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译者：许标
来源：许标的心理咨询空间（ID：psyche-space）
ON BALANCINGAPPROACHES TO PSYCHOTHERAPY: PRESCRIPTIVE PATTERNS OF ATTENTION,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关于心理治疗的平衡方法：注意、动机和人格的指导模式
回顾了不同治疗的指导维度。与此前在这方面的努力相比，回顾了许多来自心理学各个领域的实证和概念文献。这些文献强调来访者的特征，而不是特定疾病的特征。具体来说，个人和治疗之间的指导性匹配，要考虑有关社会性动机、注意风格和人格的聚合维度。这些维度，被整合到主体性和共融性的整体连续体的扩展定义中。健康的相对定义，也考虑到个体间主体性和共融性维度的平衡方面（灵活性），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指导方案转变的可能性方面。
受保罗里程碑式贡献的启发，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心理治疗研究领域试图确定，对特定类别的心理问题，最有效的治疗类型。然而，尽管做了大量的实验努力，引人注目的是，对指定特定形式的心理治疗，仍然缺乏可靠指南。
虽然认为，有几个因素解释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但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首先，寻找治疗师干预和来访者困扰之间的最佳匹配，少有概念模型指导。研究者通常只在不能识别两种或多种治疗的显著差异时，才寻找“来访者-治疗”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检验基于实证理论的先验预测。此外，虽然通常检验大量变量，但实际上，很少涉及改变过程中，对照治疗下的操作变量。毫不奇怪，基于这种事后“试探性调查”策略类型的偶然发现，很少得到重复。正如史密斯和西科莱斯特指出的，当试图去“发现”而不是预测相互作用时，很少“发现，而那些被发现的结果，被证明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是暂时的，或两者皆是。”
其次，研究者似乎经常在一个可能不够精确的决策层面，追求他们对“魔法子弹”的探索——借用药物治疗文献中的一个隐喻。虽然有值得注意的例外，但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明确界定治疗之间，或来访者之间的差异。相反，大量注意被投入到试图确定，最适合主要临床疾病（如抑郁症等）的理论取向（如心理动力学疗法）。
在本文中，提出了不同治疗指导的指南，同时，也试图有意避免此前努力的不足。因此，所提出的指南源于聚合概念模型，这些模型在人格、认知实验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等领域，得到了相当多的实证支持。与近期提议一致，这些模型的使用，说明了心理治疗的发展，如何从心理学基础研究的贡献中获益。此外，指导指南聚焦来访者的独特特质（而不是诸如情感障碍等整体对象)。在治疗的某些阶段，来访者的独特特质，可能更适合特定的治疗过程。我们假定，心理治疗主要取向(即心理动力学、认知行为和人本主义）的差异，会呈现在这些过程中。正如博伊特勒、肖哈姆·萨洛蒙和汉娜所建议的，我们试图描述，与来访者变量和治疗过程密切相关的一些改变机制。这些改变机制，被认为是不同心理治疗方法的基础。
注意、动机和人格的连续体模型
一个多世纪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已经促成了该学科的日益专业化。例如，人格、精神病理学或健康心理学等领域，通常解决相似问题。但此前它们相对独立，缺少共同语言或交流的益处。尽管有此倾向，但少数研究者，多年来一直试图将这些不同的领域，整合到正常和功能失调过程的连续体模型中。例如，这些研究者包括夏皮罗关于神经质风格的研究，以及威特金、刘易斯和其他人关于场依存/场独立，与神经功能和精神病理功能关系的开创性观察。最近，布拉特提出了精神病理学的“依附型-内倾型”连续体概念；而博南诺和辛格提出了一种将人格，与心理生理学和精神病理学过程相结合的平衡性健康模型。大量令人关注的方法——关于聚焦自我关注在功能失调中的作用——也出现了。在本文中，我们将继续在这方面，回顾关于注意、动机和人格，作为心理治疗计划指导指标的交叉文献。
动机：主体性和共融性
人类动机是一个广泛和多面的主题，它可能包含一套特定的普遍动机，这些动机在意识经验外起作用，或者是一套不同的期望、计划，或个人持续存在的当前关注点。因为本文强调了心理治疗的指导方法，和个体差异与其相容性，我们会考虑两种广泛相关的动机性关注：一方面，是体验亲密和亲近，以及维持对他人依恋的固有需求；另一方面，为个人成就、自我控制和个性化而做的努力。这两种动机性关注，包含我们人类经验的重要部分，并可以指导，对独特个人的特定干预模式的方案。这两个对比维度的体现，出现在整个心理学历史上：从弗洛伊德最初将生活的主要任务，认定为“爱和工作”，到独特性和融合性的扩展概念，或活动性和嵌入性，或“自主性-齐性”；到它们更当代的操作化定义为掌控和亲密，精神病理学的“依附型-内倾型”结构，或抑郁症的社会性依赖和自主性。在巴坎的开创性回顾中，这两个维度包含的本质，被恰当地概括为对主体性和共融性的自然努力。主体性是自我保护、掌控与个人独特性和能力表达的需求；而共融性，反映与主体固有的孤独抗争，以及归属他人和与他人分享的积极部分。
“主体性-共融性”区分的作用在于，它既描述了人类经验的不同特质，也描述了一种稳定的、类人格特质连续体的特质。例如，类“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部分的持久特质，很好地说明了传记体叙事。关于共融性的素质倾向，体现在最近一次对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的公开采访中。戴-刘易斯被称为“可能是同时代最优秀的银幕男演员”，也因“一个对角色投入太多心血，以至于经常置自己的健康于不顾的演员”而名声在外。在描述自己扮演他人人生的能力时，戴-刘易斯说道他有时可以：
看着一个人，透过那张脸，然后马上理解那是什么感受。对我来说，在公共场所走路或坐着时，我看到令我感兴趣的事实：或有某种外表，或以某种方式移动的身体。我有一种极大的渴望，想通过那个人的眼睛去看。从我坐着的位置，到处于那个人的身体中，是一种简单的转变。
这种自发性和共情性理解，与俄罗斯著名小说家、诺贝尔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回忆录中，描述的主体性导向的自我控制和独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本450页的回忆录岁月中，尽管索尔仁尼琴结过两次婚，但对这两段关系的描述都非常简短。他将自己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简要地描述为“我生活中紧张和不断变动的那一面，使我忽视了婚姻，让它溜走了，未予考虑。”不是引向或回应为他人，索尔仁尼琴提醒自己，“总花时间去思考!总先看看你的周围!”他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设法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在他与前妻的一次相遇中得到了展示。他描述那次相遇：“我立刻戴上了厌世冷漠的面具，直到我们分开。”这种自我控制，无疑对索尔仁尼琴的卓越成就至关重要。但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这也有代价，“即使我不再年轻，永远不要让孤独成为一个不屈的囚犯。我能够理解那些让依恋压倒责任的人。”
比较丹尼尔·戴-刘易斯和索尔仁尼琴，强调了这两个杰出人物相关的人格特质。然而，一个相似但更极端的模式，在低功能个体中也很明显。例如，考虑对恐怖主义行为的民事干预。有两种类型的恐怖分子。其中一种被视为“自恋型”，寻求关注，受外在满足驱使，当他们的行为，不能立即带来渴望的结果时，他们很容易倦怠，并且对谈判反应良好。另一种类型的恐怖分子，似乎更明显受到内心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驱使，而且往往愿意走极端，而不顾被卷入的他人后果。
这些模式表明，一个单一主体性和共融性素质的整体连续体，它与大量相关的行为和心理连续体交叉或一致。这些交叉连续体的范围，从对社会关系和与他人联结的细微差别，更显著敏感和关注的个体，到更显著聚焦和关注自身独立性、成就和自主性的个体。我们转向这一描述的下一个关注方面——关于人格和认知过程的相关文献。在回顾这些文献，努力为心理治疗提供一个指导框架中，我们扩展了“主体性-共融性”概念。
认知风格
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主体性和共融性人格特质这一广义概念，借鉴了关于认知风格的历史文献。例如，威特金和他的同事们对“场依存-场独立”维度，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得出了与“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相当一致的新兴描述。例如，场依存型的人，表现出更“依赖”视觉(非自我)环境，也更擅长使用环境线索。比如，随机学习社会刺激，并且更“社会化、合群、亲近导向”。相反，场独立型的人，表现出更聚焦身体线索（自我），也更擅长认知建构。比如，关注并重塑计划、内在想法和意象，似乎更“个人主义”，“对智力活动高度感兴趣”，以及“关注想法和原则，而不是关注人”。
当我们考虑路易斯对心理治疗会谈逐字稿——关于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的心理治疗患者——的研究时，这些模式与本文的指导性关注点更加相关。场依存型患者描述他们的生活时，经常提及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或别人对他们的反应，并提及“羞耻”情绪。场依存型患者的治疗师，倾向于描述一种依赖型“粘附性移情。如果我允许，他(患者)会来和我一起生活。”另一方面，场独立型患者，描述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这些行为的后果，表述为自我批评和“内疚”情绪。治疗师倾向于注意到，他们使用“疏离”和操纵，或试图控制治疗会谈。一个场独立型患者的行为，被解释为“坐在那，闭嘴，我会告诉你整件事是怎么回事。”
聚焦自我关注的连续体。早期的“场依存-场独立”概念，最近已经让位于更具体的研究——聚焦自我关注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为自我意识的素质表现。相较“场依赖-场独立”概念，聚焦自我关注和自我意识建构的优势之一，是它们允许明确区分这些行为实时的例子，和它们更一致的素质表现。首先，存在聚焦自我关注的状态，及其在日常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作用。任何激发自我评价的事件，如计划行为中断，或情感增强，都倾向于产生自我关注提高。反之，聚焦自我关注的提高，促进了自我相关信息和自我图式激活，并倾向于导致情感回应增加。当自我评价当前状态，与期望或渴望状态显著一致时，积极情绪可能就会产生。相反，消极情绪可能源自意识到，当前状态和渴望状态不一致。在后一种情况下，消极情感可能会引发持续聚焦自我，和旨在减少不一致的行为。同样，如果当前状态和渴望状态之间的差异太大，或者它所产生的消极情感变得过度和无法忍受，那么聚焦自我关注可能会被撤回或避免。这些同样正常的自我调节过程，似乎也能改善功能失调状态。例如，抑郁症被概念为：失败于或不能从聚焦自我关注中解脱出来。
第二，在聚焦自我的倾向上，似乎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通常称为自我意识的素质，由自我意识量表测量。它产生了两个可靠的分量表:公众自我意识和内在自我意识。在内在自我意识分量表得分高的人，倾向于聚焦关注自我内在方面，例如认知能力、情绪状态、欲望和意图，并且对瞬时情感状态更敏感。在公众自我意识分量表得分高的人，倾向于聚焦关注作为社会客体的自我，并关注自我如外表和社会印象的这些方面。这些方面都看得见，并能影响他人。当自我意识的公众和内在方面的区分受到质疑时，公众和内在自我意识量表产生了足够的区分效度，并证明分别与公众和内在聚焦自我关注的表现指标，有一致的相关性。
正如习惯聚焦自我关注，与功能失调的联系所预期的那样，自我意识也观察到类似的关系。有趣的是，自我意识的公众和内在维度，与不同类型功能失调状态的倾向有关。例如，内在自我，被发现与抑郁症状相关；公众自我意识，与焦虑和偏执相关。尽管有这些差异，重要的是强调自我意识的公众和内在方面，每一种都代表着关于主体自我的不同焦点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公众和内在自我意识概念化为：表征有关主体功能不同方面的关注点。
在这个相同的框架内，自我意识水平极低的人，可以被视为主要导向趋于共融极。一组被称为“压抑者”的人群，表现出暗含受限的自我意识，和较少频繁使用聚焦自我关注的加工习惯。虽然还没有直接测量压抑者的聚焦自我关注，但一些证据表明他们确实较少聚焦关注自我。在芬尼格斯坦、施尔和巴斯的内在自我意识量表，压抑者得分低，并与两种回避行为指标，以及自动激活的解离有关。这种风格的意义是，对自我关注的长期最小化，将伴随着一个相对贫乏的表征世界。例如，压抑者对情绪事件，显示出延迟和减少记忆，以及较少情绪事件的复合表征。此外，卢伯克西、克里茨-克里斯托夫和亚历山大，在近期对早期记忆、结构化访谈和心理治疗逐字稿的叙事分析中，发现了注意模式与共融性社会动机的一致性。卢伯克西等人推断，压抑者的叙事“倾向于较低的支配和竞争意愿，较高的获取情感意愿。”
更广阔的“主体-共融”连续体
为了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这些相同文献，博南诺和辛格提出了一个包容的人格框架，它扩展了“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包含正常认知过程的相互作用：趋于感知外部环境的导向(知觉认知)，和趋于加工内生刺激的导向(反思认知)。在这一观点中，就像“场依存-场独立”和“高-低”自我意识的概念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通常的人格差异，是由于一种加工方式较之另一种，相对强调而生的。在多数人身上，任何时候都可能观察到两种加工方式。此外，特定情境可能更明显地唤起一种加工方式，而不是另一种。例如，当一个人深夜沿着空旷的高速公路开车时，更可能聚焦关注内在，指向想法、感受和记忆。相反，当我们沉迷于一部电影或一场精彩的现场表演时，更容易“失去自我”，较少关注主体自我。构成“人格”的显著特质，也反映在以下事实，即：不同情境下，人们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一致的这些维度比例。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习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有些人，更容易被自我之外的世界吸引。因此，我们可以将人概念化为：在这些术语的扩展意义上，相对主体性或共融性。
在更极端的水平上，当连续体中的一极主导时，这些过程失去了调节能力，并显示出更多功能失调的模式。当人变得趋于人类体验主体极的极端导向时，通常是反思性、内在导向过程变得僵化和过度聚焦自我。意识被限制在狭窄的部分刺激中。极端的加工类型会产生更大的歪曲和误解(例如，将不明确的评论视为一种侮辱)，并导致更简化“图式驱动”，解释可获得的信息。例如，原本无害的信息，偏执性误解为威胁就说明了这点。另一方面，当个人极端聚焦人类体验的共融性方面时，通常是知觉的、外部导向的过程，会导致注意的反应性转移，及对外部情境作脱离主观意义的表层编码。这些过程，表明了低聚焦自我关注的必然结果，并说明了诸如临界反应和对外部环境的敏感。
气质与社会性抑制的连续体
这种“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的扩展观点表明，这些维度可能在人类终身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它们似乎与经常被引用的，在儿童早期发展中，影响气质的连续体相一致。这种影响，与对陌生事物的抑制和缺乏抑制有关。抑制和无抑制儿童的定义，部分取决于对陌生儿童害羞行为的程度，以及对陌生物体和情境的警觉程度。“抑制-无抑制”气质，在生命的前两年可测量，似乎是相当持久的。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抑制-无抑制”气质之间的相似性，以及本文迄今为回顾的维度，表明一种更包容的生物连续体。然而，该领域的研究者，对过早扩展这些数据持谨慎态度，指出成人模式可能类似，但不一定来源于被观察到的儿童气质模式。考虑到这种谨慎，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平行概念：抑制型儿童，和主要聚焦内在，较少关注对外在世界(包括其他人)作出反应的“成人”。同样地，相对无抑制儿童可能在气质上，与外向的、社交回应的成人相似。这类人表现出较少的自我觉察或自我意识。
总之，我们回顾了巴坎将主体性和共融性，作为人类体验基本特征的原始描述，并将它们的表现视为人格差异的类似特质连续体。我们注意到这个维度的动机方面，并回顾了几种认知和注意过程的交叉连续体。这些维度显示在表1的上半部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运用这种对“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的扩展描述，试图发展一种心理治疗的指导性探索。
连续体模型，精神病理学和治疗指导
来自不同心理学研究领域的聚合模型，有力地说明了体验的两个普遍极。一方面，有些人努力或独立和个性化。他们通常对环境刺激反应低，远离他人，并将注意聚焦于内在(身体线索，情绪，智力活动)。另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是被依恋需求引导，亲近他人。这些人对外界刺激反应强烈，特别是对人际情境反应强烈，他们倾向于避免聚焦自我和内在过程。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回顾的每个维度，可能会根据情境的特定需求而变化。然而，无论是在同一情境内，还是在不同情境间，也应该展示一致的个体差异。例如，我们假设，虽然心理治疗的早期会谈，可能共有一些显著特征，但来访者会在他们“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素质范围内，对这些早期会谈作出回应。趋于主体极导向的人，可能主要从警惕的内部参考框架，解释早期会谈。这样的来访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表达他们当下的抱怨。然而，他们最初也可能会表现出，不愿与治疗师建立亲近和亲密关系。相反，趋于共融极导向的人，可能对他们当前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对与治疗师的早期互动，可能有更多回应，更愿意参与。
基于这两种常见功能极，我们断定，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适合特定类型的干预。具体来说，我们预测有着强烈趋于主体极素质的来访者，会对有助于自我发现和/或自我控制的治疗类型，期待更多，并发现更有帮助。根据治疗师的取向和来访者当前问题，这种治疗可能包括一般治疗方法的不同形式，如探索隐含的情绪和意义、双椅技术、识别和挑战歪曲认知，或获取问题解决技能。虽然与不同的理论根源有关，但这些干预方法都聚焦来访者的内在功能;它们代表了直接和明确的尝试——通过增加来访者的自我理解，自我控制技能和自主性，促进自我的重要方面发展。前一节回顾的一些实证结果，支持这种指导性匹配。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测量为高内在自我意识的人，倾向于聚焦关注内心事件或自我的内在方面，例如认知功能、情绪状态、欲望和意图。类似地，场独立型的人往往特别擅长认知重构，并展现出特殊能力，来关注和重塑内在体验(即内在想法和意象)。
我们还预测，强烈趋于共融极素质的来访者，会从主要聚焦人际问题，以及将主要焦点放在治疗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治疗中，发现越来越多信赖和获益。正如我们第一次预测的情况，根据治疗师取向和来访者当前困扰，可以使用不同的干预策略来解决人际动力，如探索和修正适应不良的关系模式，以及改善沟通和/或社交技能。虽然这些策略，可能被认为是特定治疗流派“拥有”的技术，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帮助来访者与他人发展更令人满意和适应的关系。在此前提出的支持第二种预测的证据中，有一系列的发现描述了那些自我意识低、对情绪事件记忆简单和相对难以回忆的人，他们更关注社交互动的细微差别，更强调与他人的亲近。与他人联结和得到他人情感的强烈需求也表明，对这些人来说，与治疗师建立支持和共情的关系，可能特别重要。这既是促进来访者早期参与治疗的方式，也是创造人际环境的机会，这将为矫正情绪体验创造一个安全氛围。
对于共融性导向的人更强调支持性、亲密性和共情关系，并不意味着对有强烈主体需求来访者的心理治疗，可以在没有一个稳固的治疗联盟中进行。事实上，目前有足够的实证证据，证实积极的治疗关系是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心理治疗类型的核心成分。然而，治疗关系中亲密的确切形式和水平，可能会根据来访者特征和心理治疗阶段而有所不同。一个恰当的案例，特别与本文的指导目标相关，是波尔丁描述联盟在治疗依赖和反依赖个体中的作用。波尔丁写道：“我确信，(治疗联盟的)联结方面从一开始，对明显依赖的人来说特别重要，但是，对反依赖的人虽然可能在一开始会有妨碍，但在后期来说是必要的。”波尔丁对依赖者和反依赖者的分类，与主体性和共融性维度显示出明显的相似之处，也与前一节提出的，与这一临床观点一致的一些实证发现相似。例如，我们回顾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场依存型的人常常显示他们与治疗师的关系更依赖(“粘附性移情”)，而场独立型的人常常疏远、操控他们的治疗师。
因此，尽管在早期治疗中，聚焦来访者内在功能的干预，可能对那些更习惯自己内心世界的人，特别有帮助，最终对这些人的治疗，应该强调明确的合作性治疗关系环境下，朝向社交性互动和理解的矫正性和指导性方法。同样地，虽然聚焦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干预，可能在早期治疗中，对有强烈亲近需求的人有益，但一种有效的治疗，最终应以逐渐提高自我意识和自立应对技能为目标(例如，自我控制和解决问题的技能)。我们将在本文后面部分，回到这个想法。
迄今所提供的预测都指向在“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上，相对极端或明显的来访者特质。我们也考虑了，如何为那些在这些术语中，没有明显分类的人，解决同样指导的努力。我们将在本文的最后一节讨论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内在与人际焦点，并没有在心理治疗的主要取向，如心理动力、人本主义和行为之间划分明确界限。我们已经提到，源于不同概念框架的干预方式，也许可以用来促进自我发现和自我掌控，或提高来访者与他人关系的质量。这也是我们的假设：在每一个主要的传统理论中，它们在治疗方法上仍然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随着内在和人际焦点的连续体而变化。例如，相比萨福兰和西格尔的人际认知疗法，贝克的认知疗法更强调个人内在变量（例如，识别和矫正认知歪曲）。心理动力人际疗法，也比传统的心理动力学取向疗法，更强调对适应不良关系模式的探索。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代表了对传统精神分析强调“洞察”的明确背离，并将主要焦点放在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交流的“体验”质量上。
不用说，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干预焦点，从来都不只是针对内在或人际问题。这显然是一个相对强调的问题，即使是试图发展特定高自我控制技能的治疗(例如，惊恐障碍的认知行为疗法)，或基于建立、深化和探索“来访者-治疗师”关系的治疗模式(例如，亚隆的存在主义团体治疗)。同样应该注意,聚焦内在或人际功能，不是相互排斥的——自我理解的提高，可能会提高来访者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以及获得更多与他人相处的适应方式，可能会导致更强的自我效能感。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治疗目标的内在互补性，治疗师才可能在不同治疗阶段，调整干预焦点，并最终引导治疗，朝向主体性和共融性需求平衡。我们稍后将讨论的这种平衡或灵活性，很可能代表健康的适当定义，因而是治疗结果的关键标准。
虽然没有对上述假设进行直接检验，但有一些应用证据支持刚提出的指导原则。例如，有关变态心理学的文献表明，某些形式的精神病理，与类似上述动机、注意和发展变量过程的过度有关。这些维度，列于表1的下半部分，已经在区分抑郁症形式，以及不同的心理问题簇方面进行了讨论。此外，一些治疗研究结果已经开始探索，与我们刚才描述的特质相似或相同变量的预测效度。我们将在随后回顾这些数据。
依赖和自我批评的抑郁性体验
布拉特提出，抑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模式或“结构”，它们清楚地映射到主体性和共融性的一般概念。依附型的人，抑郁表现为无助和依赖；内倾型的人，抑郁表现为自我批评和内疚。贝克后来发展这一概念，提出类似的人格维度——社会性依赖和自主性——通过与应激事件意义的相互作用，减轻抑郁体验。例如，社会性依赖的人，在将某一事件解释为个人拒绝时，更容易抑郁；而自主性导向的人，在将某一事件解释为个人失败时，更容易抑郁。
依附型/内倾型抑郁问卷测量和社会性依赖/自主性问卷，普遍支持抑郁体验的双重性，但也报告了不一致的发现。此外，相比临床样本，这两个维度的统计独立性，在大学生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几个问题。问题之一是某种程度上，量表内容很容易受到社会期许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许多量表内容在概念上，不能区分作为人格差异的主体性与共融性的一般素质，和这些素质作为独特形式的抑郁性(依赖和自我批评)，或神经质（社会性依赖-自主性）体验的体现。此外，这些测量的支持者，经常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这是平衡性健康概念的基础，下一节将对此进行描述。
撇开心理测量问题不谈，我们可能仍然认为社会性(依赖)抑郁和自主性(自我批评)抑郁，最适合不同治疗类型。对这一假设的支持，来自最近一项关于“社会性依赖-自主性”区分和治疗偏好的调查。在这个实验中，被试看到介绍“指导”和“探索”疗法的录像带。指导疗法主要强调，改变过程的内在因素(试图矫正导致消极情绪的歪曲想法)，以及提高自我效能期望和促进自我控制的应对技能的获得。另一方面，探索疗法特别处理来访者的人际功能(通过探索来访者适应不良的关系模式)，并把重点放在增强治疗关系的发展上。与迄今概述的指导性原则一致的是，在自主性方向上得分极高的被试，评价指导性治疗比探索性方法更有帮助、更可信。“社会性依赖-自主性”的区分，也被证明是有效的预测抑郁患者对精神医学治疗的反应。
两簇精神病理学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在变态心理学领域，出现了几个关于疾病间关系的模型。就像依赖型和自我批评型抑郁一样，这些精神病理学的连续体模型，与“主体性-共融性”整体维度，以及相关的注意过程连续体，惊人地吻合。
首先要注意区分的是：在一极，关系紊乱和凭印象的浅薄认知——与癔症或“癔症性认知”相关——的相似；在另一极，对控制的专注，和强迫主义的反刍与僵化品质之间的相似。威特金和刘易斯也报道，观察到与“场依存-场独立”连续体相关的相似精神病理性表现。
一个广义连续体模型，被布拉特和西奇曼，在依附型和内倾型结构的精神病理学形式中提出。使用前面关于描述依赖型和自我批评型抑郁的相同术语，布拉特和西奇曼注意到：一类依附型障碍的特征，是放大建立人际关系的任务；一类内倾型障碍的特征，是专注于冲动控制和实现稳定认同。依附型障碍包括边缘型、更病态和不成熟的自恋、依赖型抑郁症、心身障碍、进食障碍和物质滥用。内倾型障碍包括强迫症、妄想症和自我批评型抑郁症。
对精神病理学连续体和指导维度之间匹配的回顾，布特勒和同事进行的一项预测性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对这种匹配的支持。在这项研究中，采用“外化”应对方式的抑郁患者，在接受认知疗法(如上所述的一种治疗，主要聚焦内在问题并培养自我控制技能)后改善最大；在“外化”维度得分低的抑郁患者，或“内化”患者，在支持性和非指导性的治疗形式(一种特别依赖于“治疗师-来访者”关系发展的治疗形式)中，表现出最大的改善。因而，根据我们迄今回顾的模式，外化应该表现出与主体性和内倾型结构的某些关系。进一步研究布特勒等人的数据，支持这一结论。这项研究测量的外化，作为MMPI的Pa和Pd分量表的总和，得分高的人被认为是外化者。这项测量的一个组成部分，Pa或“偏执量表”，正如我们之前回顾的，明显与主体性关注和内倾型精神病理相关。该测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Pd分量表的得分，被发现与抑郁样本中，自我批评型抑郁的内倾型类别相关。最后，Pa和Pd的组合特征，与合理化、缺乏热情、见诸行动、投射性防御、偏执理想化等特征相关。当结合抑郁分量表高分时，伴有被冲动控制和自卑感占据。因此，按这样定义的外化，似乎表现出与内倾型病理和主体性关注相一致的症状属性。因而，认知疗法对外倾患者的疗效，与我们迄今概述的指导模式一致。
人格，功能失调和平衡的（灵活性）健康定义
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的焦点，一直是动机和注意过程的整体连续体，其两个极点表现和指导结果。表1列出了我们在描述这些整体极点时，讨论的维度。
在这点上，我们考虑了那些不完全属于这两个整体类别之一的人。博南诺和辛格提出，健康可以是具有主体性和共融性特质平衡的特征。在这种观点下，健康是相对而言。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能平衡主体性和共融性的对立需求和动机。因此，多多少少都是健康的。当这些维度的平衡，向任何一极方向倾斜得太远时，心理和生理功能失调，就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人格问题到精神病理。
知觉和反思加工连续体，与低自我意识和高自我意识维度的一致性，似乎也映射到同样的平衡性健康概念。例如，众所周知的A型人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表明了过高自我意识或过强重视主体性关注，可能在没有明显心理问题的情况下，出现生理表征。类似地，压抑者与最小化自我意识和专注共融性问题有关联，也显示出患有和复发癌症的素质。
与这个观点一致，注意表1中列出的维度，从相对正常的自我调节过程，到每个一般极点更严重的功能失调。因此，对内在过程和内在体验的强调，即表1左栏描述的个体特征表明：当这些个体遇到心理困难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与自我批评相关的抑郁，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发展为内倾型精神病。类似地，对外在过程和人际体验的强调，即表1右栏描述的个体特征表明：当这些个体遇到心理困难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依赖相关的抑郁，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发展出依附型精神病。
虽然该领域的许多研究，历来强调功能失调，但平衡的健康观点，与其他如“坚韧”的健康状态概念，并不矛盾。再来看看埃里克森提出的生成性心理能力，这是对下一代的关注和社会的更广泛关注。因此，生成性是一种成熟和健康的发展状态。与将健康定义为主体性和共融性动机的平衡相一致，根据访谈数据评分，得出生成性概念的操作化，最好通过囊括掌控和亲近的类似维度来预测。
对同一过程可能更恰当的另一种描述是，健康包含灵活体验两极中任一极的能力。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将功能失调视为一极对另一极的不均衡强调，而是视为无法灵活参与每一极固有的过程。强调灵活性而不是平衡性，也考虑了每一极有点正交的可能。换而言之，一个人对主体性问题的关注程度，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无法与他人交流。然而，当我们注意到，一个人可能无法灵活地脱离主体性或共融性关注点时，我们对此有更确凿的依据。
健康的定义，就人类经验的主体性和共融性体验的灵活性而言，这对心理治疗的指导，揭示了几重含义。首先，它意味着当相对健康的人寻求心理治疗时，他们可能从一种不过分强调内在，或人际干预的方法中获益。这种方法可能是两种“纯”治疗形式的折中混合，即通常倾向于聚焦自我/探索/自我控制(例如，精神分析，认知治疗)，或与他人的关系模式(例如，系统人际关系治疗)。这可能是一种“纯”治疗形式的变体，倾向于将来访者的意识或应对技能，以及同他人互动的质量同等重视。例如，我们可以预测，表现出相对灵活的社交和个人需求模式，或中等水平自我意识的来访者，将从心理动力人际疗法，而不是更传统的，以洞察为导向的心理动力学疗法中获益。类似地，我们预测萨福兰和西格尔的人际认知疗法，比贝克最初的认知疗法，将为这些人带来更大改善。
第二个含义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治疗早期适合个人的干预类型，在治疗后期可能不是最有益的方法。表现共融极特质的来访者，很可能满意地发现，一种最初强调人际互动质量的治疗方法，是可信的和获益的。然而，只聚焦这些问题的治疗，最终将无法在培养健康的灵活性方面起作用，从而限制其治疗效果。例如，这样的来访者，可能会在安全的治疗联结环境下，学习体验以前回避的想法和感受。然而，缺乏旨在明确矫正问题领域的更直接干预，这些来访者可能结束治疗，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重复适应不良模式的促成作用，或没有发展必要的应对技能，以实现更自主和自立功能。同样，表现主体极特质的来访者，最初可能从强调直接评估，矫正内在不足和问题行为的治疗中获益。然而，如果不解决与治疗师和其他人的互动质量，这样的治疗不太可能帮助来访者，更充分地参与亲密关系。因此，与策略派的基本假设相一致，我们认为来访者习惯的功能模式，包含在其呈现问题的部分之中。对于那些处在“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极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对这些来访者保持相同类型的干预，可能只会强化慢性和适应不良的模式，并阻止获得更具适应性的模式。
强调在这些动机和注意维度上，具有灵活性的调整治疗，并与治疗过程中，来访者在这些维度的改变关系相一致，这类似于格拉斯和阿恩科夫提出的指导建议。从认知行为的角度操作，他们认为治疗师在治疗的两个阶段，对治疗程序的选择应该有所不同。一开始，如果治疗师的技巧，适合来访者通常的应对策略，可能会特别有帮助。因此，对于那些在遇到问题时，使用积极应对技能的来访者(试图做一些事情来消除问题)，治疗的最初焦点，可能是强调行为方法的应用。另一方面，认知技巧可能在治疗开始，对那些通常使用认知策略(例如，考虑不同的选择来解决问题)来应对生活压力的来访者，特别有用。对于格拉斯和阿恩科夫来说，这些策略有助于一些积极改变(例如，减轻症状)。更重要的是，这样能够发展良好的工作联盟。一旦建立了联盟,治疗进入第二阶段。期间治疗师的角色，应该是帮助来访者开发他们不常用的应对技能:“实干家”应该鼓励发展认知技能(例如,解决问题技巧)；沉思型来访者，应该学习新的行为方式。
虽然是尝试，但这些含义表明，缺乏对这些重要功能维度灵活性的关注，可能为治疗结束时，治疗进步经常没有维持，以及观察到治疗后病情恶化，提供了一个解释。因此，这表明治疗师不仅应该尝试使他们的干预，适合来访者的生存模式，而且还应该帮助来访者，获得新的功能方式，避免加剧功能失调的适应不良应对方式。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焦点的转变，不只认为是来访者“灵活性”的发展，也体现了治疗师接受不同干预类型的能力。治疗师愿意，甚或能够管理这种灵活性的实际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回顾了此前的证据，表明来访者倾向于选择，符合他们在“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素质的治疗方式。在初始访谈后，对治疗师评价最高的来访者，反过来，往往会被他们的治疗师，认为是更适合开始治疗的来访者。因而，至少在治疗早期，这种“相互选择”的过程，似乎造成了来访者的人格和治疗师的治疗焦点之间，相对舒适的匹配。
治疗师是否有能力或意愿离开这个舒适区，调整整个治疗过程采用的干预方式，这种程度可能会受到治疗师自身人格和认知风格影响。例如，更高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治疗师，可能更舒适和更愿意使用，旨在提高自我控制和洞察的技术。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愿或不太可能将治疗转向更注重治疗关系的质量。同样地，高共融性导向和相对非自我意识的治疗师，可能不太能够将治疗朝着提高洞察，或冲动控制的方向推进，或会感到不舒服。
人们试图根据各种治疗“流派”的典型特征，看待治疗师的个人素质。然而，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治疗取向不能轻易地沿着“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划分，治疗取向似乎也与治疗师的实际人格和认知特征，没有什么分类关系。例如，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虽然治疗师常常认可，自身所属治疗流派的性格刻板印象，但他们也常常评价自己的认知和人格禀性，不那么刻板。相反，治疗师的特质及其如何影响治疗过程，似乎是一个贯穿所有流派或治疗类型，与实践和培训问题相关的独特考虑。
结论：平衡个人和方法
这篇文章指出了功能模式，在人类体验的不同领域是一致的，并为治疗计划提出了一些有吸引力的探索。本质上，我们的论文弱化了诊断类别的指导作用，更明确地指出平衡个人与治疗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同意巴伯和鲁波斯基认为的，“不同情形下的不同治疗，可能有利于DSM-III-R 轴I诊断相同的不同患者。”此外，我们进一步认为，对于每个来访者，不同的干预形式或焦点，可能在不同的治疗阶段特别有用。
我们提出的方法，一个主要特点是，沿着素质连续体(动机、注意和人格)移动的同时，沿着健康和功能失调轴。作为个人，水平移动时，远离主体性和共融性的灵活互换，就有相应的向下移动，远离健康。同样地，趋于灵活性的水平运动，产生相应的趋于健康的向上移动。虽然我们可以沿着动机、注意和人格连续体，或“健康-功能失调”轴，定位诊断任何个体，但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随着时间的“个人-情境”互动变化，所决定的。
例如，一个具有高主体性的人，可能表现出成功商业生涯所需要的自主和自我指导类型，而且可能看起来相对健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种也许吸引成功的职业需求，可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产生进一步的转变，朝向提高自我意识，主体性独立，远离归属感和与他人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健康和人格轴的同时移动，可能预示着功能失调的增加，可能是心血管问题、自我批评型抑郁症，强迫型或分裂型人格障碍。同样地，相对健康的人，如果表现出趋于交流极的素质倾向，可能会加剧这一倾向，进一步减少自我意识和远离健康，以应对强烈的分离或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预期肿瘤疾病和躯体问题，依赖型抑郁症，自恋型或边缘型人格障碍增加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指导性关注点是，向灵活性的移动，同时预示着向健康的移动。我们提出，正是这种对平衡的强调，可以指导所有指导性干预。例如，我们之前注意到，处于极端主体性维度的人，更可能聚焦内在，专注于自主、独立和冲动控制的问题，较少能准确地感知和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特别是他人的世界。我们提出，在治疗早期，这些人将最显著地适合直接聚焦内在问题（例如，探索冲突；矫正歪曲想法)，但在他们治疗的后期阶段，他们将受益于强调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质量，以及与周围世界互动的干预。
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表明，处于极端共融性维度的人，可能对人际关系的质量更敏感，专注于依赖和信任问题，较少能准确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感受和想法。我们提出，这些人最显著适合首先聚焦人际体验质量的方法，但在治疗后期阶段，通过将注意转向他们自身的内在反应和应对资源，将得到进一步的帮助。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所强调的体验模式，只描述了心理治疗指导中，可能考虑的几个维度。正如几位理论家指出的，心理治疗来访者的定义特质，很少孤立起效。因此，其他指导领域可能被确定，并可能与动机、注意和人格过程潜在地相互作用。强调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维度也很重要，虽然从实证文献中获得，但尚未被实证评估为心理治疗的指导变量。我们建议将这些变量，作为一个可以促进实证评估的早期框架。我们已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了一些初步步骤，但决不认为这些是可以探索的唯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