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acan心理
来源：拉康心理（ID ：Lacan-psy）
2000年秋，麦吉尔大学的科迈儿教授应邀参加了由国际抑郁与焦虑共识团体组织的两个费用全包的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日本京都，第二次会议在巴厘岛。
该会议的赞助资金来源于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旗下的一个教育基金。
组织方给科迈儿送来一张价值一万美金的头等舱机票，并安排其入住了超豪华的酒店。
“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场面”，科迈儿感叹道。
然而，会议过程中科迈儿却心生疑窦，“他们没有试图向我们推销药品，只是有兴趣了解我们在文化如何塑造疾病体验这个方面有些什么见解”。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称为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一类新型抗抑郁药物成为当时的特效药。
从为各制药公司创造的利润来看，它们简直是奇迹。
单是1990年，SSRIs的销售就增长了18%，总计超过130亿美元。
然而，那些最畅销的SSRIs药物没有任何一种在日本上市。
是何原因让这些制药巨头如此反常地小心谨慎？
显然并非日本人回避西药。
当时拥有百忧解的礼来制药公司，在SSRIs药物市场角逐中位于全球领先地位，却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决定不去争夺日本市场，因为该公司的高层认为，日本人不会接受这种药。
更准确的说，日本人不会接受这种疾病。
“这些人的抑郁的态度是很消极的”。
她所指的，是日本人对于抑郁在本质上就和西方人有着不同的理解。
这种理解使得日本几乎不会有多少人愿意服用和此病相关的药物。
相应的，心理咨询在日本几乎不存在。
对于那一小部分被诊断出严重心理疾病的人，长期住院是常见的做法。
平均来说他们在日本的精神科医院都会住上超过一年时间，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10天。
因此，尽管在日本有一个关于抑郁的精神医学术语：忧病，但它形容的其实是一种和精神分裂症一样长期且令人绝望的精神疾患。
在京都的这次会议上，科迈儿开始明白葛兰素史克公司对文化塑造疾病体验的强烈兴趣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的目标是要从最根本的层面去影响日本对悲伤和抑郁的理解。
换句话说，他们在学习如何将一种疾病营销出去。
为了尽可能地转变日本公众对抑郁的意义的看法，葛兰素史克需要深刻复杂地理解这些信念原本是如何形成的。
科迈儿慢慢明白，这就是为何该公司邀请他和他的同行们来到京都，并待以皇室般礼遇的原因。葛兰素史克需要他们的帮助来解决一个文化上的难题——这难题价值数十亿美金。
会议过程中，日本的田岛教授详细叙述了日本的精神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在该国整体医药卫生组织架构中的位置关系是怎样的。
他报告说，精神医疗服务当下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日本民众对情感障碍、抑郁的担忧，对高自杀率需要社会关注的渴望都在迅猛增加。
同时他也观察记录到抑郁症的西方观点和症状清单——拜DSM在这个专业的影响所赐——是如何在年青一代日本医生、精神科医师当中日渐站稳脚跟。
“日本的精神医学正在经历一段重大的改变”，他总结道。
这种改变对于葛兰素史克无疑是个好消息。
会议的第二天，轮到科迈儿教授发言。
他告诉这些学者和制药公司的代表们，不同的文化对于抑郁的存在状态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形容和理解。
一个尼日利亚男子可能体验到抑郁在其文化中的特定形态，并将它形容为脑袋里有火爆的感觉。一个中国农民则可能只说肩膀痛或者肚子痛。印度人可能会说自己损失了精液，或者心往下沉，或觉得燥热。而韩国人也许会告诉你他有“火病”，就是觉得肚子里面有烧灼感。来自伊朗的人或许会感觉胸口闷。而印第安人也许会用孤独的近义词来形容抑郁的感受。
科迈儿观察到，类似抑郁的状态，不同文化常常在他称为“解释模型”的方面有所不同。
简而言之，这些信念，无论是关于一种疾病（如抑郁）的原因还是症状亦或疾病的过程，一般都是能自我应验的。
正是这些解释模型在病患的头脑中制造出带有文化期待的疾病体验。
科迈儿警告在座的学者们，如是种种差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尤其是当临床工作者或研究者使用来自DSM对抑郁诊断的症状清单的时候。
科迈儿记录了一些在美国医生看来可以被归类为抑郁的感受和症状，而在其他文化里面常常会被看作类似一种“良心道德”的东西。
科迈儿论证道，如果我们用一刀切的方法来看待世界上各种抑郁的感受，我们就可能会掩盖这些体验所暗示的社会意义和回应。
从全世界范围看，西方概念中的抑郁——特别是美国人的这种，在文化上是最特殊的。
科迈儿告诉与会者，美国人在这两点上非常特殊：他们既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情绪和难过的感受，又非常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
由于其他文化的人们通常以社会和道德的意义来解读内心的痛苦，他们寻求慰藉的来源通常只会是家庭成员或族群里面的长者或精神领袖。
在超出自己的社会圈子范围之外寻求医生或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的帮助，在这些文化传统下是无法理解的。
基于这次报告所撰写的论文中，科迈儿教授告诫道：
抑郁和焦虑的临床症状作为一种功能性的表现，不只是来自病人的种族文化背景，也来自于他们所处的医疗服务系统，以及他们在媒体中接触到的诊断分类和概念，与家人、朋友和医生之间的对话。精神医学本身就是国际性亚文化的一部分——可是它喜欢把自己的分类标签强加于整个世界，即便有时并不符合当地的情况且从未完全抓住病人的体验和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