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师大自我研究组
来源：SelfMindnSocialBrain（ID：SELF_BNU）
生而为人，与兽同行
自性：自我的个体属性
他性：自我的人际属性
群性：自我的集体属性
自性既是与生俱来，也是需要慢慢修炼的一种品性，只要一个人选择活下去，就会遇到自性，他性与群性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在调和自性，他性与群性间矛盾关系的基础上，让自性得到自然而然地显现。
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去思考——
· 在自性，他性与群性层面，人与动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 是因为人不断地提炼了自性，并调和了自性和他性与群性间的关系，才爬上食物链的顶端吗？
· 当人沦为动物时，是因为群性掩盖了自性，还是自性掩盖了群性？
· 是否当人将自性，他性和群性对立起来时，他便折损了做人的智慧？
· 群性是化解自性与他性间矛盾的良药吗？还是，发展自性才是人们更好的出路？
互依我的困境与出路
马库斯（Markus）和北山（Kitayama）提出，东亚人拥有互依的自我建构（强调个人和他人间的关联性和互依性），而北美人拥有独立的自我建构（强调个人的分离和独立）。
然而，本土心理学家不建议采用简单的跨文化比较歪曲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自我与他人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弹性，可变的，甚至可被看作是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杨中芳指出，西方“个人定向”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他们以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为单位，看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及成就，因此，自己与他人间的界限是越清楚越好；而中国“社会定向”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人与他人间的界限并不一定很清楚，而是使自己的界限可以包容他人及其所属的团体，这样一来，自己与群体的关系就变成几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关系。
为了将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在概念上加以统一，并进一步澄清三者之间的联系，我们将中国人的自我结构区分为小我和大我两部分：“小我”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将个体与他人相区分的特征；“大我”指以小我所属的团体（如家庭、组织和国家等）为自身界限的、具包容性的自已。
通常情况下，小我和大我常常拥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小我想要追求个人的独特和独立，而大我却希望个体间的归属与融合，所以，两者之间常会发生摩擦和矛盾。考虑到中国人的成长与社会化可被看作是一个道德自己的发展过程——个体对小我进行超越转化，到小我与大我融为一体，直至成为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物。所以，只有当中国人能够随情境灵活且适度地改变小我和大我间的边界，让小我的内在要求在大我的限制之下，得到适当的、过无不及的表达与实现，他们才会对小我和大我同时达成满意。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还给人们提供了化解大小我困境的智慧——中庸，从而教育人们以个体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让内在要求在特定环境与限制下，得到适当的、过无不及的表达与实现。因此，均衡且适度地同时满足大小我的需要便构成了中国人理想自尊建立的基础，我们将其称之为“适恰自尊”。
寻找一种理想的自尊
适恰自尊是一种建立在适度恰当地满足大小我需要基础上的自尊。它区别于特立自尊（其自我价值维系于满足小我需要，通过过分追求小我独特获得高自我评价）；也不同于妥协自尊（其自我价值建立在对大我需要的无限迎合之上，通过满足大我并压抑小我获得高自我评价）；还不同于兼顾自尊（其自我价值建立在同时最大化满足大小我需要的基础之上，通过刻意最大限度满足大小我需要获得高自我评价）。
这里，我们将适恰自尊和兼顾自尊相区分是想强调“最大化”和“适度恰当”间的不同，因为中庸既不是折衷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它是叩“大小我”于两端，“允执其中”，因为不执着于任何一端，所以，不会刻意地追求最大化地满足大我，小我，甚至是大小我同时，而是试图让小我的需要在大我的约束之中得到无过无不及的实现，进而让个体获得大小我价值（独立与归属）的双重实现（如下图所示）。
更进一步，我们的研究证实，适恰自尊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三重积极心理作用：
· 在自我层面，较高的适恰自尊水平会有助于个体更好地从积极环境中受益，进而提升幸福感；
· 在人际层面，高适恰自尊个体会倾向于更灵活地随情境调整大我与小我之间的边界；
· 在集体层面，适恰自尊会有助于个体在自我成长以及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之中，逐步通过建立大我自尊，提升小我自尊，进而获得心理需要的整体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