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质疑贾玲消费她母亲。但在我翻找了网络上贾玲的很多采访后发现：
她的状况更像是一个无法走出“母亲去世”创伤的人，在不由控制地不断重复母亲去世的痛苦记忆，类似我们常说的“闪回”。
在一次综艺节目中，当她再次提起妈妈，哭完以后连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直言：“为什么要聊这个？”
有很多明星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已故的家人，但很少有谁像贾玲一样，在那么多的采访中反复提及她对母亲的思念以及表达痛苦之情。
对于她来说，反复向大众描述母亲去世时的细节更像是一种强迫性重复，同时伴随强烈的自责、内疚和遗憾。
然而，也在这种不断的诉说和表演中，她内心积聚的痛苦才能得以释放。
要想读懂贾玲和她的“李焕英”，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母亲已经去世20年，贾玲的痛苦依然那么强烈、难以释怀？
没有你，我根本就不完整
贾玲曾在《非常静距离》中说，一提到母亲不在了就感觉自己的人生根本就不完整，“我这辈子都不会快乐”。甚至还有过“为什么我不去陪她”的想法。
在贾玲看来，自己同母亲才是一个整体，母亲的快乐也是自己的快乐，母亲再也无法快乐了，那么也意味着自己也不会快乐。
这样的想法充分说明一件事：贾玲与她的母亲的关系依然是一种“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最初反映的是母亲与胎儿的关系。母亲与胎儿是两个人，但好像又是一个人，因为胎儿需要通过脐带从母亲那里汲取生存的营养，母亲也要通过胎儿的生存来获得精神上的升华，这种既独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共生关系。
随着胎儿出生，与母体分离，先是靠母乳喂养，渐渐地独立出来，靠自己吃饭来成长，同时对母亲的情感依赖也逐渐减少，直到形成个人身份的完整性和独立感。
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把这个从共生到独立的过程称之为“分离-个体化”。
如果这个“分离-个体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就会在未来的成长中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过多的分离焦虑。
而这种焦虑也充分地体现在了电影《你好，李焕英》中，有观众就这一点质疑了电影的三观：
电影里，为了改变母亲的命运，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存权来帮助母亲嫁给别的男人，从而改变她的命运，的确是在表达女儿想要给母亲当妈，为母亲的人生负责。
这样的价值观的确不值得提倡，但大多数观众却不由地对贾玲报以宽容，最重要的原因是：
这不是她刻意营造的三观，而是她自己与母亲关系的自然表达，尽管这种关系不够健康。
给予你快乐和痛苦的，常常是同一件事。
贾玲与母亲的“不分你我”带给彼此无尽的依赖与快乐，当母亲骤然离世，这种依赖也让贾玲无法从痛苦中走出来，成为她二十年来获得真正幸福的羁绊。
19岁，是特别的一年
电影《你好，李焕英》中有一个情节，沈腾饰演的沈光临问贾晓玲，“李焕英喜欢什么样的人”，贾晓玲说，“英子喜欢幽默的人，特别喜欢别人逗她开心”。
在电影里，贾晓玲为了让她母亲高兴，上台唱二人转。现实中，贾玲因母亲而选择学习喜剧。
当贾玲考上中戏，学校给家里打来电话问李焕英，孩子要上戏剧表演还是喜剧表演，由于李焕英的口音问题，贾玲最终上了喜剧表演专业。
上了大学才一个月，李焕英就因意外去世，那一年，贾玲刚好19岁。
人的一生都在努力满足自己的两种需求，一种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种是与他人融合，同时在这两种需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而18、19岁，正是探索这两种平衡的关键时刻，因为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第一次要远离父母，背起行囊开始独立生活的起点。
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过渡期，常常是充满艰难的。
尤其对于贾玲来说，母亲此时的突然离世，让本来一个即将开始的独立过程被彻底打断和剥夺。
丧失至亲的痛苦也让她失去了想要独立的力量，悲伤、愧疚、遗憾成为她内心无法释怀的心结。
有些执念会化为成功的动力。
我记得电影中有一幕，有人问年轻时的李焕英，“你表妹（贾晓玲）来这里是干嘛的？”，李焕英说，“她呀，是来让我高兴的”。
贾玲在采访中也提到，不知道为什么，她和妈妈都以周围的人开心来作为己任，尽管她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性格。
不论是贾玲自己，还是李焕英，她们的生活都包含一个很大的成分：“为重要他人而活”或者“为了重要目标而活”。
贾玲视母亲为自己的一部分，某些程度上，是在为母亲而活；同时，由于家庭的贫困，“有一天让妈妈过上好日子”也成为她重要的人生目标。
当母亲去世，这些信念轰然倒塌，让母亲高兴、让母亲过上好的物质生活，这些执念也只好在电影中实现了。
真诚但不真实
今年的贺岁档，贾玲带着她的“李焕英”征服了观众，不仅征服了观众的钱袋子，更征服了观众的眼泪。尽管票房直冲50亿、豆瓣好评8.1分，但依然有人表达了不同的感受：
当我看完电影，的确也有类似的体会，很感动很催泪，但却总觉得哪里缺了点什么，正如上面这位观众所比喻的，像喝了味道不错的酒但是后劲不足的感觉。
有的人说，《你好，李焕英》更像一个小品，但我觉得，与其说像小品，不如说更像一个自我疗愈的心理剧。
心理剧是由J.R. Moreno最初创立的一种团体心理治疗方式。
在心理剧中，参与者们被邀请重新演出一些意义重大的生活事件或体验。当一个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演出他内心的真实世界时，就会用新的具有创造性的方法掌控和应对那些压力事件甚至是创伤性事件。
而《你好，李焕英》电影的表演和拍摄就好比是一个超级VIP心理剧。
在心理剧里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叫做”附加现实“，就是让参与者在重新演出过去的生活事件或创伤事件时，演出一些尚未发生过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表演者把一些过去的未竟之事得以完成，或者在表演的过程中找到更好应对现实的方法，将心中积聚的情绪释放出来。
你可以看到贾玲在《你好，李焕英》中，给自己设置了大量的场景，让自己完成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实现的“未竟之事”：
在母亲出意外后守在病床前陪伴她；
让母亲看一场自己的表演；
给自己的母亲买敞篷车；
带着母亲去看鸟巢、水立方……
当贾玲被问到为什么《你好，李焕英》已经拍成小品了，还要再拍成电影，贾玲的回复是，因为拍完小品后，她感觉自己好像释放了，好像从母亲去世的事情里走出来一些。
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这的确是一个足够真诚的故事，但由于这部电影太多自我疗愈的成分，也导致电影除了致敬、感动之外，缺乏很多真实性：
比如，为什么这么宽容的一个妈妈会让女主角为了面子而去做假证？
为什么电影前面，妈妈表现得很爱攀比、好面子，年轻时也喜欢跟同龄人比个高下，到最后的时候，却突然“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女主角的父亲到底做了什么，让女主穿越回去非要给妈妈换个老公？
这些存在矛盾的地方，恰恰是需要深入挖掘的部分。只有这样，这部电影才能从贾玲自己的故事升华到更高的教育问题、亲子关系，并且更真实、更有深度。
希望贾玲可以在自我疗愈的道路上，拍出更高水平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