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4种不同的焦虑分别会带给我们什么力量?

原题:不要试图去治愈焦虑:我们需要它

译:搬那度丨壹心理翻译专栏

你在一个晚宴上坐在一位名叫山姆的男人旁边。他是一个你刚认识的人,但是你发现到,你们原来有几个共同的朋友——因此你会想留下好的印象。从这方面来看,事情的进展还算不错。你们之间侃侃而谈,而你的同伴表现出他认为你又风趣又吸引人。

突然,气氛变得酸溜溜的。山姆的眼神接触变少了。谈话变得尴尬了。是因为你说了你在大学时搞的恶作剧吗?还是因为你对大选的看法?你往山姆的方向瞥了一下。他确实是用稍微怪异的眼光看着你。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你利用庆祝活动中的空档,在脑子里重播你的谈话的几个片段。

说也奇怪,但是山姆冷淡下来的态度,给你的系统带来了一次震荡。简单地说,你变得焦虑了——因此许多事情同时发生了。你正在用力思考,试图理解刚刚所发生的事,想着自己能够说出什么话来得回之前打好的关系。你发现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小心、更恭敬。你不愿再跟山姆发起谈话,即使有的话,也会更倾向因为不小心打断了他而道歉。你甚至会开始时不时加入一些话,希望能够澄清或缓解之前所说的政治论点。你可以感受得到一切。焦虑开始控制你了。你会害怕结果将不会是好的。

但是,说真的,焦虑到底有多糟糕呢?它只是一个必须处理的难受的感觉,又或是一个更糟的事物呢?根据一个非常高尚的传统,一个横跨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甚至到了柏拉图的传统,它是更糟的,糟得更多了。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烦恼、反复思考的方式,不仅会让我们分心,也会消耗我们。除此之外,由于焦虑往往那么难受,我们会有冲动的行为——作出任何我们以为会消除这个感受的事物。基于这些原因,经典的共识就是,这些情绪必须被避开。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了焦虑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它跟美德是不相容的。对康德来说,有美德的人是一个“将他一切的能力和倾向,控制在他的(理性)之内”的人;因此,他在《道德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1797年)中写道,“美德的真正力量,是一个平静的心神”。然而,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心神却是一点也不平静。我们缺乏了美德独有的理性控制:决定我们的行为的事物不是理性,而是情绪。这是糟糕的。

焦虑被形容为这种黑暗、有害的力量,而这样的形容确实是有杰出的人支持着它。尽管如此,我相信这是错误的。这么说是违反意愿的,但是焦虑可以是好事。的确,我希望能够说服你,焦虑是我们成功地在道德和社会生活中航行的核心能力。我不至于会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焦虑,但是我们应该培养它。担忧是重要的;我们要正确地应用它。

我们这则晚宴的小故事,对我们说明了有关这个令人费解的情绪的什么事物呢?首先,它揭露了一些它的性质。我们平常经历的焦虑,是对于不确定的威胁和危险的一个显著令人不安的反应。比方说,你在晚宴时的忧心,是因为你和山姆之间的谈话可能变得尴尬,使你变得不确定而作出的反应。你想要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却又不确定你是否成功。结果是不安——一阵的担忧或顾虑——那就是你的焦虑。

这则故事,也告诉了我们有关焦虑所做的一件事。焦虑这个情绪,能够驱使我们做事——以独特的方式,做出帮助我们解决困境的事物。比方说,在晚宴的时候,你的焦虑会驱使你试着去更进一步理解你可能说出的不恰当的话——因此导致你在脑子里重播谈话的片段。焦虑也会引导你试着弥补你可能造成的冒犯,因此使你变得更恭敬。

焦虑为一个有用的情绪的这个概念,跟我们从康德和其他人那里所看到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这个理念,被临床心理学家所拥护。其中的一员,就是波士顿大学焦虑和相关疾病中心创办人大卫·巴洛(David Barlow)。巴洛在《焦虑及其疾病》(Anxiety and Its Disorders,2002年)中解释,“焦虑的功效,是针对可能的危险状况而给予警告,也会触发内在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很重要,因为他们容许我们参与“一个更高、更成熟的功能层次”。比方说,在一般的社交焦虑当中,我们拥有的情绪,使我们更能理解与驾驭我们的社交互动。

不过,一般的社交焦虑,不是我们所经历的唯一一种担忧。我们烦恼的事,可能会包括神是否存在,或者违反我们作出的诺言是否可接受。对于这些其它形式的焦虑,我们能够说什么呢?拥有这样的情绪,是否也是好的呢?很多时候,这些焦虑确实是好的。生活中我们往往会经历三种焦虑:

(1)社交焦虑,涉及的是一种独特的不确定感——就是:你是不是在让自己被人贻笑?就是我们在和山姆之间的晚宴谈话中所看到的那种。因此,它往往会导致恭敬或谨慎之类的事物:这些行为,能够帮助我们尽量减少留下坏印象的机会。

(2)惩罚焦虑的事物:你知道你已经违反规则,但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因此而挨打。基于它的起源,这种焦虑会倾向引发补偿你的过错的行为,例如,先发制人地道歉。

(3)存在焦虑。它涉及了有关神的存在或者你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不确定感。因此,毫无意外,当我们感受到它的时候,我们会倾向思考我们的宗教信仰,同时请牧师或其他专家来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担忧。

知道焦虑会以这些(以及其它)形式呈现,非常重要。首先,它帮助我们看到,不同种类的焦虑——例如,社交、存在或惩罚焦虑——能帮助我们处理各种形成问题的不确定感。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有一种焦虑可能比其它种类的焦虑更有价值:道德焦虑,它能帮助我们理解道德上应该做什么,这可比帮助我们弄清楚如何不违反礼仪的社交焦虑更有价值。使用错误的匙子是一回事,但违反一个重要的诺言,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状况。

你的母亲的阿尔茨海默氏症在这过去的一年以来,已经有显著的恶化,而你已经无法为她提供她所需要的照料。你倾向听从她的医生的建议,将她送入老人保健设施。但是,这个决定让你焦虑,因此你开始思考你现在所面对的情况的细节。你的母亲一直都非常顾虑老人保健设施。事实上,你刚在去年,事情真的变得糟糕之前,曾答应她不会将她送入那种地方。

因此,你的手上有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你该不该将她送入养老院呢?这个问题让你彻夜不眠。你反复地回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所经历的这件事,确实是一种焦虑。但是,请注意到它跟我们所考虑过的情况有什么差异。你不是真的为自己害怕,像惩罚焦虑一样,或者只是想避免羞辱,像社交焦虑一样。不,你所担忧的,就是做出正确的事。

那么,道德焦虑,就是我们面对一个艰难的道德决定时所感受到的情绪:我们想做出对的事,却又不确定对的事到底是什么。况且,我们所感受的不确定感,会引发探索——它促使我们试着弄清楚,什么才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我们也许会开始想着我们拥有的选择,并且权衡每一个选择。我们也许也会从我们信任的人那里寻找更多的资料。那么,综合这些,我们可以看到道德焦虑两种方式的运作:它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艰难的道德决定;它也是一个动力,激发思考与搜集资料之类的事物。

这看起来也是奏效的。最近,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政治学家迈克尔·麦昆恩(Michael MacKuen)和他的同事2010年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中发表的研究暗示,有关道德和政治课题的焦虑,会促使我们以一个更开放的方式思考。麦昆恩发现,当人们对于平权措施政策的合适性的看法被质疑的时候,他们会倾向变得焦虑或愤怒。这是意料之内的。有趣的是:那些变得焦虑的人,会更倾向找出有关政策的更多资料,也会更有兴趣学习这个课题双方面的事物。另外——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也更愿意探索对付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法。相比之下,愤怒的人比较没有兴趣自行了解情况,而当他们有去寻找资料的时候,他们倾向仅仅找出跟他们原来持有的看法一致的事物。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道德焦虑为何有价值。这个情绪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驾驭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况且,我们也能够解释它如何办得到。它的运作,就像一种破坏性的信号:它会插手我们所在做的任何事物,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所做的事。

想想疗养院的故事:你的母亲的医生刚刚通知你,基于她的阿尔茨海默氏症那么严重,是时候将她送入保健设施了。你倾向跟从他们的建议,但是你也在担忧。这会破坏你原本盲目跟从医生忠告的倾向。事实上,它会引发一种思维,让你记起你的诺言,同时让你开始思考你的母亲的顾虑与恐惧。因此,即使你还是决定违反诺言是可接受的,而将你的母亲送入保健设施,焦虑已经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已经帮助你认出你的决定在道德上的意义。

我们一旦注意到道德焦虑会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帮助我们做出好的决定的能力。毕竟,你对于违反你对母亲的诺言所感受到的焦虑,反映了你的某个值得钦佩的一面:对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有了知觉。任何没有像你一样这么反应的人,道德上似乎会是缺乏的,就像一个面对滔天大罪却毫不愤怒的人一样。

康德对于美德非常理性化的描述,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层面,那就是,面对一个艰难决定时倾向感受到道德焦虑,是良好的道德品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带来了道德意识和关怀,而这两个事物,是合乎道德的思想和行为的核心元素。

 

我们已经听到了支持道德焦虑的论述,那就是,这个情绪,能以独特与重要的方式,影响我们道德上的思想和行为。然而,焦虑——不管是道德上或非道德上的焦虑——也会出差错。我们在临床上看得到它的表现,如社交焦虑症及创伤后应激障碍,也会在健康的人被焦虑挫败的情况里头看得到。这可能会令人顾虑,道德焦虑的价值,是否跟我描述的一样。

对于这个论点,我有两件事要说。第一,承认道德焦虑有时会造成问题——我们是应该这么承认——不会使焦虑大致上是一个有意的情绪的声称被削弱了。在这方面,道德焦虑的情况,跟恐惧或愤怒没两样:拥有这些情绪,有它们的好处,尽管它们有时候会令人遗憾地以恐惧症或狂怒的方式,将自己表达出来。不过,第二,基于道德焦虑有可能出差错,它(像愤怒或恐惧一样),能够在我们能培育的范围之内变得更有价值。

重要的是,声称道德焦虑是一个要培育的情绪,不是在暗示我们应该想要更常或更强烈地经历它,而是在说,我们应该学会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感受道德焦虑。比方说,我们应该学会意识到,我们的不安,是因为我们对于道德上是正确的事物是什么而感到不确定(相比较于,例如,对于我们是否会被惩罚或羞辱而感到不确定)。

培养道德焦虑,也将会涉及发展出能力来适当地引导我们经历的不安。纵观以上所述,焦虑的力量,一部分来自于它驱使我们做事的能力——做出帮助消除焦虑的事。但是,这么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面对类似该怎么处理母亲的事这样在道德上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你可以单单服用镇静剂,或者试图将决定推给一位亲戚,来缓解你的焦虑。然而,这么做,只不过是在回避你的焦虑的源头。适当地处理你的道德焦虑涉及的事,包括处理你对于满足母亲的需求与意愿时的不确定感,以及抵抗单单回避你面对的决定的倾向。

很明显的,培养道德焦虑——学会在正确的时候感受它,以及学会已正确的方式回应它——是需要努力的。但你不会以为做好人是易事,是吧?

来源:aeon.co

(题图来自“123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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