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相较于经典精神分析的转移关系，其理解的困难点在于转移关系中对“现实”理解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时间维度”以及“空间维度”中。
在“时间维度”中，经典框架下的转移关系中强调的是驱力或者说潜意识的早期活动，也就是分析中形成的转移关系模型本质上被认为来源于过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转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重演”，而出现适应性问题的“重演”，其内在的冲突就需要在分析中被穿透。
而在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的视角下，时间并非线性流逝的，也因此，自体客体理论并不把需要被分析的转移关系视作过去的一种“重演”。
要更贴切地理解，要结合“空间维度”。前面所说经典框架下面认为转移关系模型本质是来源于过去的一种“重演”，那么这个过去的转移关系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一种主客结构，不管这种关系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是完整客体还是局部客体，都是一个主体与一个客体构成的空间结构，这是“空间维度”。弗洛伊德用地质学（潜意识、前意识、意识）以及结构学（本我朝我自我）来隐喻这种“空间维度”。
自体客体转移关系中，结构也并非主客分明的，这就如同科胡特曾多次借用量子力学想要说明的，用宏观尺度下对于观察者、观察对象二分的理解，是无法适用于这一个级别尺度下的。也就是科胡特认为，经典框架下的主客结构没有办法完全描绘自体尺度下的“空间维度”。
当然这两个维度的区分是人为的，事实上我们无法离开时间的流逝去谈论主客体结构（刹那的主客结构也存在于时间流逝中），也没有办法不涉及主客体而纯粹谈论时间。
不同的对于“现实感”的理解，可能造成的一个显著后果是，至少是在科胡特那个时期，一些在自体框架下能够工作的个案，有可能在经典框架当中被认为是“不可分析”的。
这并不是说经典框架背景下的分析师，在自体心理学产生之前就不具备自体视角，科胡特用“透视法并没有赋予我们新的视力”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但是至少，在科胡特这里，这种潜在的治疗起效因素被创造性提炼了出来，并且得以成体系地被传播和教授。
科胡特认为，如果这些个案需要的是一个恰当的分析环境，即有自体视角参与的分析环境，那么如果错误地判定个案“不可分析”，从而被转介至更不恰当的环境，那么我们得到的只是“见证病人从可分析的自恋人格真正滑入不可分析的严重自恋（经典框架意义中的）或边缘状态。”
这里，科胡特举了一个他自己差一点转介的男性病人个案。
这位男性病人因为听了科胡特的公开演讲，觉得科胡特“人性、单纯、态度直接”，进而来寻求他的分析。
一开始的分析工作稳定顺利，科胡特也很快在病人的叙述当中，找到了可以用于理解病人的转移关系假设。
而当失衡的时候，当病人攻击双亲和前任分析师的时候，科胡特必须也把他们看做“实在的无赖”，而非转移关系的“重演”，否则科胡特的客观就会促发病人的没有耐心及暴怒。但在这个阶段，总体来说病人觉得科胡特是好的，双方维持着正向的转移关系。
大约一年多后的一次分析中的分离经验（科胡特的假期）后，情况出现了恶化。病人觉得科胡特对于自己的帮助完全没有用，那些诠释也变得毫无帮助，似乎科胡特对于病人完全失去了同调。或者在经典框架下的转移关系中，可工作的结盟变得摇摇欲坠。
在科胡特尝试运用自体的理论诠释，也就是病人感觉到状况变糟是因为自体的进步——更为统整的夸大自体一极的发展，使得病人以更完整的自体状态暴露在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创伤之中。
换句话说，之前因自体崩解而来的弥散的、模糊的碎片，因为自体变得更为统整，反而更能清晰的体验到其经历的创伤和痛苦了。
这样的关于自体进步的诠释让病人非常认可，但这一状况并没有持续几次。马上，病人又感到科胡特完全失去了同调，并且状况恶化到产生了一些近似精神病性的状况：
病人开始怀疑家里的电视机被人动了手脚，从里面发出危险的声音；病人自己的各种症状，如典型的头疼，被认为是来源于周遭他人对自己发出的声音攻击。这引发了科胡特相当的担心，一度想把病人转介。
在当时，科胡特的一些同行可能会在此时倾向于评估病人的“现实感”，并且基于此把病人转介到分析工作之外。但是科胡特最终没有这么做，他强调了这里是自体心理学的不同之处。
“直覺地掌握了，即使是嚴重的自體碎裂狀態，假如它們的發生是我後來稱作自體客體轉移關係之治療行動層次的内在面向，這種狀態就不會像它們看起來一樣地危險；如果一一這是關鍵的「如果」，的確！——分析師保持其分析的立足點，並開放與不防衛地試圖與病人正經驗到的作神入的共鳴。”
科胡特所谓的立足点，是对自体层面的“现实”本质上的、直觉的认识。科胡特形容这是在一个关键的“边缘的”（borderline）情形，去判断一个自恋型人格疾患是否可以分析，而这大体上是一种分析师的自我审查（self scrutiny）。
这个自我审查的内容是，分析师是否允许自己被当做病人自体的某一种自体客体来被使用，自体客体转移关系是否能够被建立。
当然这里如同科胡特着重强调的，即一个重要的关键是这是发生在科胡特所称的宽泛的三种自体客体转移关系当中的，分析师以此为立足点，换句话说，即分析师能够自由开放地穿梭于自体层面的“现实”与客体关系层面的“现实”，而不把其中某一种现实当做唯一的真理。
在这个案例当中，病人持续不断地对科胡特进行攻击，攻击他工作当中的缺点，攻击科胡特容易变得防御等等。
对此，科胡特甚至不会用类似于“虽然这些都是我确实有的问题，你的批评是很贴切的，但是它们被夸大的成分是不合比例的”这样的回应。
最后，科胡特看到自己那些诠释，都只是认知上的正确，而其实自己并未充分感受到病人所感受的，对病人所说的话也并非真实的理解。
科胡特承认，病人有权坚持让自己只以病人的方式而非科胡特的方式去看待事情，这意味允许被当做自体客体使用——在这里是夸大自体所需要的镜映自体客体（而之前科胡特的那些反应、诠释，被经验成为了只专注于自己的一个失落的自体客体）。
而随后病人给以的回报是那些类似精神病性的症状的减轻，以及这种攻击性的夸大自体反应变得更为特定，新的材料出现，可以进行的分析性的空间被拓展了。
“对古老自体客体及其功能的焦虑依附，并非因为放弃古老满足的孩子气不情愿；反而是从未完全放弃其自体发展的挣扎之良好指标”。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这个个案没有被视为“不可分析”。
科胡特借由神入，穿越过那些边缘状态和次发的俄狄浦斯式的攻击，成为了其自体的真正需求——夸大自体寻找的那个镜映的自体客体。这使得自体客体转移关系能够被科胡特以真切的态度而凝结成为“现实”，自体开始存在。
接下去要就这种自体客体转移关系中的“现实”，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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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的时间维度
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这位自恋型人格疾患的病人对于回溯性的诠释会产生不耐烦和暴怒（科胡特一开始试图把病人对于双亲和前任分析师的攻击诠释为来自生命早期的转移关系），这便是提示自体不能以其自身的时间维度存在。
科胡特在另一个女性病人的案例中提到（《精神分析治愈之道》第十章），这个女性病人主要形成的自体客体转移关系是孪生/另我转移关系，而這個自体客体转移关系一开始也显现出所谓的“边缘特质”——女孩在和一个想象中的“瓶中精灵”对话。
科胡特承认在精神医学的语境中，要区分这是妄想（或者分裂样）还是白日梦是困难的。
温尼科特曾经在《做梦、幻想、与生活》一文中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这样的白日梦本质上是一个未成形的中间地带。这个自体客体转移关系，随着分析工作的推进，逐渐变得“成形”了，也就是变得能够在经典框架下以一种起源学上早期经验的形式被表达出来了。
在他们的工作中，这个起源学上的前驱物，不是突然的分离、丧失经历，而是发生在这个女性病人大约四岁的时候，在祖母厨房中的一个“平淡”情境——当时祖母在工作的大桌子上揉面团，而这个女性病人同时沉默地在旁边的小桌子上揉着面团。
很明显，只是叙述这样的一个情境，并没有办法让我们感觉到其在起源意义上的重要性。科胡特也明白，他甚至想象读者会嘲笑自己“虎头蛇尾”。但其实科胡特一直都在强调“氛围”的重要性。
相较于弗洛伊德基于本能——驱力建构起来的起源学核心事件，譬如性创伤、死亡幻想等等的“戏剧化”，这个女性病人案例中所体现的孪生自体之起源学材料并没有多么惊心动魄。
科胡特认为，起源学上真正核心的，并非是那些“戏剧化”的独立事件，而是某种“氛围”。科胡特用了诸如“骄傲的目光”、“肯定的语气”以及上面所说的“沉默的在一旁”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氛围”。这并非是一个能够清晰描述其意义的独立事件，而是在非线性的时间上，一系列模糊的、关于存在之感受的组合体。
科胡特这样形容：
“當他身處廚師旁時，感覺自己是位廚師；而在工匠身旁就感覺是位工匠——年幼的孩子或甚至是嬰孩，當他身處人類之間就感覺自己是個人類，並獲得一種模糊但強烈瀰漫的安全感。”
并且他强调，这并非在说我们寻找的是这些情境（身处厨师旁揉面团，又或者身处工匠旁观察工作）的复制品，而是之这些细小、模糊的人类气息，是如何在时间当中组合在一起的。
在这里，我想引用作家史铁生在《务虚笔记》当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自体客体转移关系中的这种时间维度。
“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我生于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却在1955年之后发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那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时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奶奶说，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
在史铁生的描述中，“现实”不仅是1951年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婴儿出生，在自体的尺度上，是在1955年的那个星期天，包含了他看到那天的日历颜色的时刻、包含着那一年下雪的时刻、包含奶奶讲述那个遥远“传说”的时刻，这些共同构成了自体尺度“现实”的时间维度。
科胡特引用达利·金（C.Daly King）对于“正常”的定义——“正常……的定义就是依其设计而作用”那样，“设计”所隐喻的目的之自体，可能蕴含在一个小女孩在厨房和祖母一同工作，也可能蕴含在一个小男孩在父亲身边观察他刮胡子，可能蕴含在任何的一般生活事件当中。
那些分析中和创伤相关的戏剧化的时刻，科胡特认为则是在一般性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被镜映的自体崩解后，所发生的次发现象——“它们是次发的发展，是成人生活中的核心病理（受伤的自体）与病理表面之间的过渡（transitions）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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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的空间维度
科胡特在《自体的分析》当中，就自体客体转移关系与经典的神经症式转移关系（俄狄浦斯式转移关系）进行了区分，强调两者之间的分别。
他引用E.Kris（1951）的论述，提到弗洛伊德强调的“合作领域”，即“分析情境在于我们的将自己与被治疗者的自我结盟，以压制他不受控制的本我部分”。
在这里，分析情境仰赖于被分析者的一种“分裂”，被分析者分裂成为观察的自我和体验的自我。而分析师需要和个案之观察的自我联合，这种联合通过分析师的促进（比如对于“阻抗”的工作），以及被分析者对分析师的“钟爱”——基于正向转移关系一种对认同分析师所蕴含的分析性态度来达成。只有结成这样的合作领域，才能够维持个案的自我的治疗性分裂。
换句话说，经典框架下分析工作的进行，是基于病人能够和分析师在客体爱关系层面（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钟爱”所指示的基本正向的转移关系）建立转移关系。这里便隐含着经典框架下对于“现实”的空间维度理解，即主体与被对象化的客体所构成的一个空间结构，是分析工作的“现实”基础。
但科胡特认为，自恋与客体爱的发展并非前后关系，并非是前者为古老的、不成熟的，而后者为成熟的。用“取代”来形容自体自恋与客体爱的关系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关系中，同时可以存在自体客体之本质为自恋的转移关系，以及客体爱之客体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求自体放弃对于自体客体之需求，而只以客体爱的方式存在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体是不存在独立这样的事情的，自体永远需要自体客体的回应。
一些关于“正常”或者“健康”的观点，因为缺乏自体的视角，因而可能隐含着要求自体从无助的依赖进行到自主，从自体爱进行到客体爱的期待，这是错误的。
通常这种潜在期待被隐含在诸如“现实感”、“成熟的防御机制”、“自我功能”，又或者更通俗的“成熟”、“正常”等论述所包含的相关概念及态度当中。而这些隐含的态度，在分析中就可能造成分析工作的“道德化”、“说教化。”
那么自体与自体客体在空间上的关系架构，和客体关系的架构有什么不同，科胡特有过这样的描述。
（1）「你」在支持自體的完整、活力及和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亦即將「你」經驗為「自體客體」的角度；
（2）「你」為：（a）我們渴求和愛的對象以及（b）我們憤怒和攻擊的對象（當我們通往客體的渴求與愛被「你」阻礙時），亦即將「你」經驗為「客體」的角度。
在自体——自体客体之间的关系架构中，科胡特把这种角色大致分为三类，这可以视作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的空间维度。三种基本的自体——自体客体关系类型：
1、镜映转移关系：夸大自体（企图心）寻找夸大自体客体的肯定——赞成的回应。也就是被镜子一般反射映照出自己的无所不能。
2、理想化转移关系：理想化一极（抱负）寻求理想化自体客体的接受。也就是被伟大而平静的力量所认可接受。
3、孪生或另我转移关系：天分与技能的中间区域，寻找一个能够提供他根本相似性（essential alikeness）之安抚经验。如同成为那个“依循设计”的自己，即发挥自己的天赋。
科胡特从这三种类型来诠释，什么叫做“自体客体在支持自体的完整、活力及和谐方面扮演的角色”。
科胡特强调这个分类并非真理，而是人为的，目的是当分析师处于神入之中的“自我审查”时，可以有一个参照的方向，分析师可以觉察自己处在哪一种自体——自体客体关系结构当中。
另外，科胡特提到，当自体客体无法对三种自体需求当中的任意一种做适当的神入回应的话，那么另外的两种自体需求就更为强烈地尝试发展，尝试获得自体客体的回应。
譬如，夸大自体对自体客体的镜映需求存在缺陷，即夸大自体一极不稳固，那么自体可能就会通过更为努力地发挥自己的天赋技能（虽然也有很多时候并不被周围环境所认可），并寻求一个理想化自体客体，也就是形成一个理想化色彩浓厚的抱负，或是一个超我结构，以此来稳定自体的双极张力弧结构。
而当三种自体需求当中的两种具有严重的缺陷的时候，那么剩下的一种对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双极自体张力弧所承担的压力和挑战就相当之大，以至于很可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样的失败，会在客体爱层面，陷入被评估为“现实感”缺失的“边缘”状态甚至“精神病性”状态的可能性。
但就如同科胡特所说，“假如它們的發生是我後來稱作自體客體轉移關係之治療行動層次的内在面向，這種狀態就不會像它們看起來一樣地危險”。也就是这仅存的一个自体努力，能够被自体框架下的态度所神入，并且建立自体客体转移关系，那么这就是可分析的，也提示病人可能具备虽然非常脆弱但仍旧成形的核心自体结构。
开头科胡特的男性病人建立了夸大自体的镜映转移关系（攻击科胡特的不同调，以及“边缘”症状），而后面的那位女性病人则是建立了孪生或另我的转移关系（“瓶中精灵”的白日梦）。
想象如果是在温尼科特的理论中，这就取决于病人是否能够“游戏”；如果可以“游戏”，那么让科胡特来说，这近似于意味着病人的孪生自体结构还具备一定的强度，能够建立起孪生转移关系。
科胡特通过从经典的本能——驱力框架下的转移关系中区分出自体客体转移关系，把更“边缘”，更“精神病性”的精神过程，变为了我们理解体验“现实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科胡特敏锐地觉察到隐含在精神分析各流派和实践当中的道德教化压力，他由“特殊”的自体客体转移关系为开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自体理论，并且一如在一切的开端时所说，坚持着澄清和发展精神分析的原则，最终整合包容了经典的框架，丰富了在精神分析原则下的人性图景。
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的视角，使得我们得以从核心自体仍未放弃对古老自体客体回应的希望之角度去理解关系中的各种状况；也可以从不稳定的自体崩解角度，去理解当驱力以近似于孤立的方式（“边缘”、“精神病性”以及致病程度的神经症冲突）在运作所产生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尝试理解关于解离、真实感、空虚、意义感等相关的诸多复杂而又基本的精神现象，而不再是只能用“疯了”、“无法理解”又或者“不可分析”来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