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马丁 | 壹心理专栏作者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1964年3月13日，纽约市皇后区，29岁的Kitty Genovese在自家公寓门前被歹徒连捅数刀，最终抢救无效身亡。据纽约时报当时的记载，在长达半小时的尾随袭击过程中，附近多达38位邻居听到了Genovese的求救呼喊或看到了行凶场景，却未能及时报警施救。

于是，在众人的冷漠中，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凋零……

虽然在事件细节和目击者人数上存在诸多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Genovese谋杀案引发了心理学界对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的深入研究。1968年，也就是在Genovese遇害四年后，心理学家John Darley和Bibb Latané首次在实验室里模拟了旁观者效应。

不仅如此，Genovese事件还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民众纷纷谴责目击者的无情，作家Harlan Ellison甚至在洛杉矶自由报上称当时的目击者为”畜生”，以此表达心中的愤怒。

然而不管人们如何评说，Genovese已经去世52年。真相渐远，时间的尘埃轻轻覆在了她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族墓地上……

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发生在我外祖父身上的一件事。

2013年九月的一天，当时84岁高龄的外祖父在小区门口散步时摔倒。正如你猜测的那样，好几分钟的时间里，外祖父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无人敢扶。穿着灰色大衣的他，似乎在过往的人眼中成了路边草地上的一块观景石。

更讽刺的是，不到十米远的地方是一个社区的卫生医疗站，里面的人同样无动于衷。

最终，外祖父常去的一家理发店的老板路过帮忙，危机才得以结束。

可是，如果理发店老板没有路过呢？如果天气再冷一些呢？如果摔伤再严重一些呢？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如果”成为现实，我的外祖父或许就挺不过去了。

我不敢细想这些”如果”，我也对旁观者感到愤怒。但是，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我没有权力谴责任何人，对与错之间也没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分界线。

毕竟做英雄的成本太高，我们可失去的也太多。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发生在了别人身上，将来也有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你我所爱的人的身上。

如果……我不敢想象那样的如果。

五年后的今天，我想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一下这个稍显沉重的话题。

人们会谴责目击者的冷漠行为，这是件好事，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落难时无人伸出援手。不过先别急，在谴责的同时，且让我们平心静气，扪心自问：

当目睹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又有多大把握不做冷漠的旁观者呢？

又或者说，做了旁观者，就成了冷血无情，没有道德感的人吗？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看影响旁观者行为的一些因素。

1.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这应该是旁观者效应中最经典的一个不定因素了，说的是当周围有其他人在场时，人们更倾向于不给予帮助。他们相信在场的人群当中总会有人比自己更有能力施以援手，于是选择继续观望。

在Bibb Latané和Judith Rodin的一项实验中，受试者看到一位女士摔倒。结果表明，当受试者独身一人时，70%的人对那位女士给予了帮助，而当房间里有其他人时，只有40%的人给予了帮助。

所以，当施救责任被分散时，群体中个人受到的良心谴责便会大幅降低。群体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而当周围没有其他人时，人们就会对自己的冷漠行为产生出更大的自责，从而激励帮助行为。

2.群体凝聚程度（Group cohesiveness）

比起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当群体中的成员互为朋友或熟人时，群体中的个人更有可能在突发事件中施以援手。研究表明，群体凝聚程度越高，越会按照社会价值观下的道德准则行动，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有趣的是，虽然之前提到的责任分散告诉我们：群体越大，帮助行为越少，但这仅适用于陌生人群体。心理学家Mark Levine和Simon Crowther在实验中表明，当群体凝聚程度高时，群体越大，帮助程度越高。

3.事件模糊程度（Ambiguity）

当情况模糊不清时，人们的施救行为会大幅度减少。哪怕最终决定给予帮助，反应时间也会较情况明确时明显变长。

比如我们走在街上，看见一个成年人正在追赶一个小孩。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家长在追孩子，人贩子在追被拐儿童，被窃者在追小偷，亦或只是大人小孩闹着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少会出面阻拦。

相反地，如果那个成年人大喊：”抓小偷啊，那孩子偷了我的手机！”这样一来，情况变得明了，我们便能更快地做出反应，把偷手机的孩子拦住。

4.后果（Consequences）

对事件后果的考虑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回到上面的例子，假如被追者五大三粗，面露凶相，哪怕追人者明确告诉我们他在追小偷，我们也会望而却步。和之前的例子相比，唯一的变量是被追者身份的改变–从小孩变成了壮汉。拦住小孩的后果轻，拦住壮汉的后果重。所以综合来看，相较于模糊而高风险的事件，我们更愿意对明确而低风险的事件采取行动。

5.环境熟悉程度（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

对环境的掌控程度是另一个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Darley和Latané在1970年的一项实验中表明，相较于陌生环境，处于熟悉环境中的人们更有可能会伸出援手。举例来说，在面对袭击事件时，一个知道警察局就在街角的旁观者比一个对此毫不知情的外地人更有可能会去报警。

6.连带责任（Liability）

这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道德难题–即帮助者需不需要对帮助过程中产生的失误和伤害负责，如果需要，又需要在何种程度上负责。

关于”老人摔倒要不要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却依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因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已经涉及了法律层面的诸多因素。

美国和加拿大出台了《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旨在免除自愿给伤者、病人提供救助的人的法律责任。而巴西、德国等国家则出台法律，惩罚那些在自身条件允许时未能出手相助的人。

针对救助者的连带责任，中国目前尚无全国性法律，不过一些地区已经审议或通过了给予救助者相关保障的条例草案。

回头去看之前提到的那两个问题，我们会发现，在面对一件突发事件时，挡在我们和求助者之间的或许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选择题，而是夹杂了外界环境与自身众多不可控因素的一道厚重的围墙。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会做旁观者，或许本身只是人类一个普遍正常，甚至带有些许正确性的社会选择。

然而，这并不是为旁观行为做开脱。

哪怕在理性层面被允许，冷漠也终归是冷漠，不会成为值得推崇的高尚。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面临”帮不帮”的选择时，尽量排除一些盘据心中的困扰与不确定，更快地将我们果敢的双手伸向求助者。

所以，假如某一天，你成了需要帮助的人，那么以下几种方法会让你更有可能获得他人的帮助。

1.集中责任

责任集中是克服责任分散的好办法。如果旁观者因为身处群体之中而觉得自己没有责任给予帮助，那么你就需要把某位旁观者从群体中单独拉出来，让责任落在他／她一个人身上。

举例来说，当你受伤倒地时，比起大喊”救命”，更明智的做法是说：”那位穿白色T恤的先生，请你打电话叫救护车。”

2.明确事件

当你需要围观人群的帮助时，你需要清除地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从而减少他人的反应时间。比如你在追小偷，比起说”拦住那个人！”，你更应该说”拦住那个小偷！”

3.缩小后果

后果和风险越大，帮助行为越少，所以作为求助者，你需要为旁观者指明一个风险较小的帮助手段。如果你不幸被卷入了一场斗殴中，那么与其让周围的人上来劝架，你更应该让他们叫警察。

4.声明免责

很多人不敢伸出援手，是因为害怕万一出了闪失需要负连带责任。所以在求助时，你应该声明救助者不需要对你的身体情况负责。

假如你摔了一跤无法站起，你需要向围观的人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不碰瓷讹人，是我自己摔倒的，我绝对不会推卸责任，诬赖帮助我的人。

尽管身为旁观者的我们常常处在道德与自我保护的夹缝中，不得不面对两难而无奈的选择，我们还是应该学着去鼓起勇气。不论你相不相信因果轮回，我们所做的善举终将会回馈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冷漠也终将在未来成为束缚我们生命的沉重枷锁。人毕竟是社会动物，我们给社会什么，社会就会给我们什么。

参考资料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fulfillment-any-age/201009/why-and-how-do-we-hel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od_Samaritan_law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rder_of_Kitty_Genoves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ystander_effect#cite_note-Cohesive-12

陈马丁。一个莫名其妙就会分裂的男人，拥有现实与梦境的双重国籍。想很多，也尝试想要更多。恰好懂一点心理学的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