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抑郁症几乎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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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畅|授权转自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昨天,“在大陆互联网走得最远的台湾人”——“胡同台妹”宫铃去世。

一个古老的命题:抑郁症就在我们的身边,俯拾皆是,随处可见。

“胡同台妹”宫铃最后一条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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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江绪林最后一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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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和“生前”同义。把罗列的名字排列起来,就像组成了一组纪念碑。纪念碑,用来悼念离世的人们。抑郁症造成了这一组纪念碑,按照资料得出的比例,中国地区抑郁症患者达到9000万,意味着,没有任何一条推送装得完这些名字。或者,没有任何可能的、物理意义的、实体的纪念碑可以将所有的名字记住或者镌刻。这是“质量”的一种表述方式,就是,一个人,加上一个人,加上一个人……每次加一,几乎无限地加下去。

抑郁症不是“富贵病”,完全不等于一个人情绪偶发的悲伤或痛苦。那就开列这组纪念碑吧,先为那些籍籍无名的人群默哀,毕竟在查到的数据中,主要是有过名气的、有资料明确显示有过抑郁症病史的人们。

张国荣、三毛、赫尔曼·黑塞、欧内斯特·海明威、柏杨、文森特·梵高、川端康成、海子、阮玲玉、科特·柯本、罗宾·威廉姆斯、张纯如、叶赛宁、李恩珠、徐迟、贾宏声、孙仲旭、陈琳、希斯·莱杰、米歇尔·永贝里……

还有很多,很多。


小贝是美国某著名高校的博士生,有着让同龄人羡慕的学术经历和教育背景。硕士在读期间,她性格活泼,目标坚定,对自己的未来的学术道路和职业发展充满期待。为了准备博士申请,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她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做研究、写论文,生活还算生龙活虎。

然而,问题出现在得到博士录取通知的那段时间。平时很健谈的小贝发现自己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和人说过话了,也没有交流的欲望。不管是上课、去图书馆、写论文,还是买菜做饭都是一个人。接着,她感觉到自己极容易陷入疲惫和萎靡,甚至没办法感受到哪怕一点快乐。

她说:“当时能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了,那种感觉和以前是相当不一样的。以前遇到什么事情,和朋友说说笑笑也就调节了,而那个时候却没有什么用。”

在博士课程开始一段时间之后,小贝因为遭遇感情问题明显感觉到不安,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清醒,一边执念一般地反复思考: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读博士?读完博士之后能做什么?自己存在的意义何在?有什么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

之后的四个月,情绪起起伏伏,但还算在掌控之中。四个月之后,抑郁症开始变得严重。尽管她也试过心理医生,他们给过她很多建议,但却没什么明显好转。严重的时候,想过轻生。每次她和她的男友说到自己“不想活了”,他就会手足无措,只能安慰她说:“我们一起活。”小贝苦笑:“感觉真的挺戏剧化的,以前都不会想到这种桥段能发生在我身上。”

当我问及她是否介意将这段经历分享给更多人的时候,她毫不迟疑地说好。小贝只是庞大抑郁症群体中的一员,虽然我们的身边可能存在深受抑郁症折磨的人,但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却难以被人理解,更不便向人诉说。当下社会,对于“抑郁症”三个字虽然不再如过去一样讳莫如深,但依旧存在相当的偏见。这一群体的生存和死亡,也没有引起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我们对于抑郁症几乎一无所知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100万人。抑郁症的发病率是11%,即每10个人中就可能有1个抑郁症患者。

根据2015年我国的一项调查,抑郁症已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疾病。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据此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目前已达到9000万。

虽然我们时常将“抑郁”二字挂在嘴边,但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还非常有限。首都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系副教授、北京安定医院第八病区主任姜涛,曾对我们对抑郁症发病机理的研究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如果说当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达到近代的话,对大脑疾病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公元前。”

我国在2012年12月才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在法律上规范和保障了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和权益。而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只有2万人,缺口40万,社区防控基本空白。

有公开统计显示,我国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至少是13万,而其中40%的自杀死亡者在自杀时患有抑郁症。由于患者自身对于抑郁症的了解有限,以及社会环境对于抑郁症的普遍偏见,抑郁症在全国的就诊率只有4%,90%以上的患者根本没有治疗,15%的患者最终走向自杀的结局,近80%入院治疗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再没有复发。由于很多人在患病后没有足够的意识将其当做一种疾病来治疗,或干脆拒绝求医问诊,最终被治愈和治愈后没有复发的人数都相当有限。

究竟什么是抑郁症?

我们能做些什么?

抑郁症并非单纯的心理疾病,它和糖尿病一样,有其深刻的生物学根源。因此我们要同时从生理和心理两个角度来了解抑郁症。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2006年)有关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主要有以下9条:(1)兴趣丧失、无愉快感;(2)精力减退或疲乏感;(3)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4)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5)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6)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7)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8)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9)性欲减退。只要同时满足心境低落和以上任意4种症状,并且抑郁症发作持续两周以上,即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

在已知的100多种的神经传递素中,有几种和抑郁症有关系:正肾上腺素可以提升血压,缺乏这种神经传递素意味着缺乏刺激物,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能量。多巴胺负责情欲、感觉、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正是多巴胺缺乏导致抑郁症的“快乐缺乏”。血清素是人在心情愉快时产生的一种镇定神经的调节素,会影响人的食欲、情绪和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力,也可以改善强迫症和洁癖。缺乏血清素与抑郁症中的哀伤和负罪感有关。除此之外,大脑脑干部位的网状刺激系统和荷尔蒙也和抑郁症息息相关。(详见《有关抑郁症,我们应该知道些什么?》,《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2月,陈赛编译)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症是由矛盾生成的内部冲突,是一种攻击性的内化(aggression turned inward)。在抑郁的情况下,人往往纠结于“爱”和“失去”的矛盾中最负面的元素——强烈的爱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生理和心理两个角度的连接点就是压力的心理机制。当人感觉到压力时,大脑丘脑下部区域的小小回路会释放压力荷尔蒙,使身体高度警觉。这种压力能短时间内调动生命潜能,使你的呼吸变快,心率增加,血压上升,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激增,给肌肉提供能量。这种压力机制是生命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但如果这种应激反应在只开启,不关闭,那么就会演变成慢性压力。根据Robert Sapolsky对于压力和其心理机制的研究,这种慢性压力通过伤害免疫系统对抗感染、修复身体的能力,增加一些疾病的易感性,比如流感、关节炎、抑郁症、糖尿病、心脏病、老年痴呆、癌症等。

在认知心理学中,抑郁症的定义就是“习得性无助”。它让你感到“无能为力”,对一件事没有控制感,不知道会有多糟糕,也不知道痛苦会持续多久。此外,抑郁症也是一种遗传疾病。但环境刺激比基因对于一个人患有抑郁症的影响更大。

想开一点就好了?别天真了

美国作家伊丽莎白·伍策尔说:“关于抑郁我最需要说清楚的一点就是,它和生活没有半点关系。生活的轨迹上有伤心、痛苦和悲哀,这些总会在适当的时节出现,它们是正常的——不让人愉快,但的确是正常的。然而抑郁却处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它意味着缺失——没有效果,没有感受,没有回应,没有兴趣。”

因此,抑郁症并不像人们平时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只是心态不好,想开一点就好了。抑郁症有很多可能的起因,包括大脑对于心境的错误调节、基因易损性、生活中的压力时间、药物以及药物滥用问题等。对于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都要听从专业人员的建议。目前为止,治疗最方便最快速的手段是药物治疗(可以采用的心理治疗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治疗、行为治疗、人际心理治疗等)。

历史上,我们熟知的很多人都深受抑郁症的折磨。林肯、丘吉尔、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明威、三毛、约翰·穆勒、赫尔曼·黑塞、徐迟……无论是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政客,还是在文学界青史留名的泰斗,亦或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都逃不过抑郁症的围追堵截,其中的一些人也因为抑郁症选择自绝。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面这些名字看上去光鲜亮丽,但抑郁症并不是“名人病”或“富贵病”,它就在我们身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高收入人群还是低收入人群,孩童还是老人。

一直到现在,小贝还在和这种“顽症”共处,但她坦言,自己不会像最初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学会更多地审视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走极端。在不断自省和调节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回到事物的根本,还是生命内部最深的矛盾在挤压着灵魂。我们带着仿佛无限的生命力来到世上,但终归要意识到个体生命的脆弱性:即便拥有全世界,死亡也还是在那里,离别也总是在那里。作为一个成年人,自身内部拥有一个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爱的生成机制,才能使人格趋向独立,也才能更多地获得创造爱的能力。”

小贝对我说,她正在学习获得创造爱的能力。

阿加莎的小说《撒旦的情歌》里写:“为了逃开那头怪兽,你一直跑,一直跑,但是这样是没用的,你不能一直用后背对着它;你要勇敢地转过身去,才能看清那头怪兽的本来面目。”

————The End————

文章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ID:ibookreview,『阅读需要主张』

题图来源: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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