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来源公众号：京师心理大学堂（ID：bnupsychology）
So we roll the dice, See where they may fall. —— The Whims of Fate
本文编译自 19 年 4 月《科学美国人》的一篇文章。
该文以「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为背景，认为被试，至少是欧美的被试，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去做一只专注自身利益的孤狼，而不是关注集体利益的群狮。
即使这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在疫情背景下，它给了我们启发，去回答这个问题：在公共卫生政策上，欧美采取集体行动为何如此困难？
01
共享合作还是独自解决
在做小组作业的时候，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每个人都积极分担任务，最后每个人都不用花太多工夫，就能很好地完成小组作业——但现实情况是，我们总能遇上这么些人，在小组作业中很不愿意出力。
结果要么是其他组员承担了多余任务，不出力的人轻松拿到分；要么是大家都敷衍完成，结果小组作业一团稀烂。
他们可能倒不是懒，或是有意造成麻烦。他们的理由很多时候是：我就是不喜欢做小组作业，大不了就是分数差点呗。
这其实反映了一种倾向：你有多愿意投入自己的资源 / 牺牲自己的权利，以换取集体与个人的更大收益？
是开私家车还是搭乘公共交通，是自己修田坝还是参与集资修大坝，是不接受管制还是自我隔离/戴口罩······各种社会选择都与这种倾向有关。
因此，研究人员设计了一款电脑游戏，来尽可能地模拟出一个情境，以测量不同人的这种倾向——在这个游戏中，学生们需要决定是一点都不投资集体，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渡过危机；还是相信其他人，积极投入，以保证群体收益的最大化。
02
检验是孤狼还是狮子的决策游戏
研究者将160名参与者分成40组，每组4人。
实验共进行10轮，每一轮中参与者会获得10个代币，他可以选择将任意金额的代币投入共享池中以实现集体目标，或是投入个人池以实现个人目标。剩下的代币他可以自行持有。
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进行结算，只有达成集体目标或个人目标，参与者才能够获得未投入的代币，作为奖励。
集体目标：每个小组的4名参与者在共享池中累积够160个代币。
个人目标：每个人不等，可能需要在个人池中累计40、50、60、70或80个代币。
很明显，最公平、最理想的方案是走集体目标路线，每个人给共享池投入40个代币，这样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剩余的60个代币了。
如果走个人目标路线的话，你需要投入至少 40 个代币，才能够获得奖励，相比于理想化的过程，这其实是存在资源损耗的。
个人目标路线的最高成本是每个参与者要使用100个代币中的80个，是集体目标路线所需的每人40个的两倍。
即便如此，仍然有15%的参与者是顽固的个人主义者。
他们选择投入80个代币来“单独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冒险地向一个共享池中贡献40分，即使他们能看到其他团体成员在共享池的投资数。
这些个人主义的行为使得每个小组平均每场浪费了45个代币，超过了他们集体“解决”问题所需的160分中的四分之一。
03
四种不同倾向的决策者
研究者划分了四类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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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义者：他们在共享池的投资超过了他们应投的份额（40 个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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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主义者：向共享池投资了他们的40个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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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者：只愿为个人池投入代币，而不愿投资给共享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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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者：在共享池中的投资不到40个代币，但依然靠利他主义者达成了目标；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讲，「搭便车」是一个个人收益最大化、最「自私」的策略，因此，研究者推断，搭便车的人可能最容易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一组游戏中，研究者允许参与者以最多五种次“同伴惩罚”来惩罚对方，每次惩罚减少惩罚者1个代币，但使被惩罚的人损失3个代币。
在惩罚范式中，不出所料的，利他主义者实施了最多的惩罚，但他们惩罚最多的目标是个人主义者。
与此同时，合作主义者与搭便车者几乎没有参与到「惩罚游戏」中。
实际上，惩罚个人主义者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举动，他们的倾向非常坚定，即使被惩罚，他们仍不愿意与其他人合作，对收益最敏感，最容易改变的搭便车者反而逃过一劫。
这让人不由得去思考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同伴惩罚到底有多大效果。
研究者认为，同伴惩罚在某种程度上有文化上的差异——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如果存在对团队参与的默认期望，惩罚会减少搭便车的行为。
然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惩罚并不影响单独行为。
这或许能解释在欧美国家——个体主义占主流的社会中——为什么很多民众在疫情期间抱有侥幸心理，不戴口罩出行、甚至开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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