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子路》中记载，有一天叶公对孔子说：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自己的父亲。”

孔子回复说：

“在我的家乡，正直的人和你讲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孔子所谓的正直，并非只有严法，也需要仁爱。若不论远近亲疏一律执法以对，失去了情感就变成了“残酷”，嚴刑峻法也无法劝人向善。

但所谓的社会正义，若只同感于他人之痛，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打击加害者，过多恻隐之心也可能造成他人伤害。

为何会犯错？都有它的理由。也许是加害者心中的“善”却是普世所认为的“恶”，也许加害者也曾是另一个受害者。

当善与恶的界限并非想象中如此渭泾分明时，我们与恶也可能曾是不经意擦肩而过的距离。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以真实事件改编，一个以精神疾病患者为主题的故事。

剧中李晓明的人物原型，为2014年发生在台北的捷运随机杀人事件的郑捷。当时造成了4人死亡，24人受伤。与该剧相同的犯罪现场，就是郑捷带着枪到电影院扫射而发生的悲剧。该剧于2019年在台湾公共电视台首次播放。

故事的主轴，为疑似精神病患者李晓明因持枪入电影院随机射杀，导致9名被害者不幸罹难。被害者家属因失去挚亲而痛心疾首，其中之一的受害者母亲宋乔安因遲遲无法走出丧子之痛，与先生刘昭国家庭失和，他们的女儿因此受到了影响，为了孩子，让他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伤痛。

在李晓明被逮捕后，他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半点解释，更没有表示自己为何要杀人。被判死刑后，由律师王赦为其辩护。

李晓明的家人遭受社会大众的抨击，妹妹李晓文被迫大学休学，后改名为李大芝重出社会，但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进入与担任电视台总编辑的宋乔安同样的电视台工作。

在李晓明处以死刑的当天，宋乔安在意外中得知原来朝夕相处的李大芝竟然是李晓明的妹妹，压抑不住悲恸情绪的宋乔安，于是操纵媒体的影响力对李晓明的家人进行报复。

01

谁是受害人？

谁又是加害者？

受害者与加害者往往是相互转换的关系。

李大芝痛失哥哥后欲返家奔丧，宋乔安得知后利用职位之便，派媒体跟踪进行拍摄，在未经李晓明家属的同意下将拍摄影片于新闻播放，引发社会大众对加害者家属的愤怒攻击。

当李大芝找宋乔安理论时说：

“为什么要跟拍，你们这样难道不违法吗？”

“什么好人？什么坏人？有标准答案吗？”

“你们随意给人贴标签，在无意中也杀了人，难道我们连活下去的权力也没有？”

宋乔安处于悲恸情绪的同时，似乎也变成了另一个复仇加害者。

看似谁都没有错，但事情为何演变成这样？

美国心理学家卡普曼曾使用戏剧性三角来映射这样的冲突变化。

该戏剧三角形是一个社会模型人的互动。

他在冲突中定义了三个角色；加害者，拯救者（二个上升位置）和受害者（一个下降位置）角色。

卡普曼将这三个角色称为戏剧的三个方面或面孔。

而当你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时，周围的人为了维持这个三角的平衡，就会无意识地扮演对应的角色。

例如辩护律师王赦，为了帮助加害者们争取人权，而引发反对者警告，使家人陷入被威胁的恐慌中，当王赦处于拯救者角色时，其家人成了受害者，而反对者民众就变成了加害者。

另外，媒体的报导也会影响了民众看事情的角度，若无掌握播报新闻的道德尺度，也将演变成为另一加害者。

例如在1997年在台湾发生的白晓燕命案，为当地有史以来最重大刑案之一。被害者为知名艺人白冰冰之女，而陈进兴、林春生、高天民等三名加害人不仅作案手法残酷且又于逃亡途中犯下多件刑案，使台湾社会为之震撼。

案发当天，就读高中二年级的白晓燕，上学后即不见踪影。当晚，白冰冰就接到歹徒电话至指定地点，除了发现女儿的物品外，还有一张五百万美元赎金的绑架勒赎纸条、女儿的照片及一截小指头。警方接获报案后，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准备在付赎款时缉捕歹徒。

当时歹徒是使用偷来的手机，使警方无法掌握行踪。歹徒多次告知取款地点，但皆未现身，至白晓燕遗体被发现时己是案发后第十九日，法医杨日松相验后认为已死亡八到十天。此后三人逃亡，警方并在各地展开大规模的追缉。

在事后在对于“白案”的报导检讨中，认为媒体的行为已严重影响到警方的办案和侵犯到受害者家属的隐私权。

在受害者家属准备依约交付赎金时，记者为取得第一手消息，并尾随在后使赎金无法顺利交付。还有媒体使用监听设备以获得案情的最新进展，过度暴露了警方行动，还将白晓燕被歹徒拍摄的照片放在各大新闻版面上。

媒体的影响力是把双刃剑，观众看事情的角度大多取决于播放内容。而媒体的职责应以不违反道德底线为标准，在不影响事件和参与者的情况下，以旁观者的角度客观报道事实，才不致于对受害者家属及加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02

社会共情正义之士的正当性

社会心理学家鲍迈斯特指出：

我们会对暴力及残忍会有一种称为“邪恶至极”的心理。

坏人做坏事的动机都非常邪恶，而被害人则是完全无辜。

所以作恶之人必将受到惩罚，这不只针对加害者，还将愤怒情绪转嫁于加害者家属上。

社会共情的聚光灯效应，常常会因过度关注于受害者感受，而限制了看清事物原貌的能力。由共情产生的惩罚性冲动，同理受害者的可怜而加害者实在可憎，并产生以牙还牙的心态。

在这些行动背后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动机，那就是必须对那些作恶的人进行惩罚，这种像“那些人与我们不同”这样细微、不完整、无法完全用语言表达的违和感加以正当化。

剧中李大芝因受哥哥影响，当媒体曝露她的真实身份及行踪后，引起激愤情绪的受害者家属及民众进行报复，他们至她工作地点投掷鸡蛋，并认为她“怎么还有脸出来工作”。

被贴上了“杀人犯妹妹”的标签后，似乎也等同于“你也要为受害者的痛苦负责”！

同理受害者感受，在适度的范围内可行成了一股社会道德约束力。若忽略善意的边界和限度，过度的共情往往隐藏着最无声的暴力。

网络的言论也是如此，所谓的“社会正义”，不应是以善意为名的暴力、以共情为名的曲解。应以第三者的角度，在不偏倚，保护他人隐私的基础上做确实的报导，才是每个文字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03

不能没有的谅解

在李晓明杀人被判死刑后，他的家人似乎也被判了无期徒刑。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会出现如此残忍的凶手，父母的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

剧中李晓明的母亲对律师说：

其实李晓明平时是个乖孩子，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就算是有什么事情也不会对我们说，所以我们

也不太清楚为何自己的儿子会杀人。

据《心理学与生活》第十九版中表示：

“精神分裂症与遗传性非常确定，而环境因素也是精神分裂症出现的必要因素。”

“当个人经历过创伤性生活事件时更可能出现精神分裂症。”

遗传或在社会环境中遭受到的歧视，霸凌，性侵等皆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创伤，而诱发心理疾病产生，所以将锚头指向加害者家属的作法可能不一定正确。

再来，“恶人就该有恶报”。为何罪大恶极的人还需要打官司？

辩护律师坦言他并不是想为郑捷辩论什么，只是想找到事情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让更多的有问题家庭看到这个杀人案件的真相，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确实，作为受害者而言，难以原谅对方是很自然的。但是对于加害者与社会来说，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反省”，而不是加害者的后悔与自我伤害。

精神疾病患者并不可怕，只要有治疗病情都能获得良好控治。给予友善的对待，能促进患者心理健康的改善。

每个人都处于同等地位，并享有等有相同权力，就算是受害者家属也需要获得尊重。

维持适当的共情距离，形成良好的社会制约作用，才能发挥最大的善意。

换个视角，就能从中发现未曾觉察的理解与宽容。

文： Annie

责任编辑：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