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雅珺

精神分析简史

从弗洛伊德在1896年的《神经症的遗传和病因》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精神分析这个词到今天的120年的时间里，这一理论和实践伴随着人类经历了各种思潮。在法国，由于拉康是个极富精力的人，他扛起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致力于进行精神分析和现象学，结构人类学，语言学，存在主义哲学，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对话，带领精神分析在法国走过了整个拉康时代。

当然也包括各种社会事件和运动的对话，一战，二战，法西斯，纳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共产主义，性解放运动，68年革命，嬉皮士，高速的现代化进程，资本主义辞说的绝对主导，包括最近的恐怖主义。精神分析和实践它的分析家以及分析者们试图通过倾听与诉说来理解自己的痛苦，症状，理解人性，理解人类社会。 

弗洛伊德的作品中一直有一部分是指向对整个文化的反思的，比如《为什么有战争？》和《文明及其缺憾》，指向的读者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而后来的分析理论的发展，把精神分析变成了一种只针对临床的专业知识，使得分析家都仅仅满足于用理论的术语在他们之间交流，而失去了与更广泛的人文思想对话的能力。 

第一代的分析家并不惧怕表达他们对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现象的看法，但很可惜，这种伦理的立场并没有传承下来。 当时在柏林的精神分析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共产党人和社会当人关系密切，在他们的计划中有着精神分析的政治愿景，这其中由奥托·芬尼希尔（Otto Fenichel）通过书信构建的一个由六个分析家组成的秘密小组是这个运动中的一支力量。但随着纳粹在德国的执政，大批精神分析家外逃。这个小组的分析家也分散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美国当时对于共产主义的敌视让这批移民分析家很谨慎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再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中，第一批分析家都逐渐地去世了，而他们的立场和知识也并没有传承给下一代分析家，导致现在当人们提起奥托·芬尼希尔的名字时，只知道他关于神经症的理论，却从来都不会把他跟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在代际之间的知识的传递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为了让知识保持一种活力，尤其是精神分析的知识，需要在学生和老师之间有一种活跃的接触，让知识浸润在感情，欲望和联系中。如果没有它们的参与，知识就变成了生硬的词语。

美国的精神分析发展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和医学的联合，它迅速地变为一种排外的专业知识领域，和人文思想没有了任何关系，而另一个方向是新弗洛伊德派，他们试图重新在人文领域找到精神分析的一席之地，但也迅速地沦为心理鸡汤式的无关生活痛痒的理论。

张申府先生在欧洲游学学习哲学期间，认识了一个医学生朋友Wilhelm Rohr，后者正在准备一个去柏林精神分析协会所作的报告，报告的主题是汉语语法和梦的压抑机制，张申府先生参加了这次报告。在1923年2月17日，卡尔·亚伯拉罕向弗洛伊德提到了这个来自中国的与会者想要将弗洛伊德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想法。在3月5号的一封给弗洛伊德的信中，亚伯拉罕提到他和张申府进行了一次长谈，并对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张申府先生回国之后写了一些介绍精神分析的文章，便投身于剧烈的社会运动之中了。

高觉敷先生于1925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对弗洛伊德的心之分析的起源和发展，后来又在上午印书馆翻译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章士钊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1926年赴德国留学，在德国他和弗洛伊德通了信，他写给弗洛伊德的信已经丢失了，但是我们找到了弗洛伊德给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廿七给章士钊先生的回信：

Most esteemed Professor,

In whatever way you wish to carry out your intention, whether it is by paving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in your homeland – China – or by contributions to our journal Imago in which you would judge against your own language our conjectures about the nature of archaic modes of expression, I will be extremely pleased. What I quoted in my lectures from the Chinese was taken from an article in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译文：

尊敬的教授先生：

無論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設想，無論是在您的祖國–中國開辟心理分析這門學問，還是為我們的《意象》雜志撰文，以貴國語言的材料來衡量我們關于古代表達方式的推測，我都非常滿意。我的講義里引用的中國材料，出自大英百科(第十一版)的一篇辭條。

    順致崇高敬意。

    你的弗洛伊德

章士钊先生在1930年出版了《茀罗乙德叙传》，商务版的书前印有弗氏给他信的手迹照片。

张东荪先生在1920年邀请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中国做了讲座，并从罗素先生那里了解到了精神分析。张东荪先生在1929年写了《精神分析ABC》，由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出版，试图引入弗洛伊德提出的升华的概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张先生很怕中国会走极端，所以试图通过升华来引导青年盲目的爱国热情。

在很红很红的年代，精神分析的理论是做为反革命的理论被对待的，偶然看到杨绛先生在《将饮茶》里写到的一段逸事，很有意思： 

” 我經常失眠，有時精神不振，聽報告總專心做筆記，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兩本是倦極亂記的，我不便補交，乾脆把沒交的一疊筆記銷毀了事，這件事就置之腦後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眾開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樓」了。我是首批下樓的二人之一。從「牛棚」「下樓」，還得做一番檢討。我認真做完檢討，滿以為群眾提些意見就能通過，不料他們向我質問「四個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二的金剛摸不著頭腦。哪裡跳出來四個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筆記本打開，放在我眼前，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認出「四個大妖精」原來是「四個大躍進」，想不到怎麼會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我腦筋裡一點影子都沒有。筆記本上，前後共有四次「四個大躍進」，只第二次寫成「四個大妖精」。我只自幸沒把糧、棉、煤、鐵畫成實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腳，畫成跳舞的妖精。這也可見我確在悉心聽講，忙著記錄，只一念淘氣，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可是嚴肅的革命群眾對「淘氣」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長了一百張嘴，也不能為自己辯白，有人甚至把公認為反動的「潛意識論」也搬來應用，說我下意識裡蔑視那位做報告的首長。假如他們「無限上綱」–也不必「無限」，只要稍為再往上提提，說我蔑視的是「大妖精」，也許就把我嚇倒了。可是做報告的首長正是我敬佩而愛戴的，從我的上意識到下意識，絕沒有蔑視的影蹤。他們強加於我的「下意識」，我可以很誠實地一口否認。 ” 

终于集体疯狂的年代过去。1984年商务重新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先生1930年的译本），呵呵，这个年代还真是讽刺，这是在文革后中国大陆最早正式出版的弗洛伊德译著，此书当时的重印出版，还遭遇到上层不小的压力。商务甚至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表示终于开禁。商务又接着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和《释梦》。 

在中断了一代人的学术生涯之后，精神分析又开始在中国重新发芽。在此期间在欧美，精神分析也经历着自己的命运，由于IPA（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向纳粹妥协导致左派分析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被除名，一些分析家在逃入美国大陆后的小心翼翼试图并入American way of life（美国的生活方式）导致到今天精神分析在美国几乎死掉，而在法国拉康举起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使得精神分析理论在法国走过了整个拉康时代，由于拉康是个极富精力的人，他使得精神分析理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中跟各种思潮对话，而让精神分析融入到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法国人文思潮发展之中。 

什么是精神分析

在极简短的介绍了精神分析在中国和欧美的发展历史之后，我再来简要的谈谈什么是精神分析。 

首先，精神分析本身流派众多，因为我喜欢拉康的临床实践，所以主要介绍拉康派的精神分析，而且是我理解的拉康派临床，我的同行们未必赞同我的观点。 

首先，是有命运这个东西的。“命”用精神分析的术语可以叫做症状的享乐模式，太难，用比较心灵鸡汤的说法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通过代际传递的，我们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而父母解决不了的人生难题，就是孩子的命，他要用自己的际遇和经历去回答这个问题。而“运”就是偶然的相遇，这个相遇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经历。比如如果费孝通先生没有经历文革，也许会写出更多传世的经典。 

而精神分析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告诉分析者，不要信命，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去生活。当然这个告诉是建立在分析者准备好要听到的时刻，为了这个时刻的来临，有可能要做很多年的准备。甚至过完一生，这个时刻都不曾来临。而分析家的工作就是加速这个时刻的来临，如同拉康在第一本讨论班的开班讲座中谈到的禅宗师傅，分析家会用各种方式促使这样的一个时刻的产生。这个时刻到来的效果可能是，一个症状消失了，一个道德的难题有解了，抑郁离开了。 

其次关于分析的设置，拉康派不同于其他流派的最大特点在于弹性时间和弹性收费。 

弹性时间是因为无意识的时间是一个主体的时间，分析家所有的干预都是为了让那个相遇的时刻到来，所以就不是客观的40分钟或者50分钟能产生的效果。而是根据每次谈话来找到一个适合打标点的地方，让一个言外之意冒出来。 

当然有些人误解了弹性时间的概念，误以为5分钟的短会谈是最牛逼的临床，我在巴黎见过这种装（牛）逼的”分析家”，当然也不乏大批装（牛）逼的”分析者”去找他做分析，毕竟在各个行业都有这种职业装（牛）逼的人，随他们去吧。 

其次是弹性收费，这个弹性收费是根据来访者或分析者的收入来定的，让他感到稍有压力比较好，毕竟付200块和付5块说的话绝对是不一样的。 

但是也有人误解了弹性收费的概念，以为是按照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收入预期往上制定的，所以中国目前那些不问来访者收入情况，起价就800以上的人，我想对你们说，呵呵，你们拿钱的时候手不软吗？ 

OK，先写这么多。 

参考文献：

李洪华. 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D].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余凤高. “心理分析” 与中国现代小说[M]. 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杨绛. 杨绛作品集（卷二）[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P169-170

Cf. Fre?de?ric de Rivoyre, ” Bertrand Russell apporte la psychanalyse en Chine “, www.lacanchine.com

Nathalie Charraud, Les trois Zhang Suite chinoise la chronique de Nathalie Charraud，Lacan Quotidien Numero 504

Jacoby Russell, Otto Fenichel: destins de la gauche freudien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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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雅珺 | 开业分析家

接受精神分析导向的个人分析七年，督导两年 

四川大学 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硕士 | 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精神分析中的女性性》 

巴黎第八大学 精神分析 硕士 | 巴黎八大硕士论文《对杜拉个案的梳理》 

巴黎第八大学 精神分析 博士在读 | 巴黎八大博士论文方向：精神分析和现代中国

原题：什么是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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