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蘑菇姑姑 | 壹心理专栏作者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心理公开课」
中国第一部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上映了，海报上写了四个大字——“深情凝视”
这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观影感受。
最深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只有凝视。
影片中，大多数时候画面是静悄悄的，安静的村庄、无聊呆坐的老年生活，画中人、导演、观众一时却都陷入了失语的状态。
平静的日常将我们带进一种流动中，我们观看着奶奶们的真实晚年生活，也沉默地注视着她们苦心经营了大半生才构建起来的平衡和平静。
正如导演所说，那些过去的故事已经无需要用以语言，只要陪伴，你就能触碰到深锁的脆弱和悲伤。
所以很难用“好看”来形容这片子，这可能连完整的纪录片都不算，它就是一段影像合集，只是为了感知和铭记。
紧迫的是，这样凝视的机会也不多了。
郭柯导演拍摄《三十二》的时候是2012年，中国22万慰安妇中有最后32名幸存者。
到2014年拍摄《二十二》的时候，就剩22名幸存者了。
而在这部片子上映时2017年，她们只剩下8位。
影片中的老奶奶们平均年龄有九十岁了，作为创伤幸存者中生命力最旺盛的一部分，她们幸存到了最后。
难以想象，活下来的这六十、七十年中，她们是如何平静、孤立地咀嚼生命痛苦，以何种强大的意志力推开过去，从难以逆转的创伤中求得生存的？
《大屠杀的见证：记忆的废墟》中总结战争给人带来的创伤时说，
“谁能为这些破碎的心灵马赛克找到一个恰当的墓穴？生活仍然在继续，但同时在向两个方向继续，未来仍然无法摆脱悲痛记忆的挟持。”
此时，死，是更容易的，活着，却更难……
这里有两个故事，一个是日常生活，另一个是过去的创伤。
同时体验着内外两个故事，才是她们“活着”的真实，让人悲伤也敬畏的真实。
-01- “那时候，眼泪都往心里流”
韦绍兰老人1944年被日军抓走，送到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趁着给日本人洗衣服看管不严，找到小路逃出来。
可是，噩梦并没有结束。一回到家里，她就哭了，丈夫说她到“外面学坏了”。
而就在丈夫不理解她的时候，她还发现自己怀孕了，是日本人的孩子。
她试着喝药自杀，被救回来。在别人的劝说下她生下了这个孩子，叫罗善学。
这个孩子成了别人眼中日本鬼子的后代，终生被异样的眼光包围，没有娶妻，靠看牛过活，68岁后，他也开始担忧自己老了连倒水的人都没有，说如果生病了，他就喝农药死了算了……
创伤是覆灭式的。
很多时候生活的“正常感”是非正常的。相对安全的现在，以及废墟般的、一直存在的过去，它们都是生活本身。
创伤的幸存者极力试图把这些记忆清除出去，努力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生活。然而，这需要巨大的意志消耗，才能背负着这些恐怖的记忆，以及对自己脆弱的羞耻感活下去。
韦绍兰老奶奶对着镜头说：“那时候眼泪都是往心里流。”
奶奶没读过书，这并非一句好听的形容，而是真实的生活感受。
1941年精神科医生卡尔迪纳（Abram Kardiner）出版了《战争创伤神经症》（The Traumatic Neuroses of War），
卡尔迪纳记录到，创伤性神经症的患者保持一种长期的、对危机的警惕和敏感。
“神经症的核心是真实存在的神经元”，也就是说创伤后的压力反应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而是有身体基础的，是整个身体对创伤性事件都有反应。
案例中记载，有一位在集中营遭受长达数周的幸存者，战争后再也不能说“我很渴”，因为如果一用语言说“我很渴”，他就能感到和当年在集中营同样的感觉，憔悴到丧失理智，快要倒下……
当感知力仿佛固结在创伤的时刻，哪怕是常人眼中普通的生活事件，也会带来情感冲击，这是我们所不能体会的。
而在种种危机的敏感中，人最最困难的就是直面一种无力感。
林爱兰奶奶，是一位刚烈的女子，被日军抓去两年时间，她杀过日本鬼子，为抗战军队偷过日本的弹药。
即使只能靠椅子挪动身体，也在家里挂满了镰刀、水果刀，随时准备对付小偷。
然而，一说到自己的母亲，她却抑制不住地开始抽泣，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扔进了河里……
她痛苦地拭去眼泪，很久都没有说话。
人遇到困境、无法作出反抗，这样的无助和愤怒，会让你觉得“我再也不是自己了”，这是一种语言极难形容的感受。 无法进行的反抗会变成所谓未完成的动作，最终固化在人们的身体里，让人无法去解释、也翻越不过去，成为沉默的隐痛。
也许你会问哪个才是她们，平静的，还是流泪的，都是的。
所有没有说出来的，都没有逝去，而是存在于内在的真实中。
-02- “不说了，不说了。”
面对最痛苦的经历，她们只能隔离自己的感受
创伤，其实是很难讲出来的。
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记得的只有所有的细节，但是说不出来。
所有的创伤回忆都是画面和感受先于语言的。
它们在脑海中的痛苦太巨大的时候，心灵会窒息到空白，完全用语言描述不出这么震撼的心灵感受。
科学家们发现了大脑中的布洛卡区是语言中心，中风病人的这片大脑区域通常会因为中断而出现问题。如果布洛卡区不能正常工作，你就不能让你的思想和感情变成词语。
扫描创伤幸存者的大脑，我们可以看到激发起创伤记忆时，负责图像的大脑区域是亮着的。而布洛卡区在回忆到创伤事件的时候，通常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当语言无力描述时，图像就会以噩梦或闪回的方式萦绕着我们的大脑。
那些记忆碎片独立于语言之外，持续将创伤幸存者带回到现场。
韩国老人毛银梅老奶奶们试图回忆过去，说到被日本人抓走，她哭了，说“不说了，不说了。”
两次抓进慰安所的山西奶奶李爱连也说，“自从17岁以后我再也没说过这些了。”
六、七十年过去了，奶奶们可能是真的忘记了故事本身，但某些留在身体里的恐惧感受或画面可能却依然清晰，不然她们不会再次哭泣。
这种对创伤的无可言说，强化了无助感。她们被自己的感受隔离了。
多数时候其实旁人也并未准备好接受创伤，少有机会给予创伤者聆听的机会。
特别是从战争中活下来的老奶奶们还顶着“汉奸“”日本娘“的骂名，她们说不出口、也没有找到地方和方式诉说自己的苦难。
然而，屏幕上，当九十多岁的老奶奶一遍遍说着日语里的“请坐“”欢迎光临“这样的短语，你又知道这些记忆真实存在。
“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这是韦绍兰奶奶在《三十二》中偶然念的歌谣。可能是当地的民歌，但是从老人嘴里念出来，像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倾诉内心的孤独和痛楚。
3. 善良的灵魂：
“这世界真好，就是吃野菜也要留着这条命”
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志愿帮助海南的受害老人五年多，有一次，她拿一张日本人的照片给王玉开阿婆看，那个照片上的日本人很老了，80多岁。
阿婆看那个照片没有哭，也没有生气，却笑了，她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也没有了。
以为会恨，会哭，却什么都没有。
郭柯导演在拍摄中发现，超越所有对苦难和仇恨的预判，老人身上更多的共同点是，平静、善良、乐观。
她们平静自然地喂着院子里的流浪猫，招呼着你来抽烟，给每个摄制组给孩子插上自己喜欢的花，做好吃的看着大家吃，给来告别的导演发红包……
人们常常会问，带着无可挽回的创伤，人要怎么活下去？
或许，唯一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强化了生命正面的部分。有时候，只是学着让生活前进，让问题不再是生活的主旋律，而是不断演化成漫长、宽广生命叙事的一部分，就有所帮助。
“慰安妇”只是一个控诉语境里的标签，但是她们不是标签，而是活生生的人。
她们用巨大的忍耐力生活着，就像每个人身边慈祥的老奶奶，这种存在本身超越了原谅与否，痛苦与否，仅仅是生命力本身。
她们说：
这世界真好，就是吃野菜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韦绍兰 广西桂林幸存者）
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很多人死去的。
（陈林桃 山西幸存老人）
最初，我们来寻求仇恨，却找到了废墟里开出的生命之花。
这已经是那无法言说的一切——一种在任何境况下都要活着的力量和人性的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
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自己所受的痛苦。
其实，人们也只怕做得还不够，配不上这些奶奶们付出一生受的痛苦，也追不上流失的时间和记忆。
无论如何，希望长眠青山的她们因为我们的铭记稍感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