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一直注重艺术与创造力，而精神分析对于各类文艺创作和作品的影响也是广泛深远的。但是我们说在精神分析的内部，对于艺术在其理论结构当中所处的位置，其实也是在变化的。
在经典的框架当中，艺术被理解成为一种成熟的防御机制，这样理解的背景是基于对精神结构的冲突本质的理解。艺术代表的是更成熟的、更自由地防御机制，使得个体能够更为巧妙地周旋于现实与内在需要之间，以合乎现实的方式来满足个体的内在需要。
在经典精神分析框架对于艺术的这样一个论述背后，是这么一个潜在假设，就是说我们的精神世界和外在的客观现实世界是一种对立冲突的关系。经典的精神分析框架当中的很多理念也就是围绕这个假设，包括驱力、防御机制、对于精神疾病的理解等等。
虽然弗洛伊德一直想要把精神分析变成像是物理学一样客观的科学，但是如同科胡特在超越经典精神分析驱力框架，同时发展出自体视角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感叹到的，这种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二分的框架，并非是一个不必要去触及的预设。
同样这也出现在温尼科特对于母婴关系的看法当中，即如何去理解所谓的“一个”精神结构。在温尼科特这里，单独的脱离了母亲的婴儿并不能被毫无疑问地称之为“一个”精神结构。
再换句话来说，如同在心理学领域经常被争论的先天与后天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应该为为自己负责（先天意味着没有什么余地，而后天则可以），但是先天和后天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的。
但以上所有的这些，如果我们都把它们看作是对于独特的我们和普遍之存在之间试图去建立关系的一种隐喻，也就是说以上的各种论述和意图，其实都是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去和普遍之存在建立关系的努力（只是有一些是“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关系”，另一些则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比预想的更多一点”，本质上都是“存在关系”的隐喻），那么经典框架下的精神分析中关于艺术、创造的隐喻，便像是用艺术和创造来离开母体，其潜在的含义是在说“我看到你你，但是我不同于你”。
精神分析总体来说，不曾真正地回避过这种本质联系，只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理论、技术作为隐喻，展现这种本质联系。
这种“我和你”之间的潜在本质联系是隐而不发的，这种隐含的联系，在经典的精神分析框架当中，通过我们称述“防御机制”以及“成熟”，被表达出来。但侧重点在于表达这种本质联系当中的分别，也就是首先是一种“防御”，其次是“成熟”。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本质联系之中，艺术和创造是功用性的，并不是出于这种本质联系的要求，而是出于“防御”的要求。在这里，“我和你”的关系是被反向表达的，我们可以通过想象一种“反向认同”来理解这一点。也就是说，通过“防御”的隐喻，来呈现出这种关注点、视野。我们的关注点和视野决定了我们自身的存在。
而到了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以及温尼科特的过渡性理论当中，随着上述提到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二分关系得到反思和意识，艺术和创造的隐喻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在经历了共生的过程，分离的过程后，在此要求发展出一种超越的关系。这是在人们脱离了传统的、未经考验的价值框架之后（上帝已死），再试图“创造”（而不是回去）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和这个世界有关联的框架的努力。
这种超越的关系，之所以称之为超越，并不是因为他的彼岸性，不然我们就应该称之为“倒退”。称之为“超越”，是因其超越了内在外在的既有框架、超越了此岸和彼岸之分而建立的一种深刻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切身的、统合的情感，在温尼科特那里，是过渡性理论的隐喻，在科胡特那里，是自体视角的隐喻。两者都是一种统整性之下的“凝视”。
在这里分别从科胡特和温尼科特两人对于艺术及创造（温尼科特的游戏、科胡特的天赋技能也包含这个含义）的案例当中来说明这种变化。
温尼科特的例子：
温尼科特在《在孩童成长中母亲与家人所扮演的镜子角色》一文中，使用了镜子、镜子中的脸这样的一个形象比喻。在这篇文章当中，温尼科特强调了母亲的脸，对于个体情绪成长的重要性。
为了说明这个镜子中的脸，温尼科特举例了英国画家弗朗西斯 · 培根。这位画家以刻画抽象肖像闻名，温尼科特形容培根“一而再、再而三地意味深长地刻画被扭曲的人脸”。而他是“在母亲的脸上看见自己，可是又对自己或母亲做点扭曲，让他自己跟我们都为之抓狂”。
培根自己对此的解读是，“我创作过很多自画像，只因我身边的人们有如流萤般悄然逝去，除了自己，我根本无人可画”。
我想温尼科特所想要表达的，是这种“创造性地凝视自己”。这在培根身上，就是他的艺术创作，只是他非常明确地知道这一点。
温尼科特认为培根极力地想让人看见，这是“有创造力的注视的基础”。这种看见源自于早期的母婴关系，而在这里，母亲的脸庞像是镜子一般的凝视是很重要的。
婴儿通过母亲的脸庞的反应，来确认自身的存在，如果婴儿一直看不见母亲的脸庞，那么就意味着婴儿也难以存在，留存的只是一堆无法统整的生理运动倾向，他们的生命力以及日后我们称之为创造力的东西就会萎缩。这并不是说婴儿看不到母亲的脸便会死去，而是可能能够活下来，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却难以存在。
温尼科特形容这个阶段是深度认同的，并用“抱持”、“照顾”、“提供客体”等概念来形容这个深度认同的环境母亲所包含的内容。
但我们不要误解，我们不能把环境母亲单独拆开来看，就如同深度认同之“深度”所强调的一样，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环境母亲和婴儿等同，也就如深度认同之“认同”所暗示的那样。温尼科特这样说：“母亲看着小婴儿，她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全凭她看到了什么而定”。
温尼科特创造的过渡性空间概念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论述的一个背景。因为深度认同营造的“幻觉”，也就是小婴儿从母亲的脸庞中，镜子般地看到了自己的脸，但是在自己和母亲终究是两个主体，因而这种镜子般的“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幻觉”。但是这种“幻觉”会变成一种文化，也就是个人的或者集体的共同深信的价值，一种充足的意义，而不是沦为一种精神疾病被排除出我们的理解，便是需要在过渡性空间当中完成这一过程。
换句话说，需要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既不是确定无误的现实，又不是虚无缥缈的幻境；需要这么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即是我创造出来的，又是早在创造之前便属于这个世界的。前者就是过渡性空间，后这便是过渡性客体。
而这种过渡性现象，并不是我们能够切实之处的处在某个地方、某个坐标系、某个生理区块的“实存”地点，或者说是某个有形对象，这个存在指的就是人性、创造性。
在温尼科特这里，便是游戏，游戏也就是这种凝视。再次强调，这种存在也不是日常意义上所说的存活，而是一种自体以自身为目的的统整性，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一种和世界的深刻关系，世界和自己分别，但同时又是联结的。
回到培根身上，他对于“自己”的不断地、扭曲地刻画，便是以一种刻意远离现实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母亲脸庞中的自己/自己眼中的母亲，他的自我之创造力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意志。这来自培根及其深爱的人。
培根在自己的爱人逝去后，创作的一系列巨幅《黑色三联作》自画像，在自画像中捕捉爱人的影子，以此表达他对于爱人的自责和悲痛。
创作者在创作中，有时候会被一种强大的“灵感”吸引甚至吞噬。这种灵感一方面可以说是来自自身，但是它又不完全属于创作者自己，以至于有时候创作者感觉自己被推着走，作品只是借助于自身呈现出来一样。
而这种“灵感”，如果失控，那么就可能呈现出我们通俗意义上的精神病性症状。背后的动力是个体无法从早期的这种深度认同关系中独立出来，形成属于自己的边界。
因此，个体可能要避免被“灵感”吞噬，从而使用一些成瘾性物质，在动力意义上面便是试图摆脱这种吞噬，从而使得“灵感”能够成型。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这种“灵感”伴随着创造力的生命力一同被关进一个与其他精神结构隔绝的密室中，避免这种危险。类似于解离，同样我们也会在这样的生命过程中看到成瘾的影子，即使不是明显的非法成瘾物。以上这些都不是艺术或者说是游戏的范畴了。
在培根这里，这种对于“灵感”的“凝视”，便是温尼科特所说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刻意远离的扭曲人脸”。这是一种“无人可画”的“人”，这是“不是自己”的“自己”，这便是培根关于其自身和世界之关系的隐喻，或者说这些便是培根的过渡性客体。
培根死死抓住的是直视自己存在的表达，在这一系列模糊的表达中，拉开与现实的距离，让不成形的东西在自己的直视下渐渐成形。
这种不成形所含的艺术及创造成分，也是温尼科特所特别强调的。温尼科特在《玩游戏——创造性活动与自我追寻》当中，以一个女性病人的案例举例，在精神分析的“游戏”过程中，只有在一个还未成形的、不确定的中间地带，创造力才有可能发生。
这个女性病人在长时间的分析当中，和温尼科特一起投入了足够多的真诚和意志，让不成形的部分，在以精神分析为名的游戏实践中以它自己的样子浮现出来。
温尼科特感叹，还好自己没有过早地诠释，抢夺了属于这个未成形部分的创造力。
而由此我们可以来看，当艺术家们被问及他们的艺术表达了什么、隐含着什么意蕴的时候，秉持着“凝视”的回答想必便是什么都没有，除了作品自身的沉默无语，什么也回答不了。
培根也是如此，每当他被请求讲解自己的作品时，他总是沉默寡言，强调自己的画作没有表达任何意思。（在这个层面，我们要求“看懂”某个艺术作品，本身便是摧毁其自身的要求）
温尼科特所说的过渡性空间和过渡性客体会随着成长慢慢地变得不重要（科胡特也特别指出他的一个自恋障碍个案M先生，也有类似重要的表述，即“它们没有消失，只是变得不重要”），因为这浸润与共同的文化现实中去了，而在培根这里，强大的意志和天才的创造性，是的这种文化以其独创性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
虽画的都是培根自己，但同时也都是世人，是那个镜子般的母亲脸庞，而比现实中的每一个人、乃至培根自己现实中的母亲更为真实。这种纯度的艺术性和创造性，我们通常称之为艺术，一种特殊的重复。
温尼科特认为这样的艺术和创造的隐喻，也存在与精神分析当中，这边是精神分析对于语言的使用，这就像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性游戏。即精神分析本身，通过言说无法言说之物（画无人可画之人），凝视这种自己和母亲脸庞之样貌，创造自身以及创造母亲。
因此，并非是艺术、创造和游戏巧妙地达成了内在欲望在现实中的满足，避免了直接冲突；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凝视，隐喻个体与世界的关系。
科胡特的例子：
在科胡特这里，艺术与创造位于自体的统整视角之中。科胡特在建立自体心理学框架的时候，他认为一个必要的工作便是重新理解关于分析结束的标准，这个新的结案标准把艺术和创造放在了自体的核心位置。
科胡特从经典框架中对于阻抗、潜意识修通的重视地位展开。基于这些维度对于结案的评估，很显然在经典框架当中是很重要的，也存在着诸如“逃入健康”这样的对于被分析者转变的理解。
科胡特对于防御、阻抗这些概念的中心位置的态度转变，开始于其对结案标准的探索。
在《自体的重建》当中，他把基于原发自恋结构缺陷引发的精神结构做了一个区分：原发自恋结构，也就是最为古老原始的自体受到损伤（可与温尼科特理论中，婴儿在非常早期，需要母亲深度认同时遭受的有欠缺或者抱持环境），这是一切精神结构障碍的根源；在此之上，原发自恋结构缺陷造成的影响是“广泛散布”的，并可能会引发两种次发结构，一种为防御结构，另一种为代偿结构。
防卫结构指的是这一组结构其目的为掩盖自体结构的缺陷；代偿结构所指称的结构，除了掩盖自体结构缺陷外，还代偿其缺陷。后者的一个常见的情形是，表现癖、企图心的区域呈现为结构缺陷的状态，而通过理想的追求所提供的自尊来进行代偿。
进一步，科胡特认为，自恋型人格疾患的结案取决于完成两个特定任务中的任何一项：原发自体缺陷在分析中被穿透暴露，并且通过转变内化作用被填补；代偿结构在功能上变得更可靠，被分析者对代偿结构与原发自体缺陷之关系获得一种了解和掌控。
来看前一种次发结构。防御结构，其本质是一种“假活力”。源于早期在自体需要得到充分镜映而确立自身之存在的阶段（深度认同阶段）缺乏回应，导致自体存在受到威胁，进而试图通过性欲的（基于身体满足的一种退行）与夸大的幻想来克服这种孤独和忧郁——科胡特用夸大自体来理解这种性欲化的表现以及自恋幻想和要求（温尼科特这里则描述为过渡性客体建立失败、主观客体无法幸存，随之而来的偏执分裂，这里借用了克莱因的理论）。
这种过度热情、过度兴奋的状态，如果不能经由在青少年时期建立有意义的、深刻的人际关系，进而启动这个时期在真实人际关系中的转变内化作用，那么就有可能转变成为浪漫的文化和艺术“狂热献身”（如美学、宗教等）。并且在成年后，这种结构并不会退回到人格背景中，并与人格其他部分整合，而成为以某种“假活力”实则是防御机构的形式，作为摆脱这种持续的忧郁与空虚的唯一方法。
这个经典框架的“逃入健康”并不相同，在经典框架中，“逃入健康”在某种层面上来说还是具有“创造性”的，其背后是从原发自恋结构缺陷之大背景中凸显出来的具体的、特殊的困难——内在冲突。
当然之所以被凸显成为症状，有原发自恋在强度上的推波助澜，但此时更有意义的是着眼于这种凸显的独特性。而代偿结构的建立对于经典框架视角下的个案来说，本身并不是问题，而是在你要打一个绳结的之前，得要先解开之前绑住的绳结。而在有必要着眼于广泛散布的原发自恋结构缺损的相关问题上，个案可能手上连绳子都没有。
科胡特例举了一个M先生的案例。
M先生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作家，在结婚六年后妻子离开自己，之后前来寻求分析。表面上是因为M先生想要找出婚姻失败的原因，但科胡特描述内在的真正原因是M先生的自体受到严重的自尊困扰和深刻的内在空虚感，这是一种原发自体结构的缺陷，自体有一种慢性脆弱化的趋向，以及出现暂时碎裂的倾向。
其通过有时候幻想、并有时候实施对于女人的虐待控制，譬如把她们绑起来，来克服这种内在的虚弱感。他的已经离婚的妻子用“病态”形容这种情形。
科胡特认为这一部分是防御结构。源自于自体发展早期源自于母亲（环境母亲）的镜映缺失，造成的健康表现癖的受损，因此表现为这种带有浓厚夸大自体自恋色彩的“病态”力量感的展现要求。这种自体受损造成的夸大自体的表现癖，很可能深刻地影响到了M先生的婚姻关系中的方方面面。
另一部分则源自于理想化父亲的缺失。就像前面所说的，当自体一极受创时，通常自体内在的动力会寻找另一个出口，建立起自身的意义，理想化自体客体通常扮演这个位置角色。而在M先生身上，这一点也失败了。
当夸大自体的强烈刺激汹涌而来，而这一极的自体结构又未能有足够的强度去中和这种自恋要求的时候，M先生就会因为在工作中伴随着创造力、想象力而来体验到紧张，然后这种紧张要不就会压抑他的想象力（变得平庸），要不就完全终止了工作。M先生会抱怨在进行专栏写作时，总是有一种模糊的感受表达。
而科胡特在M先生的分析中，并没有强调原发自恋结构的完全修通，通常这是经典框架当中追寻的结案目标，而是把分析目标放在了代偿结构的建立和巩固。
而且因为在自体视角下，以俄狄浦斯冲突为核心的经典框架，可以被看做是自体障碍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这种对于代偿结构的核心态度可以说并不局限于自恋障碍的分析，自体存在之根本背景。有趣的是，科胡特在此仍使用“代偿”这样的术语，这也可以从中窥探到这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家脱离经典框架所下的决心。
科胡特通过借用想象中M先生自己之口，表达了这样做的理由：
“但我也知道，只依靠处理我对父亲的失望，我不能在男性的理想、工作，与创造力领域中达成这样的关键进步。一些自体的根本稳固，在我能够处理父亲对我的理想化之拒绝前，首先必须在分析中完成……
换句话说，这个初步的任务聚焦于发展的较早期，而它所牵连的创伤是关于当我还是很小的孩子时，母亲对我的回应——她对我的接纳与赞同……但这个部分的未完成，不同于面对理想化父亲影像的修通过程之未完成……
我感觉这样的层面是我们无法处理的，因为在我之中的某种健康本能会防止我退化到古老经验之中，而这可能造成自体或许无法治疗的崩溃。而且即使我们能够，我们也不需处理这些层面；因为如今我人各种有稳定功能的部门，与我自体的维持都已经稳固。”
接着，科胡特通过M先生在结案阶段（其实某些内容从结案前一年多就开始浮现）的三段经历，说明理想化自体客体以及孪生自体客体建立的核心重要性。
M先生一直尝试自己不擅长的小提琴，而在结案阶段的末尾，其购买了一把昂贵的小提琴，但很快地他就放弃了这个兴趣的投入。小提琴是M先生夸大自体表现癖的象征，通过小提琴的演奏，M先生体验到夸大自体被关注、被瞩目的满足。但因为这并不是M先生真正擅长的，因此在结案阶段，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被适当的满足。
M先生和一个朋友的儿子之间的关系： M先生喜欢和朋友的儿子相处，两人关系不错，但是M先生对于这段关系迷惑。
这并非经典框架当中的同性恋倾向，而是M先生无法认同自己在男孩眼中的理想化形象。而打破这一局面的变化，发生在一次两人的外出游玩经历中。
在一次两人去棒球场观看比赛的过程中，M先生遇到了自己的前女友，而M先生一开始避免碰到她并与之打招呼，根据他后面自己的理解，是因为怕自己转向前女友后，会终止对于这个男孩的全部注意力，从而让这个孩子受伤。
但最终M先生还是和前女友打了招呼，并且焦虑地观察者男孩的反应，就如同M先生还是孩子的时候，焦虑地观察母亲的面部表情一样（还记得温尼科特形容母亲镜子般的脸庞么）。
而当他发现，男孩根本未受困扰，他随即感到了不可胜数的欢乐。M先生意识到，在和这个男孩的关系中，他能够开始逐渐扮演父亲的角色，也就是能够允许这个男孩理想化自己。
在这里，理想化自体客体之色彩的退却，或者说转变内化，逐步让位于客体爱，形成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超我结构。这种变化基于前一部分象征的，夸大自体之激活和部分巩固。这也就是温尼科特所说的，道德源自于一种情感发展的成熟。
而最让科胡特重视的变化，是M先生在创作上的变化：和小男孩的关系，意味着M先生具备了能够被安全地当做理想化自体客体的经验，这让M先生更进一步能够发展出创造性的部分，M先生执行了一直以来受阻的计划——创办一所写作学校。
这种创造性的部分，不光是经典精神分析框架当中的作为一种协调中和机制，而是自体的福祉，是自体的重建。科胡特形容，“这是他为了自体的重建，而决心认真地执行最后步骤的展现”。
这里不能仅从经典框架当中，对于竞争、占有等俄狄浦斯色彩的任务出发去理解，科胡特认为这是“动员其所有的力量，以追求意向困难的任务”。
这个占有、竞争以及胜败无关，至少从这个层面理解是不足够的；这就如同温尼科特描述的弗朗西斯培根一样，是一种对于全部的自身的“凝视”，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把其全部呈现出来。
在科胡特这里，这就是重建，是自体内在本质的要求，要求动员所有力量建成一个新的结构，并且外化到现实中来。
这种“动员所有力量”的重建，使得M先生成为了这个写作学校的一部分（在这里，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关系，在创造中相遇结合了）。
M先生将他擅长的——把一种原发过程模糊的意向，使用次发过程之语言工具，进行精确地表达——即写作的能力，教会给他的学生，这些学生代表的是M先生自己的儿童期，而那时他对于文字的天分仍未开发（模糊感觉的阻碍）。
同时，如同和之前所说的那个男孩的关系类似，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M先生展现出的热诚，以及作为老师所贡献的灵感，则是M先生带有理想色彩的超我结构的外化。
科胡特认为，这样与理想、自体特定的形式（技能、天赋）相伴的组织，便可以称得上为自体之重建。M先生自己描述，这是一种“稳定的能量流”。
不论是在温尼科特，还是在科胡特，创造、艺术、游戏、天赋并不仅仅是和外在律令进行谈判的工具，而是自体本身。
在对我们的精神世界的理解过程中，察者和被观察者二分的隐喻，已经如同地心说一般被取代了。
取而代之的并不是另一种外在的智识，外在的非我律令已经不复存在，这意味着主体与主观客体之关系在选择发展的路口，自体与自体客体之关系也在选择发展的路口：是把艺术、创造献于已经倒下的外在律令，或是与统整性相悖的成瘾与解离、异化，还是把这一切归还于自体本身。
换句话说，是充盈我们的过渡性空间，重建我们的自体，还是把意义和价值从其中抽离，还原成“客观平等之物”。这个主题好像已经显现在精神疾病近来的变化趋势之中，也显现在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以上是作为一些初步的“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