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inda Moon
来源：译言（ID：yeeyancom）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近日，韩国一名16月大的女童疑遭养父母虐待致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该童胰脏破裂，损伤程度堪比车祸。这一惨状简直触目惊心，不禁让人怀疑其养父母是否还有人性。
实际上，儿童虐待这一话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每经媒体报道，便让我们屡屡义愤填膺。可这一桩桩、一件件似乎永无休止，爆料出来之后便又渐渐沉寂。我们不是立法者和执法者，无法惩治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但我们作为大众的声音，至少可以通过对受害者的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让他们有勇气打破沉默，从施虐者手中夺走权力。
01
“讨厌自己”
今年早些时候，艾琳·德莱尼在脸书上透露了一个她对几乎所有人都隐瞒的秘密。
小时候，她遭受了身体和情感上的双重虐待。父母的疏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次她摔倒后头骨骨折，但父母却并未在意，第二天她在学校呕吐后被送往医院，这才发现伤势。
情感上的虐待包括父母双方在不同的时间告诉她，对方已经死了，或者他们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身体上的虐待则包括拳打脚踢，这都取决于他们的心情。
一位36岁的悉尼人说，“这种经历太难了。我从未有过安全感，也从未感到踏实。长期这样，你长大后会越来越讨厌自己，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
一想到朋友们“知道真相”后可能会离开她，德莱尼这位平时能言善辩、诙谐幽默的作家就有所退缩。她承认，“我知道向朋友坦白的话，会影响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很害怕。我开始怀疑自己，觉得没人会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又害怕别人会用我的弱点来对付我。”
德莱尼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自我：一个是秘密的、真实的自我，另一个是为了融入集体而伪装出来的自我。“我想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因为它已经沉默了36年。”
她认为，自己之所以长期保持沉默，是因为内心的自责、对创伤的强烈反应以及人们对受虐儿童的污名化。她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一个同龄人，结果遭到了对方家长的训斥。18岁时，她试图自杀。精神病登记员告诉她，下次自杀至少也做得像点样子。她说，“这把我推回了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好几年都走不出来。”
患有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德莱尼说，社会对待不同疾病的医疗待遇是不平等的。“几年前我的一个老同学得了癌症，大家都主动帮忙，而我情感上受到的伤害却让我感到异常羞愧、孤立无援。”
此后，许多人和德莱尼分享了自己受虐的秘密。她说，“让我心碎的是，他们都是在私聊中和我分享，不敢公开讲出自己的故事。我想从施虐者那里夺走权力，我越是沉默，越是感到羞耻，他们就能更加肆无忌惮。对于成年幸存者来说，不要让那些偷走你快乐的混蛋继续偷走它，哪怕一天。”
02
打破沉默，摆脱羞耻感
37岁的昆士兰高级警官凯利·汉弗里斯在19岁时就向警方讲述了她叔叔对她的性侵，但她直到30多岁才公开谈论此事。她已经写了一本回忆录《毫发无损的美丽》（Unscathed Beauty），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的。
她说，“我想让人们知道，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类似的案例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却从来没有人谈论过。我从小就知道，我不希望它发生在别人身上。”
汉弗里斯在儿童保护领域工作了六年。2015年。她首次在一个演讲大会上讲出自己的经历。“这对听众来说有点争议，但我认为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也需要勇气。当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时，很难知道别人会如何回应，但我在分享和写作的过程中成长了，帮助了别人，也收获了别人的帮助。”
她建议受虐者在分享自己的经历时，要试着寻求别人的帮助，同时也别忘了保护好自己。“你不必告诉所有人，但对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来说很重要。如果他们不知道问题所在，就无法支持你。”
打破沉默也能鼓励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汉弗里斯的母亲就是这样，前者打破沉默后，后者也有勇气讲出自己的故事。“她告诉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但她却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突然间，当人们都开始打破沉默，受虐者就逐渐摆脱了从前的羞耻感。”
03
社会的抗拒
蓝结基金会（Blue Knot Foundation）是一个帮助成年人从童年创伤中恢复的全国性组织，该组织的主席凯西·凯泽尔曼博士说，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对儿童性虐待的机构进行了调查，发现人们平均需要24年的时间才有勇气打破沉默。“而有些人永远不会这样做，”凯泽尔曼博士说。迄今，蓝结帮助热线还收到过70多岁，80多岁和90多岁人的电话，听他们首次公开讲述自己幼时被虐待的故事。
她解释说，“我们的社会一直不喜欢听到这样的故事，正如我们在皇家委员会中所看到的那样，很多提供证词的人都谈到了小时候试图说出来甚至会受到惩罚。没有人相信他们，更没有人关注他们。”
“想到虐待或忽视儿童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不舒服。听到那些受害者的故事往往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些咨询师尽管意图善良，但却因为训练不足，可能会使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
凯泽尔曼补充说，受害者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意识到自己其实正在被“虐待”。“经常虐待他们的人，往往是照顾他们的人。有些甚至不记得小时候被虐待，或者只记得一部分。而且，他们往往不会把自己小时候生活中的一些不好的插曲和虐待联系起来。”
梅丽塔·贝特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咨询。她说，梳理过程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是大多数人把性虐待憋在心里的原因。儿童大多以自我为中心，这使它们容易产生自责的心理。她说，“大多数施暴者开始只是一点点不恰当的触摸，看看儿童是否可以逃脱，是否有能力告诉成年人。当他们开始实施虐待时，他们或是威逼利诱、或是打感情牌。”
04
为何难以打破沉默？
受害者不愿意打破沉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还要重温过去的痛苦。贝特说，“我们内心深处有种处理创伤的方式，就是把它永远地锁在一个地方，不去触碰。”而受害者有勇气揭露真相时，往往是出于不同环境下的各种原因，比如#MeToo运动等引发的社会思潮，以及受害者获得正义的愿望。
如果你是男性，披露性虐待尤其困难。悉尼法学院2014年的一篇论文发现，男性在儿童性虐待发生时，披露儿童性虐待的可能性比女性小得多，而且披露的次数更少，选择性更强。
克雷格·休斯-卡什莫尔是协助男性性虐待幸存者的非营利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他认为这跟性别刻板印象有关，“女性是受害者，男性是施暴者，男性不会哭，也不会寻求帮助。”
儿童们对性偏好的恐惧和困惑也很大程度上让他们保持沉默。他说，“大部分的施暴者都是男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男孩，被同性性侵而且身体上有反应时，你会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非常困惑。”
休斯-卡什莫尔自己小时候也曾被虐待过。这始于他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他的父母分居，而他父亲的一个朋友搬进了家里。
对于他的经历，他说：“你自己的性发展被剥夺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们幸存者并不像其他孩子们，有机会亲身在这条道路上探索，没有机会体现自己的初吻。在性发展方面，我们不会像常人那般正常讨论。但我想，如果你的第一次经历，就像我一样，那真的很糟糕。”
除了对自然性发育的破坏，还有对心理和情感成长的伤害。
“这一过程中断了儿童大脑发育的机会，甚至会完全重塑儿童的大脑，从而让受害者经常处于一种长期的惊恐状态，对周围的人和事都高度警觉，时刻保持警惕。我就是这样，多年来一直郁郁寡欢，有自杀倾向，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安全，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你又能相信谁？”
“对于小时候被虐待过的人来说，信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伤害我们的人往往是我们仰望和崇拜的人。”
休斯-卡什莫尔说，比性困惑更具破坏性，比长期沉默更有害的是人们一直认为受害者自己更有可能成为性侵者。“这是一种将受害者妖魔化的做法。”
无论性别如何，受害者保持沉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把受虐幸存者和心理问题联系起来；还会认为这一切都怪受害者自己没有尽力阻止虐待。休斯-卡什莫尔说，“这表明公众对儿童虐待这一话题缺乏了解，没有意识到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权力不平衡。”
他说，由于自己的羞耻感，很多虐待幸存者都很怕得到时社会的评判。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走出了那个“儿童虐待作为禁忌话题”的时代，公众对受害者有了更多的包容。不幸的是，对于受虐的儿童幸存者来说，歧视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我曾帮助过一些男性，当他们的雇主发现他们的过往经历时，他们往往会受到了歧视。”
不过，好在受害者正在日益打破沉默。正如蓝结基金会的凯泽尔曼所总结的那样，“我们都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听到自己的真实声音，尤其是对那些受虐幸存者来说，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伤，对他们的生活轨迹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