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转载自公众号回声心理

查找“心理学历史上的今天”的时候，

第一条就是荣格，今天是他的诞辰，

如果活到今天他就141岁了，

而他的理论也足足影响了我们100多年了。

今天我们不钻研学术，只是来扒扒他的一些艳事——荣格和他的女人们。

| 这是你认识的荣格吗？|

先听听荣格怎么说：

如果男人把阿尼玛意向的积极方面投射到一个女人身上，她对他而言变得极具吸引力。她会让他着迷，吸引他来到她的身边，对他而言似乎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背负着男性的阿尼玛意象的女人很容易成为他爱恋的对象。

如果女人在男人身上投射积极的阿尼姆斯意象，把他看作英雄、救世主和精神导师，即便他并非如此优秀甚至平庸，她也被他迷惑、吸引，把他看作真命天子、理想的爱人。她感觉只有通过他，才能变得完整，他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

现实中的一见钟情、梦中的情人通常是自己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是自己的创造性力量的化身，想要跟我们沟通、融合。

| 荣格和他的5个女人 |

 母亲：双性阿尼玛

由于父母婚姻的不顺遂，家中气氛压抑，荣格的童年记忆里常常有很多恐惧、焦虑的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心理因素：房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无法呼吸了。”

那时候的小荣格，苍白瘦弱，敏感，胆小羞怯，易受伤害，孤独孤僻，郁郁寡欢，自卑感强：“说到底，我从来就没有自信过……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而又远远不如他人的人。”

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出身于宗教气氛浓郁的牧师家庭（荣格的家族中，父亲及八个叔叔都是牧师），从一开始，荣格就感觉自己命中注定是被上帝赋予职责、执行上帝意志的人：“我被责成去干上帝去干的事而不是去干我想干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自行其是。”

这种上帝情结，当然也是对内心虚弱的高度补偿。反差如此巨大的矛盾性格，贯穿了荣格的一生。而这一点，与荣格母亲的影响息息相关。

荣格回忆中的母亲，比父亲强悍，高大壮实，十分仁慈，温暖，热心听别人说话，也喜欢说话，对人友好且生性愉快，极为好客并十分富有幽默感，城府很深，面相威严，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毫不犹豫。

 女仆—继母：神性阿尼玛

在荣格不甚快乐的童年印象中，有一个形象最美好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家中的女仆：

“母亲离开后，女仆也来照料我。我现在依然记得她把我抱起来，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的情景。她有一头黑发和一副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完全不一样。就是现在，我还仿佛看得见她的发型轮廓、她的喉，那深深的肤色和耳朵。

她的一切在我看来那样奇特，但也格外熟悉。好像她不属于我们家，而是只属于我一个人。好像她是和一些我还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联系在一起似的。这一类姑娘后来成了我潜意识中异性人格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她所传达的那种既生疏又始终为人所认识的感觉，是后来在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的那个形象的一种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形象：一个美丽的、非常漂亮的、迷人的姑娘，她有蓝色的眼睛，美丽的头发。是她引着我在蓝色的秋天，在瀑布下面沃思城堡附近，沿着莱茵河，徜徉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穿过婆娑的树枝，黄色的叶子飘落在地上。

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我的继母。她崇拜我的父亲。后来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才再次见到了她。”后来，这个女仆还救过小荣格一命——那时的他，无意识中就有自杀冲动。

这段回忆性文字写得格外优美、深情，充满温馨。可以推断，在母爱缺失的那段痛苦的日子里，女仆用她真诚、温暖的母性之爱，抚慰了这个幼小的心灵，使三岁的荣格从这个崇拜父亲的女仆身上，得到了相当大的情感滋润，替代性地满足了对母爱的渴求。

在这个后来成为他继母的女仆身上，荣格投射的几乎全是阿尼玛原型的阳光面，特别是具有感情滋养作用的、灵魂性的一面。

 夫人爱玛：贤妻良母式的夏娃

荣格与爱玛可谓一见钟情，当时的爱玛只有15岁。1903年，28岁的荣格与21岁的爱玛结婚。爱玛的父亲是瑞士一个相当富有的工业家，拥有一家国际钟表公司（IWC），这是瑞士手表行业的名牌企业。

当时的瑞士法律允许丈夫对妻子的资产拥有完全继承权，这使得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事业处于低谷、辞去教职后一度收入不够稳定之时，也依然维持着一个资产阶级绅士的体面生活。荣格说：“在此困难关头，我妻子在现实和道义上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激，没齿难忘。”

1910年荣格曾帮助爱玛做了几个月的心理分析，当时弗洛伊德赞同但又警告荣格，这会给他们的私人关系带来危险。后来，爱玛也接受了弗洛伊德短时间的分析。随着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冲突的加剧，爱玛曾利用她的特殊关系，试图从中协调，但始终没有成功。

爱玛是一个迷人、优雅的女人。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后来成为了一名颇具才华的心理分析学家、讲师和作家。她是个贤妻良母，而且毫无疑问，荣格终生都很爱她。

1911年，在魏玛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期间，爱玛在荣格涉入与托尼的婚外情时，曾与荣格爆发激烈的争吵，但荣格拒绝爱玛让他放弃婚外情的要求，坚持认为托尼对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没有她根本不行。既然不能离婚，爱玛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把托尼作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接受。看起来是爱玛向他让步了，这既是由于决心要保住自己的婚姻，也是由于害怕他神志崩溃。当然，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创伤性的时期，并且完全可能是从1913年底起长期折磨荣格的心理障碍的一个诱因。

 荣格的女病人：萨比娜·施皮尔莱因

1904年，18岁的俄国犹太女孩萨比娜·施皮尔莱因来到荣格所在的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被诊断为“精神歇斯底里”。荣格治疗她一段时间后，她的病情稳定了下来，并发现自己也爱上了荣格，被献身的念头所诱惑，内心更多的是敬畏而不是欲望。

荣格承认自己对她有欲望，但他说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直到荣格受到自行其是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者、沉溺于毒品的奥托·格罗斯的影响——他们进行了一场12小时的谈话后，荣格喜洋洋地说他对一夫多妻有了顿悟，说他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但除了爱玛，她其实是他最亲爱的朋友。

他们做了爱，并合做了一首散文诗以示庆祝：“为你，与惊涛骇浪搏击；而今，作为胜者：我舞动双桨，你恰是天赐。”荣格说，他是因为她动人的激情，并可以深入他的无意识深层而爱她。

可是当与他已有了两个女儿的爱玛又生了个儿子时，荣格的感情变化了。萨比娜接到荣格一封含混地说他不能再欺骗妻子的信时，深受打击。但当荣格发现他不能平静地结束时，维持了他们的关系。爱玛认为她已忍受得太久，1909年1月，萨比娜的母亲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要求她着手把女儿从荣格大夫那儿拯救出来。她母亲给荣格写了信，荣格回信时并没有否认恋情，只是指出他“并不是利用职业之便，因为我从未收费”，最后希望对方能选择“普通的解决办法”。

他告诉萨比娜他们必须停止见面。三周之后，萨比娜带着小刀来到了荣格的诊室。当他伸手夺刀时，她反抗起来。荣格突然变得面色苍白，用手拍着左太阳穴说：“你弄伤了我。”萨比娜明白过来时发现自己已处在屋外，哭泣着坐在担架上，周围是询问的人们。她的手和胳膊上有血，但却是他的。很明显，在他们争夺小刀之前，她打了他耳光。

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了信，说是为一位讨人厌的女病人，但仍然没有提到病人的名字：“在她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在与我过分敏感的良心相较量时，我并不觉得全然无罪，而这正是最痛苦的，因为我的目的是高尚的。”

 荣格的女病人：托尼·沃尔夫

托尼·沃尔夫是爱玛之外对荣格最具影响力的女人。先是荣格的病人，后来成为荣格的助手和精神分析学家。

托尼出生于苏黎世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父亲多年在外做生意，不仅仅从东方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东方的思想。托尼深受父亲的宠爱，1910年父亲去世之后（时年22岁），被送到荣格那里接受抑郁症的治疗。1911年，曾随荣格夫妇参加在魏玛举办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随后不久就成为荣格特殊的终身伴侣。她一生未嫁，荣格是她寄托命运的男人。

接受荣格分析后不久，托尼成了荣格的助手、最早的荣格心理分析家之一。与爱玛的情形相同，许多早期的病人，在接受荣格心理分析的同时，也都接受托尼的分析。而且，接受过她分析的人普遍都有一种印象：荣格的分析主要处理的是原型层面的心理问题，而托尼则表现出更接近病人的实际心理困惑。托尼在爱玛之后接任分析心理学俱乐部主席，并且在1928—1945年间都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948—1952年仍然是该俱乐部的名誉主席。托尼·沃尔夫的代表作是《女性心灵的结构形式》，1951年用德文出版。

托尼不仅仅是荣格的“病人”，荣格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存在。在荣格的私人《红本日记》中，记录了与托尼分享梦和积极想象体验的经历。托尼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去世的当天她仍然在工作。托尼的死对荣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悲伤的荣格用中文在纪念托尼的石碑上刻写了这样的表达：“托尼，莲花，修女，神秘。”

荣格与女病人的多角关系，似乎基本上都是以“你情我愿”的圆满方式收场的。

荣格的阿尼玛情结，彰显了荣格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与局限。

原题：从女仆到女病人，100多年前的荣格老爷子从不缺女人缘！

图片来自huffington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