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译言
来源：译言（ID：yeeyancom）
12月10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11月全国自杀者数据显示，日本11月共1798人自杀，较去年同期增加11.3%。其中，男性1169人，女性629人。虽然女性自杀人数要比男性少，但与男性相比，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3%，远远高于男性的22%。
疫情之下，日本自杀率之高让人心寒，其他国家的情况尚未可知。尤其是女性自杀率之高，不禁让我们再度想起联合国前段时间的评论：新冠或让女性地位倒退25年。为何女性在疫情中如此脆弱呢？
小林惠理子曾4次试图自杀。
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她才22岁，在出版社全职工作，但工资不足以支付她在东京的房租和日常生活费用。小林说：“我真的很穷。”事发后，她在医院昏迷了三天。
现年43岁的小林已经写了一些她与心理疾病作斗争的书，并在一家非政府组织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疫情爆发让她再次感受到了过去的压力。
她说，“我的工资被削减了，眼前的生活隧道一片灰暗。我一直有一种危机感，我可能会重新陷入贫困。”
专家警告说，疫情大流行可能会导致心理健康危机。全球正在遭受大规模失业、社会孤立和焦虑等社会问题与个人心理问题的影响。
在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因自杀而失去的生命比疫情至今夺去的生命还要多。根据日本国家警察厅的数据，10月份日本月度自杀人数上升至2153人。卫生省表示，截至周五，因疫情死亡的总人数为2087人。
日本是少数几个及时披露自杀数据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这些数据可以让其他国家了解疫情大流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哪些群体最容易受到伤害。
东京早稻田大学副教授、自杀问题专家上田美智子说：“我们甚至没有封城，与其他国家相比，受疫情影响较小……但我们仍然看到自杀人数大幅增长。”
“这说明其他国家的自杀人数未来可能会出现类似甚至更大程度的增长。”
01
疫情重创下的女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在与其很高的自杀率抗争。2016年，日本每10万人中就有18.5人自杀，在西太平洋地区仅次于韩国，几乎是全球年均10.6人的两倍。
虽然日本自杀率高的原因很复杂，但工作时间长、学校压力大、社会孤立以及对心理问题的羞耻感都难辞其咎。
在2019年之前的10年里，日本的自杀人数一直在减少。根据卫生部的数据，去年降至约2万人。这是自1978年日本卫生当局开始记录以来的最低数据。
然而疫情似乎扭转了这一趋势，自杀人数的增加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虽然女性在自杀总人数中的比例小于男子，但自杀的女性人数却在增加。10月份，日本女性自杀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了近83%。相比之下，同期男性自杀人数增加了近22%。
这有几个潜在的原因。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的兼职工人中，女性所占比例较大，而这些行业经常裁员。小林说，她的许多朋友都被裁员了。“日本一直在忽视女性。在我们这个社会，坏事发生时，总是最脆弱的人先被抛弃。”
在非营利性国际援助组织CARE对1万多人进行的一项全球研究中，27%的女性表示在疫情期间更容易面临心理健康危机，而男性只有10%。
根据研究报告，除了对收入的担忧之外，女性还一直在应对飙升的无偿护理负担。对于那些保住工作的人，当孩子从学校或托儿所被送回家时，母亲们除了正常工作职责，还要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对儿童健康幸福的焦虑增加，也给处于疫情压力下的母亲们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35岁的星野不愿使用真名，她说，今年她的早产儿住院6周，她不得不寻求专业帮助。“我24小时都很担心，我之前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史，但我感觉到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焦虑，一直在焦虑。”
随着疫情的加剧，她的情绪越来越差，担心儿子会感染新冠肺炎。
她说，“我觉得生活无望，总是会想到最坏的情况。”
02
“一个属于你的地方”
3月，21岁的大学生大空幸星开设了一条名为“一个属于你的地方”的24小时心理健康热线。他说，这条热线是由私人捐款资助的非营利性热线，平均每天接到200多个电话，绝大多数来电者是女性。
“她们失去了工作，还需要抚养孩子，但他们身无分文，”幸星说，“所以，她们甚至想过自杀。”
大多数电话都是在晚上——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打过来的，但没有足够志愿者来处理大量的信息。
他们会优先处理最紧急的短信，寻找是否有自杀或性虐待等关键词。他说，他们会在5分钟内回复60%的短信，而志愿者平均花40分钟与每个人见面。
人们通过在线短信匿名分享他们内心深处的挣扎。幸星说，与日本大多数心理健康热线的电话形式不同，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愿意通过短信寻求帮助。
他说，4月份，最常见的信息来自于那些对抚养孩子感到压力的母亲，有些人承认有杀害自己孩子的想法。他说，最近很多信息都反映了女性的失业问题和经济困难，还有家庭暴力。
幸星说，“我一直在接受信息，比如‘我被我父亲强奸了’或者‘我丈夫想杀我’。女性几乎每天都会发送这类短信，而且数量每日在增加。”他补充说，“信息量的激增与疫情脱不开干系。之前，她们有更多的地方可以‘逃避’，比如学校、办公室或朋友家。”
03
疫情对儿童的压力
日本是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自杀是15至39岁年轻人主要死亡方式的国家。根据卫生部的数据，20岁以下人群的自杀率甚至在疫情之前就一直在增加。
幸星说，由于疫情的限制，孩子们不得不离开学校和社交场合，还要承受家庭虐待、紧张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作业落后的各种压力。他补充说，一些年仅5岁的儿童还给热线发过信息。
日本国立儿童健康与发展中心的森崎奈穗表示，春季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导致作业堆积如山；孩子们没法像以往那般与朋友自由见面，这也是造成压力的原因。该中心最近对8700多名家长和孩子进行了网络调查，发现75%的日本学童因疫情出现了压力迹象。
森崎说，他认为孩子的焦虑和父母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比如说，“自残的孩子本身就有压力，但他们可能无法向家人诉说，因为他们可能看到爸爸妈妈不理解他们。”
04
求助的羞耻感
在日本，让人们承认自己的孤独困境与内心挣扎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幸星说，通过热线求助的人通常会以这样一句话开始：“我知道寻求帮助不好，但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上田说，谈论抑郁症的“羞耻感”常常让人们望而却步。
她说，“这不是你在公开场合谈论的事情，你也不会和朋友或其他人谈论它，这可能会导致人们寻求帮助不及时。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潜在文化因素。”
早产儿妈妈幸星也同意这一观点。她之前住在美国的时候，觉得寻求帮助似乎没这么难。“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认识一些接受心理治疗的人，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在日本却不是这样。”
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日本的自杀率在2003年激增到历史新高，大约有3.4万人自杀。专家说，当时以男性为主的裁员带来的羞耻感和焦虑感，导致了抑郁症和自杀率的上升。21世纪初，在预防自杀和为幸存者提供支持方面，日本政府加大了投资和努力，包括在2006年通过了《预防自杀基本法》，为受自杀问题影响的人提供支持。
但幸星和小林都表示这还远远不够：降低自杀率需要日本社会做出改变。
小林说，“让别人知道你的弱点是很可耻的，所以你要把一切都藏起来，自己憋着，忍着。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文化，一种允许我们展示自己弱点和痛苦的文化。”
05
名人自杀
近几个月来，日本名人接连自杀。上田等专家表示，虽然日媒很少详细报道这些死亡的具体细节，以刻意避开自杀方法与动机。但仅仅是报道这些案件，也往往会导致普通民众的自杀率上升。
年仅22岁的职业摔跤手、恋爱真人秀《双层公寓》明星木村花在夏天自杀身亡，因为社交媒体用户对她进行了仇恨信息轰炸。木村花的母亲木村京子表示，她意识到媒体对女儿死亡的报道可能影响到其他有自杀倾向的人。
木村京子说，疫情限制使她的女儿小花无法参加摔跤比赛。村木花被社交媒体上的负面评论淹没，随后自杀。
木村说，“花死的时候，我再三要求警方不要透露她死亡的具体情况，但我还是看到了只有警方掌握的信息报告。这是一条悲伤的连锁链。”
木村说，由于疫情限制，女儿无法摔跤，因此会花更多时间阅读恶意的社交媒体信息。木村现在正在成立一个名为“记住花”的非政府组织，以增强人们对网络欺凌的意识。
“作为一名职业摔跤手，她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这是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能摔跤的时候，她的处境格外艰难。新冠肺炎大流行让这个社会更加令人窒息。”
06
第三波疫情或加重人们心理问题
最近几周，日本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又创新高，正如医生所警告的那般，第三波疫情可能会在冬季月份加剧。专家担心，随着经济持续衰退，高自杀率会继续攀升。
上田说，“我们甚至还没有完全经历这场疫情的全部经济后果。疫情本身可能会变得更严重，然后也许又会出现半封锁状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影响可能更大。”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日本对新冠病毒的限制相对宽松。例如，该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从未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其对国际入境者的检疫限制也没有像我国那样严格。
但随着感染病例的增加，一些人担心日本需要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措施，而随之而来的是对人们心理健康的担忧。
上田说，“我们甚至没有封城，与其他国家相比，受疫情影响较小……但我们仍然看到自杀人数大幅增长，这说明其他国家的自杀人数未来可能会出现类似甚至更大程度的增长。”
尽管不得不面对降薪和持续的经济不安全感，小林说她现在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焦虑。她希望，通过公开谈论自己的恐惧，更多的人也会这样做，并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小林说，“我向公众坦白自己曾患过精神病，患过抑郁症，希望别人能受到鼓励，说出自己的心声。我现在已经43岁了，人生在中年的时候开始变得更加有趣。所以，我觉得我还活着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