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来自伦敦大学和肯特大学的研究者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人们在亲社会倾向上有差异吗？如果有差异，这样的差异与人们的社会地位有关吗？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来自过去研究在两个方向上的众多发现：
人的社会经济地位（SES）是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等领域中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变量。无数研究探讨了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在他们的学业成绩、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工作绩效与成就等等我们所追求的正向目标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讶异于，不论我们多么强调人的精神与灵魂，强调生活中灵性的一面，强调自由意志与自我决定，却终究依然逃不过那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所以，我们好奇，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对待社会公平正义上，SES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吗？
猜想SES和人们的亲社会行为相关，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早有在动物实验的研究中发现，在猴子与猩猩的族群中，等级地位较低的猴子与猩猩相比于等级更高的，在和他人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凝视他人、更乐于安抚他人而更少表现出攻击性（Sapolsky, 2005; Seyfarth, 2003）。
也就是说，在有阶层的动物群体中，表现出这样一个现象，地位低的个体更具有亲社会倾向。而人类作为所有动物中，亲社会倾向最高的群体，会有类似的结论吗？
（其实，我感觉，我们更愿意得到一个相反的结论：人类应该和动物不一样，越有地位的人，亲社会倾向更高。这符合我们人类文明，不是吗？）
研究者一共做了4个实验，来探究这个问题：
实验1：
社会地位与助人行为
随机抽取了44名大学生，对他们的社会地位进行了一个虚拟分配，在他们做一个认知实验的过程中，桌上有一篇文章阅读，告知他们被分配到了一个部门，而一共有9个部门是按等级层次排列的。
高组的（例如，心理学组）被分配到9层中的第二层，低组分配到第八层。
随后的主动助人行为测试来自于实验室外。当认知实验结束之后，实验主试会在被试走出实验室后，从被试身边经过，并“不小心”掉了一包钢笔（一共20支钢笔）。为了控制主试效应，实验主试并不知道走出来的每一位被试是高等级还是低等级组。
实验过程有两种认知任务——词汇判断和大脑的执行功能任务。在这两个任务结束之后，被试走出实验室，测验其助人行为。
结果出人意料：
词汇判断任务之后——(低等级组 mean = 14.45, SDs = 1.43；高等级组 mean = 11.68, SD = 1.99； t(42) = −5.31, P < 0.001, d = 1.16）高等级组平均捡起11.68支笔，而低等级组平均捡起14.45支笔，低等级组显著比高等级组执行力更强。
大脑执行功能任务之后——(低VS高：mean = 18.91 vs. 17.76; SDs = 1.19 vs. 1.58), t(41) = 2.70, P < 0.05, d = 0.72）高等级组平均捡起17.76支笔，而低等级组平均捡起18.91支笔，低等级组显著比高等级组执行力更强。
实验2：
社会名望、胜任力与社会互动
除了群体带来的社会地位之外，人们的社会阶级还会通过社会名望来体现。比如人们常常通过贴标签来形成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印象，企业家、校长、政府高官、小学老师、超市收银员，我们对这些不同的职业标签会有对他们社会名望不同的看法。
此外，一个人的能力（胜任力）也是判断他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如企业家里面，我们会相信马云是牛逼的。
第二个实验通过控制社会名望和胜任力来进行。
被试先做一个毫无意义的视觉任务，屏幕上有一些随机的小点，被试要求做一些无厘头的判断（实际上并无正确与否）。任务结束后，给予被试反馈，告诉他成绩优异或糟糕。这用于影响对胜任力的自我感知。
随后被试自主选择加入和自己相似的小组，加入之前被试阅读了各个小组成员的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加入后参与讨论各自的爱好。
被试的这种选择界定了他们的社会名望水平（选择优点突出的小组，说明认同自己归属于这样的小组）。小组中有4名主试，用于观察被试的行为表现。结果发现：
4名主试观察到的行为倾向有14种，归纳为4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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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入：比如微笑数量、支持性的、友好的、易于亲近的、共情的、外向的行为（number of smiles, supportive, friendly, approachable, empathic, extro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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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力：比如胜任、知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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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主动采取行动、任务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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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促进：给自己贴高地位的标签。
对这14种倾向进行因素分析，会发现能够提取2因子，一方面是胜任力（Competence），另一方面是交流（Communion）。交流在这里体现着亲社会取向，胜任力反映了被试在这个群体中的社会地位。
对比操作控制的社会地位高低不同组的人，在这两点上的表现，结果如图：
结果发现，低社会地位的人比高社会地位的人有更多的和他人交流的倾向，而低社会地位的人在胜任力上低于高社会地位的人。
实验3：
亲社会价值观
随机选取了50名美术系的大学生，随机分配到高低社会地位组。依然用虚拟反馈的方法操作社会地位。具体操作的方式是通过将他们的学校和另一所水平相似的学校进行对比。
高组的人被告知自己的学校比另一所的美术系牛逼，而低组的人被告知自己的学校比另一所的美术系差。
然后用问卷测量其亲社会行为倾向。亲社会行为测量的目标包括：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为提高他人福祉而工作、参与自愿者团体和公共服务机构。
结果发现：
（Low-status participants set more goals for their lives that enhanced the welfare of others (mean = 5.39, SD = 0.92) compared with high-status participants (mean = 4.65, SD = 1.27).）
低社会地位的人相比于高社会地位的人，有更多提升他人福祉的人生目标。
实验4：
学龄前儿童的亲社会倾向
学龄前儿童的抽象表征能力还未形成。可排除社会认知对于亲社会倾向的影响，纯粹考察社会地位的作用。
（manipulated social status on prosocial behavior, without using high-order symbolic means associated with adult hierarchies）
选取了平均4.7岁的孩子，让孩子在2个玩具中选取1个，来决定孩子是属于高组还是低组。高低社会地位的分组由成人分配其财产所有、各自职责和决定权来操作。
结果和之前类似：
不同的地方在于，学龄前儿童中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助人行为的多少，并不从道德推理和社会认知上获得，它并不需要高度符号化的认知和推理能力。（Helping behavior was not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moral reasoning, distractor inhibi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
它更多来自于一种自动化的内在部分，更像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内置在我们行动模式上的一部分。
作者基于此，得出了一个似乎反直觉的结论。越是社会地位低的人们（或者说当人们感知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越低的时候），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行为，更多的和他人交流，更多的以提高他人福祉为人生目标。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这种亲社会的倾向，并不是通过我们的社会认知中介，它似乎是由我们所感知到的社会地位所内置于我们行动中的，深入到无意识中的一部分。
就像是社会认知不发达的猩猩与猴子群体中发现的结论一样，这样的规律并不因为人类拥有理性的光辉，就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