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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对于引发巨大关注的“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了通报长文。
通报里确定，涉事女子杨某侠就是小花梅，在1977年5月13日出生，是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关于小花梅现在患的精神疾病，通报称，经过徐州市医疗专家会诊，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和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鉴定，确认她患有精神分裂症。
现在，因病情严重，小花梅难以与人正常接触交流，在医院接受治疗。
按常理来说，经过了徐州市的专家会诊，又有更高一级南京脑科医院（该院同时也是江苏省精神卫生中心）的权威专家把关，从传统精神科的角度看，小花梅的精神分裂症是明确的。
不过，如果从多学科诊疗（MDT）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基于近年来精神医学对于“创伤”的理解，小花梅得的可能不是真正典型的精神分裂症，而是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
而且，如果其诊断真的得以修正，对她的后续康复、子女的成长、这件事对于社会的影响会有更多积极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
01
她得的很可能不是
精神分裂症
据央视的报道和江苏省的官方通报，小花梅出生后，本来生活在云南省福贡县匹河乡普罗村里。但她1岁多时，生父意外溺水身亡，家里就剩下小花梅和妈妈。
妈妈带着小花梅改嫁，到子里甲乡亚谷村生活，后来还生下了一名同母异父的妹妹。
1995年，小花梅18岁，嫁到了云南省保山市，但两年后就离婚了，她又回到了亚谷村。小花梅的亲属、村民说，她回到村里后言语行为有些异常。
1998年，老乡桑某妞以给小花梅找对象、看病为由，把她拐卖到江苏省东海县，卖给了徐某东。
但没过几个月，小花梅失踪了，一个月后出现在了河南省夏邑县，被一对夫妇收留。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河南，中间又经历了什么，现在调查组还没有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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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夫妇收留了她一个月后，把她卖给了两个工地务工人员。后者把小花梅带到丰县，最后经人介绍，又卖给了董某更，也就是小花梅现在所谓“丈夫”董某民的父亲。
不难看出，小花梅遭遇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在人生早期，她幼年丧父。就算她当时太小，对父亲的离世没有特别深刻的感觉，但她的妈妈突然遭遇丈夫离世，心理冲击肯定非常大。
她妈妈的性格、对待女儿的教育方式很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对小花梅造成心理伤害。而且不排除小花梅会受到身边人的嘲笑和排斥。不过，这时叠加性心理创伤的程度和数量，还不足以令当时的小花梅罹患精神心理障碍。
18岁时，小花梅外嫁，但两年后离婚回到亚谷村。毫无疑问，这段婚姻非常不愉快。
其亲属和村民回忆，小花梅那时的语言行为出现异常，比如在刺骨的冬天里下河洗澡，洗被套时会把被芯也一起洗了。这很可能就是精神心理症状。而由此推断，她的那段婚姻不但不愉快，还可能非常痛苦，甚至不排除遭到过家暴、虐待。
婚姻带来的痛苦还没消除，小花梅又掉入了另一个深渊中。
在1998年里，她3次被卖，从云南卖到江苏，莫名流落到河南，后又被卖到了江苏。她经历了两任把她买回来的所谓“丈夫”，并几乎一直被人贩子控制着人身自由。
这个女孩当时只有21岁，真的不敢想象她在人贩子和“买家”手里，到底经历了哪些可怕的侵害。
在这过程中，她的精神心理问题加重了。据董某民供述和村民反映，小花梅刚到董家时，有时会痴笑、目光呆滞，这是她离开云南时还没有的症状。
可是，当地村民又说，小花梅那时生活基本能自理，也能跟人交流。她的大儿子也说，头几年，母亲有时还能接送他上学。
也就是说，那时小花梅在多数时间下，神志还是比较清晰的。她当时有可能是遭受了叠加性心理创伤后出现了情绪低落、眼神呆滞，不排除出现了轻度的幻觉或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她被多次拐卖过程中，她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形成了重大的心理创伤，导致其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而她莫名痴笑、目光呆滞，很有可能是出现了PTSD典型的闪回症状，也就是脑子里一下子又想到了、回到了创伤事件的情景，对周围的环境失去了意识。
还有，从1999年到2020年期间，小花梅共生育了8名子女，40岁了还在生。其中有好几个孩子的出生时间只隔了1年多。
很明显，董某民只是把她当做了生育机器。她生完上一胎的身体还没恢复，董某民又让她怀孕，继续生下一胎。这对女性的心身有巨大伤害，想想都觉得可怕。
也是在这期间，小花梅的病情又恶化了。她大儿子说，他感觉母亲有幻听或者幻想，有时自言自语说着说着就急了，就要打人。
其实从创伤的角度看，突然发怒、骂人、打人，这是小花梅大量心理创伤被激活后的表现。但董某民没有带她看病，而是从2017年开始，他用布条把小花梅绑起来，用铁链锁脖，把她独自一人关在小屋子里。
这种持续不断的虐待而又无法逃脱，无疑又给小花梅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以至于她的病情不断加重，表现越来越异常，几乎无法与人交流。
2018年，世卫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中，设立了一种新的精神心理障碍——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
CPTSD是个人在经历了一系列具有极端威胁性、或恐怖性质的事件后，可能会患上的疾病。
这些事件往往是长期或反复发生的、人为的、令个体难以逃脱或不可能逃脱的事件，最常见的比如长期的酷刑、家暴、性虐待或身体虐待等。
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小花梅自从被拐卖以来，经历的就是这样的复杂性创伤事件。
而且，严重的CPTSD会导致患者出现频繁的创伤再体验症状，甚至出现分离症状，也就是持续对周围环境失去意识，而是感觉看到了创伤相关的人和情景，类似于幻觉，因此情绪会非常激动、恐惧。这也与小花梅病情恶化后的症状有所吻合。
复杂性PTSD是一个非常崭新的疾病，纳入ICD-11后不过4年，国内外临床上绝大部分精神科大夫对此都缺乏了解。
而且，因为复杂性PTSD有严重的情绪症状、分离症状，如果大夫没有意识去仔细鉴别，也就很容易被误诊为抑郁症、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
所以，从上述角度看，小花梅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极有可能是误诊，她有可能“被精神病”了。
她得的很可能是复杂性PTSD，而且不排除她刚到董家时就已经得了这个病，只不过那时候病情还比较轻。
02
准确诊断更能疗愈
她和孩子的创伤
可能有的人觉得，小花梅得了严重的精神障碍，这是毫无置疑的。但她到底该被诊断什么病，那是精神医学专业领域的讨论，跟这个社会事件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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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小花梅的诊断，与她最后能多大程度地康复，她子女能否心身健康地成长，相关人员最后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以及对社会大众都有很大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属于精神医学中典型的症状学诊断，也就是只要符合症状，就能下诊断，不需过多考虑症状背后的原因。
而且，主流精神医学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不明，虽然承认了生物、心理、社会3个因素都有重要影响，但目前还是倾向于在生物学层面进行解释。
比如临床中提得最多的遗传因素。家系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女的发病风险达12%~15%；
分子遗传学研究指出，单个致病基因对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作用很微弱，但成组的互动基因可导致70%~100%的发病风险。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精神分离症患者可能存在神经发育障碍，也就是至少从幼儿、儿童时期就有发病因素了。
而对于社会心理因素，比如应激等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主流精神医学并不重视，只是说“可能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心理因素就是病因，只是诱发作用”。（摘自《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陆林主编）
对于以上研究发现和主流解读，我个人持保留意见。但目前主流精神医学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涉及到精神医学的局限性，是另一个话题。
说得通俗一些，如果由传统精神科大夫来看小花梅的病，其多半会觉得其病因主要是小花梅自身的生物学因素，主要是遗传，也就是她已经去世的父母的基因问题；
她被拐卖、被虐待的经历只是诱发作用，不是主要的；
而因为遗传因素，她的子女很有可能也会得精神分裂症，或者是其它精神心理障碍。
如果精神科大夫给出这样的意见，那拐卖小花梅的相关人员、虐待她的董某民、玩忽职守的当地官员和政府人员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会轻得多。因为大夫说了，她的病跟他们的所作所为没多大关系啊！
而小花梅的子女也会更容易被周围的人嘲笑、歧视，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按照以上的解读，他们的妈妈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谓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武疯子”，他们可能生来就有缺陷，以后也会很容易得病。
对于这8个子女来说，他们的妈妈一直患病，无法很好地提供母爱和照料。现在事情捅出来了，父亲董某民被刑事拘留、被人唾骂，当地的人都知道了他们家的事，这本来就会对孩子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形成叠加性心理创伤。
如果他们后续还遭受了其它叠加性心理创伤，真的不排除个别子女会罹患精神心理障碍。传统精神科大夫一看，几乎百分百会说这里面主要是遗传因素。
这种诊断、相关的解读、事情的走向对这8个子女非常不公平，也非常不利。
可如果小花梅的诊断是复杂性PTSD呢？很多事情就会完全不同。
复杂性PTSD是病因学诊断，主要的病因就是患者长期、反复遭受到人为的严重创伤，比如上述提到的性虐待、躯体虐待和家暴等。
也就是说，所有参与拐卖小花梅的人、尤其是董某民，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小花梅得病的主要原因，而当地失职的官员、政府人员，就是她得病的“帮凶”！
其实从很多老百姓朴素的观念出发，这个诊断和理解是更符合情理的。好好的花样女孩病成这样，那么可怜，怎么可能跟那些拐卖、虐待她的人没多大关系？说出来有人信服吗？
从这个角度看，参与拐卖的人员、尤其是董某民，必须接受更严厉的法律惩罚！
涉事的官员和政府人员，应该受到更严厉的追责！目前的处理并不足以弥补他们对小花梅造成的巨大伤害。
而且，小花梅还应得到更多的民事赔偿，比如来自于施害者和政府层面的精神补偿费，至少要足以支付她后续康复治疗的费用。
03
这才是大众真正期待的结果
所以总的来说，虽然江苏省政府及时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公布结果，这个态度值得肯定；但从科学精神心理学角度来看，还有很多处理细节有待商榷，或至少是有待改善。
第一，关于小花梅的诊断，应再次组织国内权威专家进行会诊、鉴定，而且要邀请对复杂性PTSD有较丰富了解和诊疗经验的精神科专家和心理专家，吸纳更加全面、深入、前沿的专业意见。
如果最后小花梅的诊断真的得以修正，确定她罹患的是复杂性PTSD，这会大大降低她和8名子女的心理压力和病耻感，其子女更可能心身健康地成长，小花梅得到的治疗也会更有针对性。
而由该诊断出发，相关违法、违纪人员受到了更严重的惩罚，作出了更多的赔偿，也会对小花梅有一定的心理安慰，部分修复她遭受的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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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条件允许，并最好能征得小花梅本人的同意，在她康复阶段，她最好能远离创伤事件相关的环境刺激。
也就是说，最好让她离开董家，甚至考虑离开丰县，令其获得有保证的安全和更大的人身自由。
这也能减少其心理创伤的大量激活，进一步缓解叠加性心理创伤带来的伤害。
不过，她的安置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涉及到她的8个子女和她的病情，希望江苏省政府能够考虑周全。
第三，药物治疗令小花梅的病情改善后，如果她能恢复一定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她还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或心理治疗，进一步修复创伤。
另外，其8个子女除了得到生活、学习、物质方面的保障外，还亟需得到专业的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引导他们理性、积极地对待，尽量降低这件事对他们心理上的负面影响。
甚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母亲患病、父亲虐待母亲而带来的叠加性心理创伤也应得到修复，才更有可能心身健康地成长。
江苏省的通报说，现在丰县当地组建了“爱心妈妈”小组照顾其未成年子女，对其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这番举动是善意的，但从有效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个小组缺乏心理专业人士，起不到太大的积极作用。建议由国内专业的公益组织出面负责小花梅后续维权、康复，以及8个孩子的学习、生活等相关事宜。
无论怎么样，孩子是无辜的，希望相关部门能高度重视，尽快引入专业的心理资源。
如果孩子们最后健康长大，成人成才，并且能对小花梅关爱、孝顺，这对小花梅的康复和疗愈，对孩子们自身创伤的疗愈，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总之，对小花梅及其子女的帮助、治疗必须是综合性、系统化、长期化的。
小花梅的遭遇不但是她的重大创伤，是她孩子的重大创伤，也对公众的情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受到了巨大伤害。
只有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失职的官员受到严厉的追责，全社会的关注让小花梅得到疗愈，其子女健康地成长，这才是大众真正期待的结局，才更可能疗愈拐卖妇女儿童对社会、大众带来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