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浩容|壹心理专栏作者

§性格决定人生，企业文化决定一个企业的社会角色

点击谷歌（google）和百度，有一个很显著的差异，就是当我们想要了解两间公司的企业文化，我们可以在谷歌网站的「关于我」页面看到谷歌经营者的十大信念（What we believe → Ten things we know to be true），其中第六条很直接的写道「不以作恶的方式赚钱」，包括三点：

1.      我们绝不允许效果未经证实的广告出现。

2.      不使用强迫点击的跳出式广告，只有静态的文字广告。

3.      凡是谷歌上的广告都会标示「广告主」的来源（你会知道这是广告），谷歌绝不操控一般搜寻的结果。

相反地，百度官方网站自己的介绍，强调的更多是功能、服务，无关乎道德与自我监督的信条，其核心价值观是「简单可依赖」，但这个依赖似乎不包括「信赖」。在「社会责任」的字段，也不见如谷歌一般的道德守则，而是和「百度公益」页面类似，谈的是捐了多少钱，做了多少慈善。但任何大款都能拿出钞票做慈善，但就像排放废水的工厂老板也能捐款买社会形象，但这无法弥补本身对社会大众与环境造成的破坏。

百度与谷歌的差异，间接说明了近期百度文化造成的家庭悲剧：

一个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在主要医院都宣告束手无策之际，通过理当最便利的全国最大搜寻网站，希望可以找到拯救孩子方法，没想到最后跟死神的代言人连了线。[1]

本该秉持医德的医院，没有扮演救人的角色，反而吹捧一个国外早在临床阶段就淘汰的技术，掏空这个家庭的口袋。

这个搜寻网站是百度，而死神的代言人则是「一个有钱就能买到信誉和曝光度」的搜索引擎、医院和监管机构。

除了法律与道德上的败坏，整起事件其实并不是新玩意儿，在纸媒逐渐随着网络媒体溃不成军之际，网媒通过庞大的资源与技术，确实操控着人们「知的权力」。

这个「知」不只是内容，还包括勾起知的欲望，以及如何通过认知进而引发消费行为，一连串的心理机制。

当许多人扬言不再使用百度，愤怒之余，们也不禁要问：「不使用百度可能吗？」、「不用百度就能避免悲剧再发生吗？」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反思事件，了解我们媒体环境下的心理困境、网络时代成员的自由真谛。

§ 消费信息掩盖知识的认知环境

第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就是我们在各种媒体上得到的，绝大多数都是「信息」，而不是「知识」。信息是广义的讯息，就像隔壁老王跟你说的一个八卦，而知识的西方字源可指古希腊，那是一种基于求真的精神所展开的智慧探求，经验证的人类经验。

当信息结合商业，背后就有一个商业的目的性，就是「刺激所有受众进行消费」。美国媒体基金会估计耶个人平均一天接收到3000个广告讯息，这些讯息主要的目的都在鼓励我们花钱，仅有少部份公益性的广告是在鼓励我们保持健康、待人有礼或关心弱势。

哈佛心理学教授玛丽．派弗（Mary Pipher）在 《用写作改变世界》 （Writing to Change the World）书中写道：

我们现在正活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Anthony Lewis所说的「存在的盲目」（existential blindness）的时代，儿童福利联盟出版的《科技补药》一书指出，美国人平均可以说出一千种品牌的名称，却认不出十种本土的植物或动物。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到底我们对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多少认识，并且这些认识是真正根于我们生活的身心安顿？

但正如托尔斯泰对财富的定义：「不需要的东西越多，你就越富有。」

我们内心的难以安顿，可能出于我们内心的躁动，但这种躁动不可讳言也来自外在环境，各种消费信息的推波助澜，让人们的内心充满不安，好像「不买这个」、「不拥有那个」，整个人就会被主流价值否定。

这个问题是一种恶性循环，休斯敦大学社工研究所教授布芮尼．布朗（Brene Brown）在《我已经够好了》（I Thought It Was Just Me(but it isn’t)）说明道：

杂志是靠销售广告的空间来赚钱，不是靠订户赚钱。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封面上的女人，然后感到羞愧，进而促使我们购买杂志上广告的乳液和化妆品。我们买越多的产品，化妆品公司就买越多的广告……如此循环下去。

当我们的生活不断被提醒「我不够好」，我们就很难不采取行动，可是这些行动来自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贬抑。

毋宁说，我们内心的自卑感被商业机制给操纵了，而媒体的排名和华丽的词藻就是操纵我们的工具。

§ 对虚拟社区的关心大于真实社群

在媒体尚未如此泛滥的年代，人们求知很大一部分依靠人与人的交际。

好比台湾早期眷村时期，一户人家的孩子，整个村的大叔大婶都有管教他的责任。另一方面，因为物资缺乏，所以一个孩子在父母在外忙的时候，去隔壁家蹭饭，非但不是丢脸的事，反倒是一种扩大亲缘关系的常态。

可是到了现代，人际关系的互动方式便利了，却没有真正拉近人与人之的关怀之情。

派弗在另一本着作《爱是回家的路》（The Shelter of Each Other: Rebuilding Our Families)中，提到媒体对人们亲疏造成的真实威胁。她解释，媒体塑造我们的新社群──那是一个比现实生活的多元性还少的社群：

我们「认得」名人，但是他们不认识我们。新社群不会像以前的社群那样互助。万一某个冬日清晨我们汽车电瓶没电了，脱口秀的主持人莱特曼也不会来帮你。你老爸失业时，企业大亨川普也不会送菜过来慰问。这些替代式的关系创造了新的孤独──我们是和角色建立关系，而不是和真人建立关系。

我们可能对papi酱的笑话如数家珍，却不记得上一次逗乐爸妈的笑话。背得出某位明星的生辰八字，却忘记爱人的纪念日。我们有手机和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纪录各种需要记下来的事，但们还是在某些重要的事项上「选择」了遗忘。

§ 隐瞒是不是一种欺骗？

便利却造成疏离的矛盾，让我想起经济学家利瓦伊特（Steven Levitt）和杜伯纳（Stephen Dubner）的反思，他们在《苹果橘子经济学》（Freakonomics）书中探讨一个概念叫「信息不对等」。

信息不对等，就像你买二手车，你不知道车子的实际情况，而卖家为了卖个好价钱，在提供给买家的信息善掺了水分。但买家在不可能得知全部信息的情况下，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买或不买。

更广泛的说，所有我们日常经历的大小事都充满信息不对等的情况，有些是刻意隐瞒造成，有些是传递讯息的人本身同样无知，有些则是提供的信息太复杂，让人不知如何下手。

利瓦伊特和杜伯纳认为，网络兴起确实某种程度上打破「信息不对等」的处境，可是终究杀不死这头猛兽。因为这当中有两股常见的心理操作，一种是如前面派弗和布朗提到的，有心人士通过网络操纵我们的自卑感、不安，以及恐惧。

另一种则是事发后的侥幸心理，利瓦伊特和杜伯纳检讨安隆、美林等造成2000金融危机的机构，发现事后被逮的这些人，无论学历高低，专业程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托词：「每个人都这样做。」

十年前，美国就曾有德州大学西南医疗中心的心脏病学专家在《纽约时报》披露：「如果你是心脏外科医生，有位本地内科医师史密斯转介一些患者给你，但妳都告诉她们没必要进行血管扩张术，没多久史密斯医生就不会在转介任何患者过来。」

十年过去，魏则西的死是个警讯，但终究抵挡不了人性的通过制造恐惧来获利，以及被揭露后的侥幸心理。

魏则西事件，就是因为搜索引擎和医院提供的信息不对等，魏家无法获知充分正确的信息，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也衍生出一个被讨论千年的问题：「隐瞒算不算欺骗？」

我想正如尼尔．布朗（Neil Browne）[2]、史都华．基里（Stuart Keeley）[3]在《问对问题，找答案》（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中所言，「省略数据也是欺骗」。信息不对等正是这种欺骗，而这种欺骗还会死人。

毋庸置疑，隐瞒的本质就是欺骗。尽管有所谓善意的谎言，但那仍旧是一种欺骗。譬如前些日子台湾有则新闻，一位失业父亲在超商偷东西给孩子，他没有告诉孩子吃的东西是偷来的，并且他的动机有可以怜悯的部份，但他依旧要负起法律的责任。

于是这里引出我们是否有可能「杜绝魏则西的悲剧发生」的关键。

§ 结语：奢求人性改变，可能吗？

综合前述学者的立场，包括哲学、心理学与经济学：

首先从心理学，尤其是消费心理的基本法则来说，「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下降。」

当欺骗或广告不实被揭露的「代价」太轻，那么只要能赚得多于损失的，那么竞价排名的功能即使取消，依旧会换汤不换药的以其他形式出现。

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方式，引发人们的自卑感与不安，刺激消费，并且拿人们消费的钱继续做推广。这个循环是否能够随着教育与社会环境的改善，让人们更懂得珍惜自己，不被那些被挑动的自卑感绑架，进而适度消费，这比起通过那些简单的购买所获得的短期满足，似乎显得缓不济急。

此外，我自己在公共事务部门待过，新闻版面都有价钱，因此必须搭配公正的监管机构，让广告存在但不至于内容偏离事实，可是当这个监管机构本身不被信赖，那么光是惩罚百度或其他媒体工具又有什么意义？

魏则西之死，我想带来的除了一个值得人们正视的真相，引爆广泛讨论的动力更包括事件带给我们的迷茫与挫败：迷茫的是在这个处境中，我们没有可以信任的公正第三方；挫败的是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法让我们相信同样的悲剧不会重演。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华东师大教育科学院黄向阳老师，他在课堂上说的一段话，他说中国没有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做坏事，他不会犹豫，想一想即使没有人看见，可能老天会看见。事后被抓了，也顶多怪自己运气不好，而不是自己错了。更不相信康德那套死后的审判，反正活着就这辈子，不干白不干。

其实信仰不一定要加入某个宗教，《宗教的动力心理学》（A Dynamic Psychology of Religion）作者保罗．普吕瑟（Paul Pruyser）博士在书中谈到一位年轻的传教士和父亲，以及父亲和神的关系说：「我的家人在家里都不是宗教的实践者，但他们在态度上是宗教性的。」

传教士形容包括他的家人从来不诅咒他人，并且关心家人，对孩子很尊重，并且会在紧急的时候给予支持，不会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宗教性是所有良善的宗教与道德教条都秉持的基本善，就中国社会，曾经儒家的基本善长存于我们的社会──不通过媒体，也不通过外在工具──充满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直接的关怀与理解。

我想唯有重新唤回这份曾经我们曾经拥有的宗教性关怀，做为我们面对消费信息洪流中，维系人际关系的主要动力，我们才有可能渐渐的找到生活的安心感。至少让每个人在做事情之前想一想后果，因内在良知受一点道德的疼痛，直到社会的良善再次成为我们的共识，而不是供在庙里的珍贵遗产。

[1] 中国大学生魏则西一条命，为何会推倒百度搜索引擎？http://technews.tw/2016/05/05/baidu-crisis/

[2] 经济学家

[3] 心理学家

微信公众号：心灵驯兽师（ID：studiomowen）

原题：魏则西死了，因为上帝死了

封图来源：123rf.com.cn

正文插图来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