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r.M，个人主页：https://www.zhihu.com/people/dr-mengran-xu
来源：知乎
问题：如何看待重庆高中生「天才少年」徐誉舒疑似因跨性别心理，同时面临校园压力和家庭压力而长期抑郁最后自杀？
具体详细新闻链接 ：
特稿｜高三学生之死：天才少年为何走向抑郁？_社会图文_看看新闻
上方新闻简述：徐某从小聪明过人，初中拿到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高中就读重庆名校。徐某从初中开始有易性心理，长期接受心理治疗，可能发生过校园暴力或同性性侵，家长不愿接受孩子的易性心理。徐某曾有过自杀经历，但被老师同学拦下。最终在高中自杀身亡。
徐爸爸的微博：父亲角度叙事
从临床心理学或者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牵涉到三个关键词，而这三个关键词都是和精神疾病紧密相关的，但也是和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的：
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有人翻译为“性别焦虑”，我觉得不是最理想，“性别不安”比较合适。“Dysphoria”可以理解为“抑郁心境”，所以“Gender Dysphoria”可以理解为“因为性别不符导致的抑郁心境”，这是临床上可以诊断的状态。在过去，诊断手册（比如美国的DSM）称之为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但是这样的称呼从本质上是在“病理化”性别不符的人群，所以后来改成了“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性别不安”作为诊断标签还是有存在意义的，下面我会详细说。
自杀（suicidality）：自杀包括自杀想法（suicidal ideation）、自杀冲动(suicidal irge）、自杀计划（suicidal plan）、自杀行为（suicidal behaviour）、自杀尝试（suicidal attempt），以上是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排列出来的。在这次事件中，当事人最终做出了自杀尝试，并失去了生命，相信TA在采取自杀前，很可能长期体验到自杀想法和冲动，也有可能一直有自杀的计划。
抑郁症（抑郁症有好几种，我这里统称为Depressive Disorders好了）：我看到有报道说当事人曾被诊断为抑郁症，因为性别不符加上面临校园、家庭、社会大环境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是很高的。如果TA长期体验到抑郁症的病症，那么自杀本身也是抑郁症患者中常出现的情况。“性别不安”本身就包括了抑郁心境，但并不等同于抑郁症，两者共病率很高。
这里我主要讲以上这三个关键词，以及三者之间的联系。也想这里说一下：数据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性别不安”群体容易患上抑郁症？为什么“性别不安”群体容易自杀？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简短来说：本事件中的自杀可以从“性别不安”来理解，也可以从“抑郁症”来理解，更有可能是两者叠加所导致。接近50%的“性别不安”群体共病抑郁症，超过25%的“性别不安”群体曾经尝试过自杀，在如此的数据下，当事人的自杀可以看作是一个群体的缩影。
但是如果当事人可以得到足够的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支持，如果当事人可以从医疗卫生系统得到足够的帮助（比如手术或者荷尔蒙注射），那么这样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从以上三个词出发，我相信以下这几个问题会比较有意义：
什么是“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如何去定义“性别不安”，为什么“性别不安”被纳入到精神疾病诊断手册里？
在“性别不安”的人群中，自杀的概率是怎样的？
“性别不安”和“抑郁症”的共病率是怎样的？
以下我来详细说。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如何去定义“性别不安”，为什么“性别不安”被纳入到精神疾病诊断手册里？
首先，“性别不安”作为一个诊断标签在DSM-5和ICD-10里都有存在的。前者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后者是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th Revision。
在这两种诊断体系中，“性别不安”的诊断标准具体如下，可与做个对比：
具体来说，“性别不安”会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生理性别”和“性别认证”之间，存在显著的不符。
有很强的欲望要去除自己“生理性别”的第一和第二性征。
有很强的欲望要去获得另一个性别的第一和第二性征。
有很强的欲望要成为另一个性别。
有很强的欲望要别人把自己当作另一个性别来对待。
坚信自己拥有另一个性别所具有的感觉、特征、反应。
那为什么要把“性别不安”纳入到精神疾病诊断手册里？
第一：“性别不安”的关键点不只是“性别不符”（Gender Incongruence），更多是“抑郁心境”（Dysphoria）。也就是说“性别不符”并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但是因为“性别不符”导致了“抑郁心境”，显著干扰到了TA的学习、工作、生活、社交，那么就属于精神疾病的范围了。
第二：大家可能知道，针对“性别不符”可以采取手术（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或者荷尔蒙注射（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的方式来做到减少“性别不符”。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医疗往往涵盖了这两种“干预手段”，也就是说不用自己掏钱，政府给大家买单。但是获得手术或者荷尔蒙注射的前提是，TA被诊断为“性别不安”，而且没有其他的因素（比如精神疾病）会影响到“干预”的进行。所以“性别不安”这个诊断标签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我在临床工作上，也出具过诊断书帮助患者获得相关帮助。
第二个问题：在“性别不安”的人群中，自杀的概率是怎样的？
我们不妨来参考文献：
Garcia-Vega et al. (2018)的研究指出，48.3%的“性别不安”患者体验过自杀的想法（suicidal ideation），而23.8%的“性别不安”患者曾经尝试过自杀（suicidal attempt）。[1]
具体数据参考下面两个表格：
对于体验到“性别不安”的儿童来说，他们自杀的概率也是显著上升的。Aitken et al. (2016）指出，被诊断为“性别不安”的儿童，他们谈论到自杀的概率是正常儿童的5.1倍，他们做出自杀或者自伤行为的概率是正常儿童的8.6倍。[2]
详细数据见下表：
Wiepjes et al. (2020)对1972-2017年间阿姆斯特丹地区的8263位“性别不符”患者进行了跟踪研究，他们的结果表示，在5107位男跨女（trans women）中有41位死于自杀，而在3156位女跨男（trans men）中有8位死于自杀。而且他们发现近年来，“性别不符”人群的自杀概率是高于荷兰总体人口的自杀概率的。[3]
关于“性别不符”患者的自杀风险（suicide risk）和自杀死亡（suicide death）数据，参考下图。可以明显看到，在最近这几年，对于”性别不符“人群来说，不论是自杀风险还是自杀死亡，都是在明显上升的：
第三个问题：“性别不安”和“抑郁症”的共病率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我们来看文献：
Dhejne et al. (2016）对“性别不安”群体的精神健康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总结，详细数据这里就不说了，因为表格实在太长。最重要的信息是：“性别不安”群体最容易出现的精神疾病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相反在“性别不安”群体中出现精神分裂或双向情感障碍的概率是很小的。[4]
The Axis I diagnoses found in all the studies reviewed were mainly affect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The occur- rence of severe psychiatric conditions, such as schizo- phrenia or bipolar disorder, was rare.
Weinrich et al. (1995)的研究表明，体验到“性别不符”的男性，相比没有“性别不符”的同性恋或异性恋的男性来说，会更容易体验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症，他们满足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的概率更高。[5]
Highly gendernonconformingmen (high FG1 score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current symptoms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by self-report, and to have had a lifetirne history of depressionby clinical interview. This association was more often due to FGI items dealing with childhood than adulthood.
但也有好消息，Boza & Perry (2014)的研究表明，在体验到”性别不安“的群体中，有59%体验到抑郁症的病症，有44%曾经尝试过自杀。但是如果“性别不安”的患者可以接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或者有机会接受到手术去消除“性别不符”（gender affirmative surgery），那么他们的抑郁症状会显著下降。[6]
具体数据可以参考下表，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性别不安“的人群有接受荷尔蒙注射（taking hormones）或者是手术（reassignment surgery），他们抑郁症的病症会显著下降（p < .01）：
总结：
对于体验到“性别不安”的人群来说，他们体验到抑郁症病症以及进行自杀的概率，相比正常人来说，是显著提高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社会和家庭支持，同时医疗系统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比如对“性别不安”进行诊断，以及通过医保提供相应的手术和荷尔蒙注射，越早进行干预效果越好），那么可以显著降低他们的抑郁症状和自杀风险。
这次个体的事件可能代表的是公共医疗卫生和社会文化大环境的系统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