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搬那度 | 壹心理翻译团队

“我不爱吃药。”

我在一间初级保健诊所工作，而当天比平时更忙碌。赫尔南多（Hernando，化名）说他的拇指疼痛，我就向他推荐了剂量强的布洛芬止痛药，而这就是他的回应。我不是他的私人医生，于是他试着解释，他比较偏爱自然疗法，对人造药品则较为排斥。我心想，这还好办。不过他接着又说：“我想不要戴手腕护具。”他患上了肌腱炎，而手腕护具是治疗他的肌腱炎的主要部分。

这次看诊不如我期望中那么顺利。我已经在赶时间，时间也落后了40分钟，而我希望自己能够赶上进度。但是，我和赫尔南多这次看诊，需要我花时间来弄清楚他的喜好。后来他又要求我写一封信让他不必上班，结果我又要花时间跟繁琐的电子病历系统挣扎。

到了这个时候，我的压力比起还没开始为他看诊之前高了许多，而我也明显地懊恼了。我看到他也不高兴了。我羞愧地赶去为下一个病人看诊，同时心想：“刚才实在不顺利。”

许多人像赫尔南多一样，想要有一位具同理心的医生，也就是一位不只会开药，还会聆听他、了解他的医生。然而，病人总是在抱怨，诊所和医院的医生的同理心似乎少了，而这个说法是情有可原的。

研究人员发现，医学生的同理心在他们经历医学教育的过程中降低了，而医学期刊中尽是在感叹着医生的同理心正在下滑当中。大多数试图理解和解决“同理心隔阂”的研究都是着重于训练个别医生，但是当工作环境依旧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个做法可能注定失败。

解决“同理心隔阂”的关键在于临床同理心的本质。临床同理心需要的，就是医生真正意识到病人的情况。这位医疗专业人士必须足够好奇，使自己先在认知上和情绪上跟一位病人的状况、观点和感受产生共鸣，再将他对病人状况的理解回头传达给病人。

有时候，同理心的影响看起来比较像是一种神奇力量，而不像是一种生理学效应。当医生的同理心指数较高的时候，病人从感冒复原的速度会比较快，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会比较佳，人们会更紧密地遵循治疗方案，而病人会觉得自己比较有能力处理他们的疾病。具同理心的医生会反映自己比较健康，所吃到的官司也比较少。

若说同理心的好处非常明显的话，那么提高同理心的方式反而极其模糊。有新的研究表明，冥想和“有意识地沟通”能够提高一位医生的同理心。这个发现引发了一种提供各种训练课程的小众行业。但是，这方面的专注却忽略了工作环境中的明显缺陷，而这些缺陷则抑制了医生所具有的人性同理心。

当你跟前线医生谈论的时候，或者当你阅读医生和医学生最终离开医学界时所写的无数篇“辞职文学”（‘quit lit’）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样的故事。

这些人当中有大多数人感叹，恶劣的执业环境导致医生无法以自己期望中的方式以及病人应该得到的方式照顾病人。一位评论者这么说道：”医生总是不断被护士打断，总是被召回医院，又得利用一个不是由医生设计的过时电子病历系统写配方……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在病人身边表现同理心，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他们将自己感受到的时间压力，怪罪在三方面上：计费系统强调病人数量而非看诊品质、混乱的工作环境缺乏控制、以及行政任务花上医生的太多时间。这些因素当中有许多因素同样会导致医生遭受职业倦怠。这也许并不奇怪。

我为赫尔南多看诊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这次看诊，刚好是在我在诊所的这一周内最忙碌的一天；我不只面对平时的工作压力，还得应付自己赶不上进度的问题。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因此我们两人都必须自发地弄清楚彼此到底偏向替代疗法还是对抗疗法。

最后，职业倦怠也是个因素。我为赫尔南多看诊的时间，刚好是我当住院医生这段期间里最忙碌的时间：这是一段为时12周的任期，包括放假九天，一周工作将近80小时。我连照顾自己的余力也没了，更别说是照顾我的病人了。我长期因为睡眠不足而挣扎， 因此我的同理心回路关闭了：这是当前医学教育中一个已知的危机。这不是借口：我要求自己达到的标准，当然比起赫尔南多的那次看诊还要高。

不过，我更需要的是休息，而不只是一个有关正念的课程。

医生虽然会提供轶事证据，但是你在医学期刊中不会找到任何研究，是在测试较不混乱的医院环境或较长的初级保健看诊时间对同理心产生的影响。这并不是说研究同理心的人会忽略这些环境因素。事实上，许多论文会把这些因素草草带过。医学界中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实证研究只有几个。

不过，说到医学界以外的话，我们的环境和同理心之间的关联，在过去40年已经为人所知。研究人员在1973年针对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修道士进行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们测试了修道士在面对一个受控的压力情况时是否会表现出利他行为。数名修道士被分配讲一场有关好撒玛利亚人或者有关寻找好工作的讲座。有些人被告知自己已经迟到了，而其他人则被告知自己还有足够时间来抵达讲座地点。他们在途中必须经过一条小巷，而小巷里有一个扮演伤者的人正痛苦地躺着，时而咳嗽，似乎不省人事了。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停下来帮忙？

修道士都是为了帮助别人而选择了宗教生活，也很明显熟悉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而这些修道士当中还有一些是特别考虑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照着这个说法，修道士全都应该停下来帮忙。但他们却没有停下来。事实上，影响他们是否提供协助的主要因素，不是他们个人的性格，甚至也不是他们被分配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因素是：他们被给予多少时间前往讲座地点。

有些修道士因为时间压力而“不把小巷里的情景看成是一个必须作出合乎道德的决定的场合”。有其他人这么做了，而且他们在遇见伤者之后就被注意到他们感到“激动和焦虑”。他们被要求帮助，如今陷入了一场冲突，一方面要履行演讲的承诺，一方面又要帮助小巷里的伤者。正如研究人员所说：“他们没有停下来，不是因为他们无情，而是因为他们面对冲突”。

这个现象意义深远：时间压力可能会导致道德决策过程的暂停，也可能导致人们引发内心冲突，使得一个人帮助有需要的人的自然倾向被打压了。这种事每天都在诊所和医院发生着。这些地方的医疗专业人士当中有许多人因为想要帮助人而当初决定行医，但是他们在这里的任务却是他们必须帮助两个主人：一个主人是诊室里那位饱受痛苦的病人，而另一个主人是一个要求医生更快地为更多病人看诊的系统。

这个局面使医生产生了一种内在冲突，而这种思维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当病人在寻求同理心的时候，医生却似乎忽略了那么多的暗示，让医生的行为看起来是无情的。这个局面也制造了一种环境：根据普林斯顿研究的结论，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是否帮忙，其实是一个可能由当场情况所控制的瞬间决定”。

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了“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而人们认为这些神经元是同理心的神经生物学中枢。随着这样的发现，普林斯顿的结论就显得不足为奇。当我们观察别人的时候，镜像神经元就会被激发，而这些神经元可能会反映出我们在别人身上察觉到的情绪。

然而，镜像神经元却是脆弱的。一个人若在童年时曾接触到别人的冷漠或暴力，那么他们的镜像神经元的成长就会被减慢。就连神经通路完全正常运作的成人，在面对风险高的状况而感到恐惧和有压力的时候，他们的镜像神经元也有可能停止运作。

近期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才刚开始揭露社会环境如何影响我们产生同理心的能力。同理心不是一个不变的固有特征，而是一个能在一天或一个月之内随着我们的社会环境、情绪和自尊而波动的特征。

不过，社会科学界的这些发展，至今还未传达到医学界中。我们必须了解临床同理心能够自然地兴旺的各种环境。我们必须研究延长看诊时间或者为时间较长的辅导提供更高补偿对同理心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我们却在要求忙碌的医生在不改变工作压力的情况下训练自己的同理心，还将同理心缺乏的现象单单怪罪于医生。除非医院、诊所和保险公司慎重看待医生看诊的环境因素，否则受罪的将会是病人，而医生的同理心也会继续下滑。

原文：https://aeon.co/ideas/doctors-have-become-less-empathetic-but-is-it-their-fault

图片来自123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