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oy Liu
来源：繁荣成长工作坊(FlourishingParty）
原文标题：怎样不断的了解他?
我们经常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听到自己想听到的，就像拿着锤子着钉子一般，让所有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经过自己思维的滤网，变得非常的狭窄和有限。
今天Joy想邀请你探讨一个我觉得是关系中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们如何在熟悉的关系中，看到从前没有看到的，听到从前没有听到的部分？
换句话说，我们要怎样，用“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去看到和听到对方？
同时邀请亲爱的你，在阅读的过程中，积极地跟我对话，然后找到属于你的本地知识（local knowledge）和个人智慧！
01
总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我想先讲一个咨询中的故事。
一位姑娘和她的小姨同时来做咨询。小姨和姑娘的母亲是亲姐妹。姑娘总觉得，跟妈妈相比，小姨似乎更适合做自己的母亲。姑娘讲了一个她生病时，小姨不休不眠地在医院里照顾她的例子，而自己的亲妈却在几天后才赶到，并且照顾她时，也没有小姨那般用心。
这时候小姨在旁边说道：“我之所以那么用力地照顾你，是因为你跟我在同一个城市里，我生怕你有什么事情，所以非常尽心尽力地照顾你，你妈妈在另一个城市，她赶过来的时候，你的病已经好多了，她自然也没有我这么上心了。你不知道的是，在你痊愈之后，我自己就病倒了，然后你妈妈一个人照顾了我很久。”
听到小姨的这番话，我在心中感慨：原来我们都只知道故事的一小部分，并且我们在用自己的视角诠释它的时候，总是过滤掉了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部分，而只能看到和听到我们想要看到和听到的部分。
当我们以为自己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她故事的全貌吗？
我们知道她的想法，语言和行为背后，有怎样的脉络和历史吗？
我们能意识到，自己对于故事的解读，只是无数种诠释和解释中的一种吗？
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部分吗？
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但我们并不是束手无策。
02
我们都生活在
多重现实（multiple-realities）里
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理解是一个解释的过程，我们积极参与着建构我们的世界，而不是作为去人性化的“研究对象”存在着。理解永远都是解释性的，并且对于理解来说，并没有哪个独特的观点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寻找理解和意义的过程，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因为寻找的过程本身，就创造了理解和意义。
因此，贺琳.安德森（合作对话创始人）在《合作取向实务》这本书里就说道：“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真正理解和最终解读。每一种解释都只是真相的一个版本而已。”
上周我去上海参加反思团队（reflecting teams）的培训时，Sally老师引用了一句她很喜欢的小说中的话：“我对很多人讲了自己的故事。对每个人，我都讲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版本。对每个人，我都说了真话。”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对一个故事的描述，就是这个故事的“事实”，我们描述的版本，只是万千可能的诠释版本中的一个而已。
而我们的视角，我们过往的经历和教育，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我们所处的历史，文化，地域，甚至是天气，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诠释和解读。所以贺琳会说，我们所经历的每个故事，都存在着多重现实。
可能在关系里的两个人，在经历了同一件事情之后，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和解读，他们当中没有哪个人是“对的”，或者说他们谁的故事版本也并不优于对方的故事版本，而都只是“真实”的一个版本而已。
如果这个时候恰好有3个人目睹了他们故事的全过程，这3个人很可能又会有三个不同版本的解读，就像我们总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
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多重现实”之中，我们就不会执着于自己的故事版本，更不会认为自己的解读是“唯一正确”的，而会生出对自身局限的谦卑，和对于其他不同故事版本的好奇。
03
在熟悉中看到和听到不熟悉
贺琳老师总是说：“让熟悉的变成不熟悉的（Let the familiar become unfamiliar）。”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听到的意思，是别人想表达给你的意思吗？
很多时候并不是的。就像我在开始时说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只听到和看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部分，这些“愿意听到和看到”的部分又跟什么有关呢？
每个人肯定有不同，但我们愿意听到和看到的部分，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价值，我们身处的历史，文化，电影，书籍，过往的关系，我们熟悉的模式，理论和方式，我们自动化的思维，还有我们过往经历所形成的很多“应该”和“理所当然就是这样”的想法有关。
举个例子。我的一位恩师毕生的研究课题之一，都跟自尊有关。我们听到他最常评论学生的话就是：“你啊，就是低自尊！”
我当然也不例外，也曾经被他贴上过这个“低自尊”的标签。我当然不甘心啊，我觉得自己被定义了，我就仔细地觉察自己，发现自尊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特别流动，特别有“生成性”的东西。
换句话说，自尊并不能简单地分为“高”或者“低”，在不同的关系中，不同的情境下，跟不同人在一起，在不同的领域，或者说在每一个具体的事情中，我们的所谓自尊水平都可能不同。
我在老师面前表现出来的“不自信”，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我对于所学东西的不熟悉，对新环境的陌生，还有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所有这些东西都影响了我当时的反应，而它们无法用一句“低自尊”来形容。如果是现在的我回到当初，大概会因为太从容而显得另类吧，哈哈！
当老师有了这样的一个关于“高低自尊”的框架时，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框架加以衡量。当这个理论框架已经成为一种自动化反应时，我们往往会忘记最一开始，这个框架是怎么来的，并且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个框架是怎么限制我们，让我们看不到框架以外的东西的。
这就像是我们拿着自己的鞋子去量别人的脚，如果别人的脚不符合我们的鞋子，我们往往做的事情，不是重新做一双鞋子，而是要求对方把脚砍掉，来符合我们鞋子的尺码！
所以你看到和听到的，真的是别人希望你看到和听到的吗？
也许你会问我：我要怎么知道是不是呢？
很简单，你可以去跟别人核实：“我刚刚理解你说的话是这个意思，我理解的对吗？”
可能别人会对你的理解做一些纠正和补充，在这个过程中，你又有了新的理解，你可以继续去核实，这个不断核实和澄清的过程，就会让你更理解和了解别人真正希望你听到和看到的是什么（虽然贺琳说全然地理解是无法达到的）。
在这个过程里，你可能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挑战自己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包括那些曾经被你奉为真理的理论，假设，判断和几乎成为自动化的“教条”的东西。
“咦，我好像觉得他就是应该主动来跟我道歉，那么我这个觉得他应该主动道歉的想法，是怎么来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问自己：“当我觉得他就 ‘应该’ 道歉时，这种’应该’让我看不到，听不到什么？”
04
鱼是最后理解水的
还有一个东西会深深影响我们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它就是社会话语／论述（societal discourse）。
简单地理解，社会话语或者社会论述，就是我们在社会和文化中汲取的，关于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或者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好的生活等等的话语和论述。
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贺琳说到的“熟悉却看不见”的东西，当我们开始觉察它们，甚至开始质疑它们的时候，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里了。
我经常很喜欢把主流的文化比作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很少在意空气对我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因为她无处不在，就像一条鱼反而是最后理解水的，因为水从它一出生就在那里，并且无时无刻不在。
比如我们的文化里，对于什么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就有很多社会论述，所以前一段时间关于“娘炮”的探讨才会如此热烈。
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里对于什么是“男子气概”的描述是很模糊的，但有一点是很清晰的，那就是不要“像个娘们一样”（从平权的视角来讲，这就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了）。
如果一个男人没有按照这些社会论述的“规范”来做，他就很可能受到周围人的嘲笑，指责和攻击。一个性格温柔，富有同理心，敏感的男孩儿，甚至可能成为校园霸凌的对象。
在一个叫《玫瑰男孩》的纪录片中，有个叫叶永志的男孩。他是个非常温柔的人，每天会帮妈妈按摩，跟妈妈说你辛苦了。天性使然，他很喜欢一个女孩子也喜欢的东西，却遭到了同学对他的霸凌。直到2000年4月20日，他在下课前5分钟离开教室去厕所，结果被发现倒在了血泊中，不治身亡。年仅15岁。
毫不夸张地说，盲目地顺从并且把某些主流的社会话语奉为铁则，会产生扼杀人性的力量。
正如贺琳说的，我们需要把那些“看不见”的社会话语，变成看得见的，可以被我们反思和质疑的东西。
在咨询中我们经常会问来访者：“你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对于这件事情，我们的文化里有怎样的社会期待？你在哪些时候顺从了这些社会期待，又在哪些时候反抗过？”
文化带给我们的影响太深刻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当然地就觉得一定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必须是这样，却从来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样的想法从何而来。
就像在我们的社会话语里，有很多关于一个好的家长，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丈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论述，这些论述很少被我们怀疑。
甚至很多文章也在打着“科学的心理学”的旗号，给我们更多“一个心理成熟的人”应该怎样，“一个健康的家庭”应该怎样，“一段好的关系”应该给你什么，“一个高情商的人”应该怎样的“规范”。
它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话语体系里，并变成“水”的一部分，而我们就是那些生活在水中的鱼，还没有意识到水到底给了我们生活怎样的影响，在水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又不能看到什么。
05
创造新的看见和听见的空间
戴维.伯姆在《论对话》这本书里说道：“在对话中，对于任何事我们都不要去决定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就不够自由。
我们必须让自己空空荡荡，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做任何事，也不需要去达成任何结论，也不需顾忌应说些什么或不应说些什么。这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环境，是一个空灵之境。”
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对话都充满了目的性。
我们希望对话是“有用的”，“有帮助的”，可是一旦我们开始有了这个让对话“有用”的意图，我们就会有对于什么是“有用的东西”的假设，这些假设，就会限制我们的自由。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对话根本就不能叫对话，我们带着想要改变对方，影响对方，说服对话，修理对方，让对方听话，赢了对方，或者对话必须到达哪里的意图进入到跟对方的相处中。
这个时候我们是根本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的，因为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让对话朝着我们想去的方向前进。
只有放下这些意图，不带着任何意图，不想要达成任何结论，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有这样的对话，才能解放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听到从前听不到的，看到从前看不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全新的空间，因为这个空间没有被我们的那些提前预设，我们的那些目的，我们的那些评判和执着占据，所以这个空间里可以容纳任何东西，就像戴维.伯姆说的，它是一个空灵之境。
所有新的看到和听到，都需要这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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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执着于自己对自己的僵化认知（我就是不行，我就是做不到，我不是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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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执着于对别人的固着看法（她就是情绪化，他就是冷漠，他就是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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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局限，不知道永远有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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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为自己的故事版本就是唯一真理，而不理解每个故事都有多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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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活在自己的预判，假设，学过的理论知识和各种框框里却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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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像一条盲目的鱼一般，意识不到自己生活在怎样的水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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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无法更敏锐地体察主流话语对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和成为怎样的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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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固执地想要去改变别人，急于知道结果，毫无谦卑之心地想要达到哪里
如果我们的世界被这些东西占据着，我们就根本无法听到和看到任何在我们框架以外的，新的东西。
所以与其说我们需要学习怎么用新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到和听到从前看不到和听不到的东西，不如说我们现在要“卸载”那些占满了我们认知资源空间的东西，那些限制我们的，那些让我们盲目，让我们“失聪”的东西。
我们在做的，与其说是新的学习，不如说是一个去学习化的过程。
我知道这很难做到，就像一个习惯了全速前进的人，现在要学习后退一般，最开始，这种“放下”和“后退”是很吓人的（就像不带任何意图和目的地对话很难一样），因为我们还很不习惯
但Joy想跟你共勉，我们一起来，一点一滴地做起，为生命创造出可以听见和看到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