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0。22。8。

岁月之镰越来越锋利了。它收割着那些日渐枯萎的生命，毫不费力。

80年之前，收割她们的是屠刀。日本人的屠刀。

在屠刀落下又挥起之间，200000后面少了多少个0？没人知道。就连200000这个数字，也是估出来。

剩下的都是些强劲的生命，在血泊与耻辱中艰难存活。

一群年轻人与岁月赛跑，想在岁月之镰下抢夺回一些记忆。这些记忆可以证明一段历史，可以证明一些鲜活的生命确实存在，但她们曾遭遇了日本军人的非人对待。

到2012时，曾经的200000，已变成了22。

5年之后，变成了8。

很快，就会变成0。

01

很多时候，她们默默地坐着，看着外面的世界。她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仿佛又与这个世界无关。

老屋。老墙。门左边，三把椅子，两把空着，老人枯坐着。门右边，六七岁的小姑娘捧着一个手机，看得入迷。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走向老人，往她手里塞了一个东西，兀自走开。老人用手感受了一下，又看了一眼手里的东西。没有一句话，没有转换一点表情。像一滴雨落在草叶上，草叶动了一下，雨滴滚到地上。只一瞬，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但两个世界，却有了一次美好联结。

目睹这次联结，我内心生出一些温暖。

一棵巨大的树，枝叶茂盛。树荫下，一群人，有各自的光阴。围在一起打牌。在吊床慢慢晃着。用刀砍椰子皮。老人坐着。一只母猪拖着两排下垂的奶头，从她椅子背后慢悠悠地踱过去……

这悠闲的日常图景，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家乡。

但是，只要激活那段记忆，这些都不复存在。

林爱兰奶奶，虽然只能靠拖着椅子挪动身体，讲起话来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刚烈之气。但提到母亲被日本人抓住，扔进河里，立即泣不成声。

痛到无法言说。

“我不说了，不说了”，毛银梅奶奶说。

“不说了，不说了”，李爱连奶奶说。

奶奶们的世界里下着瓢泼大雨。

我身体僵硬，泪流满面。一旁的女儿，也在擦泪。

片尾，32099个众筹名单，密密麻麻地滚动。不到20名观众，悄无声息地注视着这些名单。没有一个人动。只到屏幕上最后一个字消失。

从电影院出来，走在刺目的阳光下，我心里很空。

空。

没有悲伤。没有仇恨。没有任何一种情绪。只有空。

那种本该有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的空。

02

慰安妇。这个词汇我并不陌生，但也没有了解更多。

我手中的这本书《慰安妇》，封面上有一句话：

“写作这本书是为了抵抗遗忘”。

为了抵抗遗忘，很多人作出非凡的努力。

1997年，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出版。她在书中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和当时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强奸，亚洲各国数十万计的妇女成为受害者。

2007年，德籍以色列裔汉学家鲁特·哈罗提交了毕业论文《被绑架、被强奸、被遗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日军慰安妇》，并获得博士学位。她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下了《慰安妇》这本书。她是《南京大屠杀》的读者。

2017年，《二十二》是中国第一部公映的慰安妇纪录片。我是《二十二》的观众，也是《慰安妇》的读者。

带着《二十二》给我留下的空，我开始阅读《慰安妇》。我用了一下午加一晚上的时间，读完了这本202页的书，内心升起一个声音：

如果我们根本不了解这段历史，何谈遗忘？

在鲁特·哈罗对慰安妇做研究时，她发现，大多数欧洲及西方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听闻过“慰安妇”，或者所知甚少。

这是因为，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他们的国土上。我猜想（没了解过，只能猜想），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可能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惨无人道地残害女性的事情。

作为非专业人士，我想写一点文字，记录一下我个人对那段历史刚刚了解的一些东西。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日军在南京杀害了近30万中国人，期间大规模强奸妇女。慰安妇这种反人类的制度，是南京大规模强奸的衍生物。当时，日本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日军被迫掩藏他们恶行，同时积极构建一个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能解决日军的兽欲，又免于国际社会的批评。在这之前，日军就已着手建立“慰安妇制度”，尚不成体系。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在各地建立了大量的“慰安所”，使日军系统性的强奸行为得以实现。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都参与了该系统的建设、招募、绑架以及“慰安妇制度”的组织建立。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当时日本外务省签发了用于运输妇女的旅行证件，卫生部给各个“慰安所”下发避孕套。

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朝鲜半岛地区、日本本土。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较为困难。一些研究人员依据已有资料，推断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中国至少有20万人，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

正如《慰安妇》中描述的那样，这些慰安妇是被以招募女佣、护士等宣传欺骗来的，哪怕来自日本的慰安妇，之前也根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还有一些是被日军绑架、强掠来的。一些幸存者，在地狱中侥幸存活。

一个又一个的幸存者勇敢地站出来，前往日本，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正式对受害者道歉并支付赔偿金。这是艰难的抗争之路。施暴者拒绝承认他们的恶行，还污蔑她们是“自愿的”。20年前，日本政府宣称，肇事者系单独的个体，既不是日本陆军也不是日本政府参与在这些事件中。所有的诉讼都以相同的结论告终：个人无权获得赔偿，以及这些行为已经失去时效。

日本政府拒绝道歉、拒绝赔偿。数十年过去了，施暴者依然逍遥法外。

正如有观众评价：她们在等公道，日本政府却等着她们死去。

03

安静地、长久地，坐着，看着这个世界。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不时咂咂嘴，嘴里几乎没有牙齿。

纪录片中，这是奶奶们最经常的身影。也许，这是所有老人的日常姿态。看起来都一样的平静。

可是，她们与别人不一样。经历了那场浩劫，她们的人生，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轨道上。

原本，她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在某个乡村，或某个城市的角落里，结婚生子，生老病死。因为那场浩劫，她们有的流落异国他乡，有的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有的终生残疾。

这些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她们遭受了一个女性所能遭受的最痛苦、最耻辱的经历。

我曾关注并报道过二战中国劳工的幸存者。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被掳掠至日本企业做苦工，毫无生命保障与人格尊严。他们也持续不断地起诉日本企业，要求道歉并赔偿。同样，他们也一次次被拒绝。

但他们与慰安妇幸存者不一样，他们没有被污名化。污名化是我国所有遭受性伤害的女性最常遇见的问题。现在依然如此。我的一个女性来访者，六七岁时被一个老头性侵。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对此很冷漠。青春期时，她一不听话，母亲就骂她是妓女。

“无论你是自愿还是被迫，人们是不会在乎的，”她们说，“只要有人知道了你的经历，就会给你们家，甚至整个村子带来耻辱。千万要守口如瓶，不要让任何人知晓！”

《慰安妇》中，“慰安所”的稍年长女性这样告诫年轻的女性。纪录片提到，有些地方慰安妇幸存者被污辱性地称为“日本娘”。

《二十二》公映的时候，海报有四个字：深情凝视。可是，性伤害是最难凝视的，无论男人女人。纪录片中，与奶奶们一起出镜和发声的，是养女、儿媳、外人，都是非血亲。惟一的例外，是那个“日本儿子”。他终身未婚，因为他与母亲遭受着同样的污名。

无法凝视，不是因为事情太残酷，而是因为羞耻。性受害者会为无法保护自己，无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憎恶自己。羞耻感是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东西，时间可以抹去疼痛，但羞耻感始终存在。

我几乎无法想象，这些幸存下来的奶奶们穿越过怎样的羞耻之墙，才能抵达平静之境。也许，她们的内心，始终没有平静。

金学顺，一位韩国“慰安妇”幸存者，1991年8月14日首次挺身而出，公开讲述受害经历。她被视为韩国的“民族英雄”。这些公开自己的身份并讲述这段经历的奶奶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她们都直视过，内心的深渊。

而那些污名她们的人，都缺少这种勇气。

04

“幸存者的数量正是日渐减少。日本政府理应拿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慰安妇的历史不应随着当事人的死亡而消失。这本书承载的是那些鲜活的记忆。”

2012年5月，鲁特·哈罗博士在《慰安妇》后记中写道。

我感谢她写下的这些悲悯的文字，和她正义的呼吁。

奶奶们的生命经历，可以描述成一个很凄惨、很不幸的故事。同样，也可以把这些创伤故事，描述成重塑希望、乐观面对、充满积极意义的故事。

         

就像韦绍兰奶奶自己说的那样：

“这世界真好，就是吃野菜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奶奶们都是英雄。遭受过苦难的你，一定也能成为自己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