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第二次生命,乔任梁可以怎么面对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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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禹霏 壹心理专栏作者

写乔任梁,却想先说说我的生活里,一次对我撼动极大的自杀。他是青年译者孙仲旭。

我们不认识,他的名字也称不上如雷贯耳,但他翻译过我热爱的塞林格、乔治·奥威尔、卡佛、奈保尔等作家的作品,算得上爱屋及乌。

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好友桥东里写的一篇悼念文。作为孙仲旭多年的挚友,桥东里在他去世后一年,才写下此文,时间间隔如此之长,就像等待余震终于平息后,我们才有安定下来回顾的能力。

这篇悼念文里,桥东里提到一个细节,像核心记忆一样,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送别老孙那天,我在读致辞的时候还很平静,可当向他最后致意的时刻到来,我竟然放声大哭……耳边听到优美的乐曲,在静静地播放。刚才谁说过,那是老孙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这个旋律一年来一直萦绕于心头,挥之不去,想抓住又抓不住……几天前,我一如既往地塞上耳机,把脚翘在椅子上,准备在办公室眯个午觉。播了两首,我快睡着了,可就在现实和梦境的边界上,我又遇见了那个旋律,还有那一次又一次涌来的海潮声。

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后来翻看日记,发现一年前的八月二十一日,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孙的日子。

那首乐曲叫《大蓝》。我现在经常会听它,听的时候就想老孙,想他那些在非洲海岸边独自度过的日子,透过远洋轮船狭小舱房的圆形玻璃窗,他看到的是何等壮阔的景色。那是怎样的大蓝啊。老孙,我希望你寄身于那样的大蓝之中。”

听闻朋友患抑郁症住院的震惊,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劝慰朋友的无力感,朋友自杀后的惊诧、悲伤、虚空感的混杂,在朋友去世一年后,悲伤缓缓释放,直至释然。

这是我在桥东里的文章里看到的过程,其实,面对抑郁症也一样。正如大家所知,抑郁症并不是一种轻易能自愈的生命状态,与其说最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抑郁”的结果,不如说,与抑郁相处的过程是最值得关注。如果有第二次生命,乔任梁可以怎么面对抑郁症?

我想自救难道不对吗?

抑郁的信号,几乎人人都会经历。一开始可能只是身体上的,比如,食欲降低,睡多久都感觉睡不醒,周身有种沉重感,弯腰驼背的窝着,是自己最喜欢的姿势,怎么办呢?有人奉行“睡一觉什么都好了”,有人奉行“湿气重拔个罐”,有人奉行“运动解千愁”。

当你想做点什么来改善这种沉闷低迷的状态,无论有没有心理上抑郁的信号,实际上我们的心理层面都在干一件事:与所谓不好的状态做斗争。

我想自救,想积极,想振奋,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前提是对自己问题和人的自愈过程的尊重。

抑郁和躁动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我们感到抑郁,几乎同时会升腾起一种愿望:那就做点什么来解决它。有时候,动起来的愿望如此强烈,促成了强迫式的行为。表面上看,我们特别积极,实际上内心非常脆弱,对“不好”的状态愈发敏感。一旦不好的状态崭露头角,很容易有功亏一篑的感受。那么,这样的“振奋”,无法被理解为好的。

抑郁是有动力的。我努力过了,却还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抑郁了;我大声疾呼了,在乎的人却还是不在意我的看法,所以我抑郁了;甚至我都愤怒了,还是没有人在意我的存在,所以我抑郁了。驱使抑郁出现的种种动力,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埋下了伏笔,抑郁的信号,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所以,不好的状态,并不需要与之斗争,而是面对让不好的状态发生的原因。

香烟、酒精、药物和性爱的诱惑

可是,让我们逃离问题的方式太多了,抽烟喝酒非常直接,药物是部分人的选择,性爱更是用激烈和投入,把我们短暂的带离抑郁的体验。再不济,刷刷朋友圈和公众号吧,一两个小时很快过去,然后,就先睡了吧。

伴随着抑郁情绪的发展,持续两到三周以上,我们与之斗争的动力也减弱了,开始产生无力感,这时候,心理上的体验会更明显。情绪郁郁寡欢,很难高兴起来。过去感兴趣的事,现在兴趣寥寥,无心继续。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与抑郁情绪作斗争或许还管用的方法,到现在根本连去做的心都没有。我们或许还是能哈哈大笑,但内心深处失去了生活的活力。

最核心的体验,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不到自我存在的状态。从婴儿时期开始,通过关系中不断得到的反馈,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称为“自己”的东西,如果我失去了去爱,去工作,去社交的动力,失去了与这些关系的连接,失去了这些关系中的反馈,那么,我是谁?

在如此迷茫的时期,我并不反对抽烟喝酒或者性爱,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至少让自己保持两个觉察。第一,这是我的选择,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第二,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很明确自己在做什么。

从轻度到重度,我要不要给自己挖个坑跳进去?

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标准的抑郁量表,给自己做个自评,然后对号入座到某个程度的抑郁中。

轻度: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容易疲劳,多思多虑,自卑消极,无缘无故出现多种躯体不适。

中度:脑功能阻滞和精神运动性阻滞,患者感到自己大脑思维功能、行动功能和社会功能下降,不敢见人,人际交往发生障碍。

重度:情绪极为抑郁,已无法感知喜怒哀乐,思维动作严重迟缓,语速慢,语音低,语量少,应答迟钝,严重者可呈木僵状态。一天之内,经常不言不语,不动不吃。

其实拿到这样一个描述,大部分人还是无措的。我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哪个管用?药物治疗会不会有副作用?心理治疗又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好?

所以,自我诊断的坑,跳了也意义不大。

曾奇峰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叫《世上本没有抑郁症》,他说:

“抑郁症这个诊断对为此疾患所苦的人有两方面的影响。好的方面是,增加了确定性……坏的方面是,一顶疾病的帽子从此戴在头上……在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所有跟这个诊断相反的自我呈现,都需要无意甚至某种程度的有意压抑,从而导致抑郁状态的迁延难愈。这就是所谓医源性疾病了。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抑郁症这个名称,而是其后面的人,以及这个人全部生命中的生离死别与爱恨情仇。跟这些相比,“抑郁症”三个字太窄了,也太浅了。”

允许自己有自杀的念头

抑郁症最让人恐惧的是自杀风险,以及当一个人出现自杀念头时,哪怕是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往往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程度,自杀风险都同样高。从轻度到重度,自杀风险呈倒U型,中度抑郁的自杀风险最高。所以,有一些人在接受了治疗,情况有所好转后,却选择了自杀,让人错愕。

但抑郁的体验来袭时,我们经常表现得像一个顽固的孩子,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建议听起来就像最没有兴趣、也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果有人来劝说,“你一定要坚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要抑郁了,开心点”,那心门可能嘭的一声关闭,再也不对那个人打开。如果连抑郁都很难与人交流,那么自杀的念头呢?

自杀的念头出现时,最好的方式是让它在出现。给予特殊待遇的结果,要么是越陷越深,越来越认同自杀的必要性,要么是用同样强烈的压抑,让它离开你的脑海。念头潜伏下来,却会不断闪现。

如果能和朋友或者心理咨询师谈论自杀,那就更幸运了。在我们谈及自杀的细节时,那股执行自杀的力量的,也渐渐被发泄。自杀变成了一个可包容的念头,而不是控制我们的念头。

还是很认同曾奇峰老师的那句话:不要盯住抑郁症三个字,与之相比,我们的生命丰富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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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禹霏 壹心理专栏作者

图片:123rf

原文标题:如果有第二次生命,乔任梁可以怎么面对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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