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精神分析也一样，只对某些人群有效，而对其他人群可能就爱莫能助了。当然，精神分析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中，一个总体趋势是：可治疗的病人群体越来越扩大。比如自恋、人格障碍的患者，之前按经典精神分析的理论，弗洛伊德本人曾明确将其排除在精神分析病人范围之外。但自从理论不断进步与丰富之后，特别是科胡特“自体心理学”理论的问世，使得精神分析的可治疗群体也相应扩展。但即便是扩充了可治疗群体的范围，精神分析对于来访者的要求也仍然不低，下面我们就来谈谈精神分析对来访者都有哪些要求。

【1、有病，且有强烈的求治动机】
精神分析不是听相声，不是看演出，不是听好话受安慰，过程中充满艰辛地努力和成功后的喜悦，绝不是只有喜悦。只有当来访者足够痛苦，有着强烈的求治动机，并且对心理治疗以外的其他方法已经放弃希望时，才能使得来访者忍受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严峻考验。而只是出于对精神分析的探究揭秘、职场发展、智力培训、自我了解，都只能使治疗走马观花，流于肤浅。这些进入分析的理由，都不足以使来访者忍受内心被揭示后的痛苦、焦虑和内疚；也不容易坚持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或者很难放弃病症带来的获益和破除快速奇迹般痊愈的幻想。

【2、有钱、有闲】
精神分析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治疗方式。如果生活困难，无以为继，或是变动频繁（如出差、搬家、入伍等），无法坚持固定的设置，投入必要的时间与精力，将使得移情无法产生或者被干扰。例如举个极端的例子，你不能要求对一个正在战场上的战士做精神分析，时间、地点、情景都不允许。你也不能要求一个入不入不敷出的人，对你的收费和时间设置不提出异议。而这些异议，与移情性神经症无关，更多是来自现实条件的限制与干扰，这样，精神分析工作就要面临在正常的困难之外，又多了一份阻碍。

【3、有移情能力】
说得通俗点儿，就是要暂时能做个演员。要能暂时地把治疗师当做其早年重要客体（比如父母、扶养人等），进而对治疗师产生情感波动，能够无意识地在咨访关系互动中投射、重演（重现）其心理的内部客体关系、互动模式。因为精神分析是通过处理移情来影响和改变来访者的内部客体关系，潜意识冲突的，所以，没有移情，无法产生移情，治疗将无从下手。

【4、追求内省，并有一定的反思觉察能力】
如果来访者只能移情，但是不能适时自己（或在咨询师的帮助下）跳出移情，客观地内省、觉察咨访关系中的互动过程，那么，就只能永远做为演员在演出，而没有做为观众在观看。从而将不能领悟到咨询师对其内部模式与现实生活困扰之间关系的解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疗效。我们希望来访者在分析时能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真切地感受体验。但不可降低理智或灵魂出窍。无论分析中如何退行，在结束时，应能及时返回现实，适应环境，以免将治疗浸染于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但同时，来访者又必须能在治疗以外的时间里仔细反刍，回味分析过程中的感想，并将治疗所得转化为新的有意义的领悟、联想，或产生新的记忆。即：我们要求来访者既是自我体验者又是观察者，既是消极等待者，又是积极行动者，既是相对失控者又是有效掌控者（GREENSON，1967）。

【5、正直诚实】
诚实是很难很可贵的品质，因为你无法要求一个人完全不防御，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咨询中要求来访者诚实，也不是有啥说啥，而是指来访者至少能在意识层面，对治疗积极地配合，不故意地掩盖与防御。这种掩盖与防御，通常来自于“病耻感”而表现为讳疾忌医快速逃入健康逃入痊愈，或是“争当最好的病人”而发展成“移情性痊愈”。

【6、有一定的忍耐力、冲动控制能力】
精神分析将深刻地面对一些来访者平时逃避防御的痛苦情感，我们希望患者在不伤害自己或是不破坏分析的状态下，能够最大限度地体验这些情感。我们也希望来访者有能力承受分析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焦虑、抑郁、挫折和屈辱，而不诉诸破坏性行为。即：他必须能够耐心守候、延迟满足，同时又不向无奈和失望屈服（GREENSON，1967）。缺乏冲动控制，对冲动缺乏基本的忍耐和延迟满足的口欲期性格特征的患者，难以忍受分析情境的煎熬，他们倾向于使用破坏性的付诸行动来中止治疗；自恋性人格的来访者则不能承受与治疗师之间相对亲密的治疗关系，与直截了当的面质；严重孤独的患者将无法忍受与分析师之间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在忍耐力方面，受虐性人格障碍的患者通常会表现出特别顺从，经历多年分析毫无进展，但也毫无怨言。咨询师要明辨这是否是一种病理性的顺从，切勿对之洋洋得意。

【7、有表达能力】
能清晰地表达自己微妙复杂的各种情感感受。有思维障碍和言语障碍的病人显然不适合精神分析的治疗方式。因而精神分裂症病人，或者至少是处于精神病发作期间的病人，不适合精神分析。

【8、其他外部生活条件】
严重的躯体病痛或者肢体残障使病人丧失活力，或是对治疗力不从心。具有致命性躯体疾病或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会使神经症性痛苦相对微不足道。热恋中的情人通常也不适合做精神分析治疗，他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工作上。另外，愤怒的、好斗的、凶蛮的丈夫、妻子或是父母在场也会让精神分析暂时难以施行；显然，我们无法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从事分析性工作。我们还要求病人在治疗时间之外，必须能有沉思、反省的机会与场所。

上述所有观点都有助于我们判断病人对精神分析治疗是否适合，但也只是挂一漏万。显然，对病人可分析性的可靠预测有着太多的变数与不可知性。有时，我们只有在经历适当时间的实际分析工作之后，才能相对有把握地认定来访者是否适合精神分析治疗。

—— By  朱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