阴谋论文章时一笑而过不以为然，阴谋论也会对你今后的推理判断产生影响。
还有研究结果表明，阅读涉及政府部门的阴谋论，会引起人们对于该部门组织活动的参与度的下降，哪怕这些活动是对人们有益的，比如政府组织的免费体检，受过朋友圈谣言蛊惑的大爷大妈也会心存芥蒂避而远之。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阴谋论从未淡出过历史舞台，很多阴谋论至今仍在为人所津津乐道。
02 越辟越多，风吹又生——
人们为什么会传播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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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认知失调
人们都有对意义感的需要，也就是需要用按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而组织起来的期待关系来解释现实事件，通过证实自己的理解和期待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当这些期待的关系并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即现实与期待产生冲突时，就会引起人的厌恶感。
为了摆脱厌恶感，人们会做出一些补偿行为，有时候冲突会被同化成已经存在的意义结构，即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转换，以使它符合以前的思维方式；或是人们改变现有的意义结构来顺应这一冲突，即改变先前的思维方式。
那面对阴谋论，人们会选择哪一种方式呢？事实上，大多数人这个时候会更多地倾向于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态度，因为相比于转换新的信息，旧的态度似乎更为“软弱可欺”。于是人们一边为自己找借口，一边沉溺于错误的阴谋论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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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想要个答案，哪怕答案很糟糕
认知闭合需要
在等待不确定的结果时，人们往往比得知糟糕结果后表现得更焦虑，因为人们好像天生就对不确定性有反感，有着强烈的意愿要给问题找一个明确答案——不管是怎样的答案，因为与混乱和不确定相比，任何明确的答案都是更好的，得到确切的答案才是安全的。这种对确定答案的追寻就是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它描述了人在应对模糊性时，相应产生的动机和愿望。面对爆炸式的新闻，彼此打嘴仗的自媒体，人们很难快速得到“这件事是否正确”的答案，因此会感到焦虑，迫切需要一个确定的解释。
阴谋论的产生与传播，就往往是基于一个与人们意义感发生冲突的模糊事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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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傻，但也不信地球马上爆炸
影响阴谋传播的因素
怎样的阴谋论会经久不衰？为什么？几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理学本科生就想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人们的沟通交流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在线社交媒体因其实时性、交互性、开放性的特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个人向全世界发声”已是常态。以新浪微博为例，截至2014年的数据显示，自其2009年成立以来，短短5年内已累积超过5亿用户，每天产生或转发微博1亿多条。
社交平台为阴谋论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于是这次，心理学生把阴谋论放到了微博环境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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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小区停电，但我不信地球爆炸：
严重程度、模糊程度
在前半部分实验中，研究者拟写了一条拆迁伤人的新闻，并设置了不同的严重程度和模糊程度，共创建了四个微博页面（分别为低严重度低模糊度、高严重度低模糊度、高严重度高模糊度、低严重度高模糊度）。
当然，是否严重是否模糊并不是研究者想说就说的，而是请几十名大学生评价过的，如在严重程度低的新闻中警察对群众大吼大叫，而警察动手打人致群众住院就属于高严重程度了；模糊度的高低则与信息来源是否多样有关。
各页面主要由主持人推荐、热门评论及答题栏组成。主持人微博共三条，完整的描述了一起拆迁事故（即原始事件）。热门评论由八条微博组成，其中三条分别为指向警察、政府和媒体的阴谋论材料，其他为没有明确指向性的中性材料。研究者们还通过问卷测量了参与者们认知闭合需求的程度。
结果发现，严重程度作为原始事件的重要属性之一，其程度越高，人们对阴谋论的认同和传播意愿越低，这可能与人们对待严重事件时的保守行为有关。而原始事件越模糊，人们就越容易对阴谋论产生认同，也更倾向于传播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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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容忍不了不确定：
认知闭合需要水平
不同人的认知闭合需要水平也是不同的。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人们，在面对模糊情景的时候，对模糊性的容忍度更低、更保守、更急于下结论，容易过度依赖某些社会线索，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处理信息，可能会伴随各种偏见、刻板印象等。为了不再陷入模糊的情景中，他们不太愿意接受与自己过去得到的消息不一致的信息，从而在接受阴谋论后也就比较难被真相说服。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认知闭合需要越高的参与者，对于阴谋论材料的认同和转发意愿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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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光年外的星系命名与我何干：
卷入程度
在“一元购画”活动前后，有人在朋友圈连刷了八条不同角度解读的相关信息，也有人对此点都不愿意点开，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在对待跟自己相关程度不同的不同事件的阴谋论时，人们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研究者在实验二中增加了另一则材料，取材于一位父亲的博客中提及的疫苗事件，经过改编之后以论坛热帖截图的形式呈现。微博由一段文字和三张图片组成，高模糊组和低模糊组的区别在于是否提供学校官方通知的截图。
结果显示，其他条件相同时，学校疫苗事件比强拆事件更能引发人们对阴谋论的认同与传播行为。因为参与者大部分是大学生，对于大学生而言，强拆是一个平时接触的较少的话题，因此卷入程度较低，相应引起意义感缺失的可能性也较小。
03 你依然可以做个好人——
如何面对“一元购画”
前文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严重程度较低、模糊度较高、让读者卷入程度较高的阴谋论更容易被传播，而认知闭合需要程度高的人更容易传播阴谋论。因此，除了活动组织方需要及时澄清活动细节，作为参与者或吃瓜群众的我们，面对顺势而起的阴谋论，也应当注意不要因为思维“偷懒”就被带偏了节奏。
除了澄清阴谋论，那我们是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一元购画”活动的呢？据称，本次活动主要是为精神障碍者筹集善款，画作者中也出现了自闭症患者等身份的人。怎样对他们才是好的，如何跟他们相处，也许这些文章能帮到你：
我们都想和别人建立联系，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 自闭症系列电影
另外，罗一笑事件刷屏时，我们发布过这样一篇文章：《小确善｜“你呀，你别再关心灵魂了，你所能做的是些小事情”》。现在，我们想把这篇文章再分享给大家一遍，因为我们依然觉得：
与其烦恼什么样的观点才算善良，不如做些小而确定的善举。
学堂君
罗一笑事件是指：罗父“卖文求捐”以女儿重病白血病为由策划的营销炒作事件；而“一元购画”的最大的被阴谋论的点在于公众怀疑腾讯从中“分成”获益。当然还有例如“没有捐款声明所以是圈钱骗局”、“根本不是自闭症等患者的画”、“就一块钱成为了大家秀同情心的道具”等各种阴谋论。
推送中说阴谋论会影响大家的潜意识，学堂君很抱歉列举了那么多在这里给大家负面影响。但也希望大家能明白或者坚持做公益的初心，不要在没有真相实锤时诋毁一场公益活动。
开学季，有些读者询问我们，心理学学些什么以及心理学学生们平时都做什么。本文即源于一项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市级）《微博环境下阴谋论的认同和传播行为影响因素探究》，以此为例来告诉大家，爱折腾的心理学本科生们在做些什么~
参考文献：
[1]Douglas, K. M., & Sutton, R. M. (2008). The hidden impact of conspiracy theories: Perceived and actual influence of theories surrounding the death of Princess Diana.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8(2), 210-222.
[2]Kay, A. C., Gaucher, D., Napier, J. L., Callan, M. J., & Laurin, K. (2008). God and the government: testing a compensatory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syst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1), 18.
[3]Kruglanski, A. W. (1989). The psychology of being” right”: The problem of accuracy in social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6(3), 395.
[4]Neuberg, S. L., Judice, T. N., & West, S. G. (1997). What the need for closure scale measures and what it does not: toward differentiating among related epistemic mo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2(72), 1396-1412.
[5]Hiel, A. V., & Mervielde, I. (2002). Explaining conservative beliefs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a comparison of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2(5), 965–976.
责任编辑：Spencer 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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