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亚伯拉罕·马斯洛
本文摘自《动机与人格》
根据我们的看法，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是看到了产生大部分心理疾病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对认识自我的恐惧——惧于认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冲动、记忆、能力、潜在力与自己的命运。
我们也已发现，对认识自己的恐惧与对外在世界的恐惧，通常是同性质的，而且是平行并列的。这也就是说，内在的问题与外在的问题极其相似，而且彼此相关。因此，我们只一般性地谈论对知识的恐惧，而不严格地分辨是对内在自我的恐惧，还是对外在世界的恐惧。
一般而言，这种恐惧是自卫性的，是为了保护自尊，为了保护对自己的爱和对自己的尊重。对于任何足以导致我们轻视自己，或使我们自感卑下、软弱、低俗、邪恶、可耻等的一切认识，我们自然会感到恐惧。我们借着压抑和类似的自卫方式来保护自我、保护自我理想的形象。这也正是我们用以避免意识到令人不愉快的，或具有危险性事实真相的基本方法。
心理治疗中，我们把这种连续避免意识到痛苦真相的策略，和抗御心理治疗医生努力帮助我们认清真相的方式，称为“阻抗”。心理治疗医生所使用的一切技术，主要是揭发事实真相，或者强化病患者本身的能力，使他能够承担起事实的真相。弗洛伊德说：“对自己诚实，乃是人类最高的努力。”
但是我们还倾向于逃避另一种事实的真相。我们不但对我们的心理疾病裹足不前，也倾向于逃避个人人格的成长，因为它也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害怕、另一种恐惧，害怕感到自己软弱，感到自己不足。因此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种抗拒，一种对自我的优点、自我的才能、自我高雅的冲动、自我较深的潜在力和自我创造力的否定。简而言之，就是对自我内在这伟大性质的抗拒，和对骄傲的恐惧。
我们不禁回想起有关亚当和夏娃不准碰触那危险的“知识之树”的神话，在许多其他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神话，也认为最终极的认识是诸神的专利。大多数的宗教都有反理智主义的线索可寻，都有一些偏好信心、信念或诚心，而不喜欢知识的痕迹，同样都觉得对某种形态知识的涉猎太过危险，最好予以禁止，或留给某些特殊的人。在大部分的文化里，凡是寻索神明的秘密，向神挑战的革新分子都受到重罚，像亚当与夏娃、普罗米修斯、俄底帕斯均是如此。并且它一再提醒大众：不可妄想成为神。
然而，假如我可以用浓缩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就是说，正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含有类似于神的成分，才会令我们内心冲突，感到迷惘、恐惧，引起动机、自卫。这正是人类基本处境的某一个面貌，我们既是蚂蚁又是神明。
每一位伟大的创作者，每一位类似于神的人，在创造中的孤寂时刻里，在更新（对抗陈腐）的时刻里，其勇气皆备尝历练。这是一种胆识，一种以一敌万的精神，一种反抗，一种挑战。恐惧是可理解的，但是为了使创造成为可能，必须予以克服。在自我的内部发现新的才能，虽然令人兴奋，但也会带来恐惧，亦即对于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孤寂者所具有的危险、责任与义务的恐惧。想到责任可能会成为极重的负担而尽可能地逃避它。我们可以从那些当选为主席、会长之职的人们所提出的报告中看出，他们的心情总是混淆着敬畏、谦逊，甚至战斗。
一些临床实例可以使我们获益匪浅。首先是女性的心理治疗实例中相当常见的一个现象，即许多杰出的女性下意识地会把才智与男性视为等同而深感困扰。她们觉得诸如探索、研究、好奇、肯定、发现等，这一切都是非女性化的东西，尤其当她的丈夫的男性性格不稳定时，特别使她感到受压迫。有许多文化和宗教都不允许女人求知和进行研究，我觉得这种行为的根源之一，乃在于想要维持妇女的“女性化”（虐待狂与自虐狂意义下的字眼）。例如，女性不可做祭司或牧师。
懦弱的男人，也容易把研究的好奇等同于对别人的挑战。假如他无意中变得聪明，又研究出真理来，他就会变得大胆、武断、人模人样起来，因而无法自制，而这种姿态终将引起别的比他年长、比他强的人的愤怒。同样，孩童也会把好奇等同于侵犯他们心中的神明，亦即全能的大人的专利。当然，在成年人身上更容易发现相对于孩子的态度，因为成人常会觉得小孩子永无休止的好奇至少是件很麻烦的事，有时甚至觉得是一种威胁、一种危险，尤其是他们的好奇是有关性方面的问题。
迄今为止，还是少有父母能欣赏小孩子的好奇，并且感到愉快。同样，在被剥削的人、被蹂躏的少数弱者或在奴隶的身上，亦可看到类似的情形。他们害怕知道得太多，害怕自由地去探查，因为这样会引起他们的主人的愤怒。在这类人群中，装傻是最常见的自卫态度。无论如何，剥削者或暴君，在情势的力量下，都不适于鼓励他们的属下好奇、学习与认知。
人知道太多似乎都会反抗。被剥削者或剥削者双方都被迫认为，对于一个调教良好、服贴的奴隶而言，知识与其身份是不相匹配的。在这种情形下，知识是危险的，而且相当危险。弱者、奴隶、地位较低者的身份是不可以拥有求知之需的。直接、毫无禁忌的凝视，是一个猴王用以建立其控制权的主要手段，群猴在猴王的凝视下自然低头成为从属的动物。
不幸的是，这种情形亦见于课堂之中。真正出色的学生、最热切的发问者、详细询问的探究者，尤其当他比老师还要出色的时候，常会被当做“聪明的捣蛋鬼”，被视为纪律的威胁者，以及向老师的权威挑战的人。
在潜意识里，“认知”可以意味着主宰、控制，甚至是轻视，也可以从窥视症患者的眼光来看这个字的意义。患有窥视症的人，在窥视裸体女性时，感到自己对她有一种压服的能力，好像他的眼睛就是一种控制的工具，他甚至能用它们来强奸她。从这个意义来说，许多男人都是爱窥视的人，他们大胆地凝视妇女，用他们的眼光除去她们的衣衫。至于《圣经》上把“认识”一词的用法等同于性的“认识”，乃是另一种隐晦的说法。
在潜意识的层面里，认识是一种侵入、一种穿透，是男性的性。这种比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小孩由于窥视秘密、窥视未知者而引起的不安，某些女人在女性化与大胆求知之间所感到的冲突，从属者认为知识是主人的特权，迷信的人害怕求知会僭越诸神的权力，这些原始冲突情绪的情结是危险的，而且会招致愤怒。认识，就如两性之间的“认识”，也能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行为。
迄今我们所谈论的都是针对知识本身的求知之需，亦即是为了获得对知识与理解本身的原始满足和纯粹愉悦而发出的求知之需。这种求知使得一个人长大、更聪明、更丰富、更强壮、更进步，也更成熟。它代表人类潜在力的实现，代表由人类潜能所引领的命运的完成。它就好比百花盛开、众鸟鸣啭一般，它的方式就像果树结果，无须费力，只不过是其内在本性的表达罢了。
但我们也知道，比起安全的需求，好奇与探索乃是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也就是说，安全感、保障感、无所焦虑、无所畏惧等的需求，比好奇的需求更优先、更强烈。我们在猴子和人类婴儿身上均可明显地观察到这点。
幼儿初入陌生环境之时，自然会紧靠母亲身旁；唯有如此，他才从母亲身旁一点一点地到附近的事物旁去“探探险”。如果母亲突然消失了，他立刻吓哭，好奇心立刻消失，直到又恢复了安全感。哈尔乐所实验的婴猴也是如此，只要任何东西吓到它，它立即逃回母猴身旁，附在母猴身上它才敢再度东张西望，然后再一点点摸索出去。假如母猴不在，它就蜷缩成一团，抽噎不停。在哈尔乐所拍摄的实验电影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点。
成年人就比较难以捉摸，也比较会隐藏自己的焦虑和恐惧。如果不是完全被打垮，他会很容易地加以抑制，甚至对自己否认有焦虑和恐惧。通常，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害怕。
对付这类焦虑的办法有很多，其中有几种是与求知有关的。对这种人来说，凡是不熟悉的、模糊的、神秘的、隐秘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都是一种威胁。若要使它们变得熟悉、可预测、可对付、可控制——也就是说变得可怕、无害——其方式之一就是去认识它们、了解它们。
可见，知识不但具有成长的作用，而且兼具消除焦虑的作用和保护性的均衡作用。虽然外在的行为可能十分相似，但是动机却可能完全迥异，因此主观上的结果也将十分不同。
比如，有一个管家半夜听到楼下有奇异而可怕的声响，颇感惊扰，于是拿着手枪下楼察看，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时他所具有的松了一口气和紧张降低了的感觉，跟一位年轻的学生，第一次从显微镜下看见肾脏的微妙组织，或是突然了解一首交响曲的结构，猛烈顿悟一首难解的诗，突然理解某种政治理论的意义，其所获得之透悟的兴奋，甚至忘我的感觉是大相径庭的。后者让我们感到自己更潇洒、更强壮、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也变得更敏锐，好似我们的感官变得更具效力，我们的眼睛更锐利，耳朵更畅通无阻。这正是我所愿意感受到的。教育和心理治疗中，应该也能有这种情形发生，但是并不常见。
在广大的人类画面中，在伟大的哲学思想里，在宗教的结构里，在政治及法律的系统中，在各种科学中，甚至在整体文化中，均随处可见这种动机间的交互作用。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说，它们同时代表了对理解之需求与对各种程度之安全的需求所导引的结果。有时候，安全的需求几乎会完全歪曲求知的需求，使之服膺于缓和焦虑的目的之下。一个不受焦虑干扰的人，可能比较大胆、比较勇敢，而且能够为了知识本身而作研究，并创立学说。因此，我们可以确切地断定，后者似乎比较接近真理，比较接近事物真正的本质。一种仅寻求安全的哲学、宗教或科学，比寻求成长的哲学、宗教或科学更容易导向盲目。
焦虑和胆怯不仅把好奇、求知、理解服膺在它们的目的之下（也就是把它们当做工具以缓和焦虑），同时，好奇心的缺乏与由于废而不用所引起的好奇心的萎缩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为了消除焦虑而寻求知识，也可能为了消除焦虑而逃避求知。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不好奇、学习障碍、装傻等都可能是一种自卫。知识与行动是密切相连、相互契合的。我越深入研究，越确信知识与行动常是同义的，甚至如苏格拉底所言，知行乃是同一的。只要我们完整而彻底地认知，随后便会自动地反应出适当的行动。因此便能毫无冲突，并且发乎本性自然地作选择。
这一点我们在健康人身上可以看得相当深切，健康的人似乎明是非、知善恶，同时又能轻易而彻底地将之表现出来。但是在幼小的孩童身上（或在隐藏于成人心中的童稚之心里），这点则完全表现出另一种层次。对他们而言，针对一个行动加以思考，就等于已经行动了一般——心理分析的学者称之为“万能的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他有一个愿望——希望他的父亲死亡，他下意识的行为反应，就会好像实际上他也把父亲杀了一般。事实上，成人的心理治疗的功能之一，就是排除这种幼稚的认同作用，使他不再由于把幼稚思想当成事实而感到罪恶。
无论如何，知与行之间密切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说明对求知的恐惧，其原因之一显然就是对行动的恐惧，对知道后果的恐惧，以及对知道以后的可怕责任的恐惧。不知道倒好，因为一旦知道了，就得有所行动，就得引颈以待。这点所隐含的意义，就有一点像有的人所说的：“我真庆幸我不喜欢牡蛎，因为假如我喜欢牡蛎，我就会吃它，而我最恨这种讨厌的东西了。”
对于住在大壕集中营附近的德国人来说，若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装瞎、装傻，当然要来得安全多了。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则必然设法尽些力量，要不然就会因为觉得自己懦弱而自责。
小孩子也会演这种戏，他们会拒绝张开眼睛去看众人皆知的事实：比如他父亲是个卑鄙的懦夫，或是他母亲并不是真正地爱他。这种知识所要求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行动，因此不知道要更好。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对于焦虑与认知已有足够的了解，因此我们可以对几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理论学者们所坚持的极端立场加以驳斥。他们认为一切的求知需求都是被焦虑所激起的，而消除焦虑便是求知之需所必要的唯一努力。多年来，大家都以为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说法，但今天我们对动物与对儿童所做的实验，均显示出这种理论有所矛盾。一般来说，焦虑会抹煞好奇心与探索力，尤其在极端焦虑的时候，二者更是彼此对立、互不相容。只有在安全和毫无焦虑的情况下，求知之需才能最清楚地显示出来。
罗奇士在《开放与封闭的心灵》一书中，对此一情况，作了个十分可取的总结。
有一种信念系统的好处在于，它似乎可以同时应用于两处目的：尽可能地去了解这个世界，同时尽其必要地保护自己免受世界的伤害。有些人认为人会有选择性地歪曲自己的认知功能，因此也只看见、只回忆、只思考自己所想要的东西。这个看法，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人只有在情非得已的时候才会如此。因为，我们都被时而强、时而弱的欲望所引动，想要去看清事实的真面貌，即使它会带来伤害。
如果我们想了解求知的需求，则显然必须将之与焦虑、求知的恐惧、安全和保障的需求重加整合。在恐惧和勇气的挣扎间，同时有一种来回交错的辩证关系。一切增加恐惧的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都会截断我们的求知冲动，而一切允许勇气、自由与胆量的因素，则将可以让我们求知的需求获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