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日报社记者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话题对我进行了采访，并撰写了相关报道《Social media addicts mourn lost time》。
该记者之所以联系我提出采访，是因为我在成瘾医学领域有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我担任武警广东总队医院心理科主任时，曾创立国内首家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接诊过大量物质成瘾及行为成瘾的患者。
因在成瘾疾病的诊疗上积累了大量成功案例和技术突破，我曾接受《新闻联播》采访分享临床发现，并受全球知名的科技出版社Springer邀请编写英文著作《物质与非物质成瘾》。
我参与编写的英文教科书《物质与非物质成瘾》
不过，这次中国日报记者提出的疑问与我以往接触的成瘾都不太相同，而是“社交媒体成瘾”。
中国日报这篇报道主要揭示了随着手机社交媒体应用的日渐普及，国内外都有很多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浏览社交媒体。有调查指出，国内大量年轻人至少15分钟就查看一次社交媒体；有的人每天的查看时间多达5小时。
而且，研究发现自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来，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更加频繁，甚至高达每天10小时。一来这是为了缓解封锁措施、居家隔离带来的孤独感；二来，当置身于危机时尽可能收集更多相关信息，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本能。
有专家认为，这些现象意味着“社交媒体成瘾”的出现，将会对个体的工作、生活、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有研究人员将此与药物成瘾的影响作对比。
当听到中国日报记者向我转述她收集到的这些信息时，我的脑子里马上蹦出了10多年前，令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另一个成瘾“网络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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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00年，青少年沉迷于网络的问题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2008年，我国成瘾医学界的领军人物——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学成瘾科主任陶然教授编制了《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其中，大部分“网络成瘾”患者属“网络游戏成瘾”。
201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也将“网络游戏障碍”列入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精神心理问题。
在那几年，很多家长、教师对青少年沉迷网络的问题非常恐慌，不仅对于网络游戏，还有网络聊天室、QQ、论坛等网络信息都持否定态度，并倾向于使用严厉打压的方式制止孩子使用。
同时，不少专家对“网络游戏”的态度也是负性的，甚至进行猛烈抨击。当时国内有一位所谓的“教育专家”陶宏开，认为“电子游戏猛于虎”，甚至将其形容为是“电子海洛因”。
而临沂四院杨永信更是抓住了广大父母对网络游戏的憎恶，长期借精神科诊疗之名，利用电击、电休克对沉迷游戏的青少年施加酷刑。这种治疗方式不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青少年过度使用网络的问题，还让他们遭受心身的重创。
杨永信是国内外精神科医生中、乃至整个精神医学界中的一个“毒瘤”！著名的《Science》杂志曾公开指责杨永信是“most infamous”（最臭名昭著的）。
2009年，《Science》杂志披露过杨永信的恶劣事迹，该文章对他的形容词是“most infamous”（最臭名昭著的）。
2009年，我还在武警广东总队医院担任精神心理科主任时就曾公开发言指出杨永信的问题，成为当时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批判杨永信的精神科医生，这些年我也陆陆续续跟进并且发言。
由于大众及专家都将“网络游戏”看成洪水猛兽，才会有杨永信，包括后来豫章书院等以暴力手段治疗游戏障碍的医生及机构产生。但这些所谓“治疗”手段所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了沉迷游戏本身。
2019年，世卫组织宣布将“游戏障碍”纳入精神疾病范畴，明确了诊断标准和诊疗资质，终于基本结束了游戏障碍的治疗乱象。
这也令大众对网络游戏有了更加客观、理性的认识——它不是洪水猛兽，只有当个体符合相应的症状标准时才可以下相关诊断，并进行规范的治疗。
而如今受到社会关注的“社交媒体成瘾”就与当初“网络成瘾”的情况非常类似。很多人把它“妖魔化”了，放大了它的负面影响，认为它对人们的心身健康产生了损害。
但其实社交媒体的出现和使用与网络游戏一样，它们都是利弊共存的。
我们曾分析过，网络游戏是一把双刃剑，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可能会影响学业，但如果父母掌握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也能巧妙地利用孩子对游戏的兴趣、玩游戏时的积极情绪培养孩子的自律性或者自控能力，甚至塑造高效学习状态。
这样，网络游戏就成了父母手里的有用工具。
社交媒体也同样如此。而且对比起网络游戏，甚至可以说它的利处比弊端更大。社交媒体的发展令普通大众能更加便捷、快速地获取过去难以触及的信息和资源。比如在过去，权威的临床诊疗指南、规范文件等只在医疗机构内部流传，普通大众无从得知，医生便是该领域的“知识垄断者”。
但现在普罗大众动动手指，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相关医疗文件，甚至可能比一些基层的医务人员更早获悉。大众增长了疾病的诊治知识，对医生所说的话也有了预判能力。
所以，在如今这个时代，医生的“知识垄断性”和权威性也被大大削弱，患者及家属都可能因掌握了相关医疗知识而对医生的诊疗提出疑问与质疑。这也要求医生需要不断学习与进步，才能更好提供诊疗服务。
换言之，在这个由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资源共享时代中，如果普通大众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动力，就有非常多的途径去了解各个领域的知识，拓展自己的认知边界，提高自己的思维层次，甚至有助于实现阶层的跃升。
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不但是互联网的必然产物、其兴起势不可挡，并且有利于个人、家庭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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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比较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包括微信、新浪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和B站等等。可能很多人看了类似于中国日报那样的报道之后，也不仅怀疑自己是否也有“社交媒体成瘾”。
其实，虽然很多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时会有一些看似“沉迷”的行为，比如上班“摸鱼”看手机，通勤路上眼睛一直盯着手机，空余时间总不自觉地刷社交网络，等等。如果累计起来，可能很多人媒体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长也达数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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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否成瘾并不以使用的时间长度作为标准，至少不是唯一标准。只要使用社交媒体未对生活、工作造成太大的影响，这算不上成瘾。只要保持自我觉察，不要真正的过度沉迷即可。
而且，频繁使用后，大部分人对社交媒体的初期兴趣会有所消退，或者保持比较稳定的使用频率，形成了新的生活节奏。而且，无可避免地，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如今主流的、了解信息和世界的工具。
但是，对于自控能力差、处于成长关键时期的青少年来说，沉迷于社交媒体、网络游戏的危害确实不小。父母该如何积极、合理地应对这些问题呢？
第一，对于无明显精神心理问题的青少年、儿童，父母要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采取不同应对方式。
在孩子上小学之前，父母一定要避免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中，否则很可能会显著提高日后罹患游戏障碍、社交媒体成瘾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引发抑郁症、双相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
有些父母由于自身忙碌，无暇过多顾及孩子，为了让孩子不玩闹、折腾，便将手机拿给孩子，以换取自己片刻休息或在家工作的时间。
也有些父母自身便有沉迷手机的问题，但又意识到应该陪伴孩子，便干脆经常把孩子抱过来一起玩。这种行为可能会埋下隐患。
我们曾面诊过一位患者小胡，在她3岁时，父亲经常将她抱在怀里一起玩电子游戏，父女都非常开心。这令小胡对游戏留下了既美好又极为深刻的印象。
再加上小胡后续一些成长经历，她逐渐形成了对于游戏的病理性的正性情绪体验，总是忍不住从网络游戏中寻求心理慰藉，甚至认为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更重要、更值得珍视。当心爱的网络游戏停服时，她一度出现抑郁发作。
在孩子小学阶段，若能做到不玩游戏、不沉迷于社交媒体，这是最好的。但若孩子已经接触到游戏、社交媒体，父母也不必过于打压，而要适当引导。
很多父母发现孩子玩游戏、玩社交媒体后十分恼火，采取没收手机、断网、取消零花钱等方式进行制止。这样做很可能会恶化亲子关系，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
父母必须意识到，如今的孩子是“数字星球的原住民”，他们从出生就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长大的，如果让他们全然断绝与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的接触，那孩子很容易与社会脱轨。与同龄人相处时，他们也会显得格格不入，很容易被当成“另类”，遭受同学的嘲讽、欺凌。
因此，在小学阶段，父母若发现孩子已经接触游戏、社交媒体时，宜疏不宜堵，应利用这个机会引导孩子培养自控力，提高时间管理能力。
而且，父母一定要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使用手机、网络的频率，加强自控力，成为孩子的榜样。
第二，对于已经患上精神心理障碍的孩子，父母要理性看待孩子沉迷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的问题，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很多罹患抑郁症、双相障碍的孩子深受疾病的折磨，痛苦不已，社会功能严重受损，无法正常学习与生活。
此时，网络游戏、虚拟的社交媒体往往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消遣、解压方式之一。尤其是玩游戏，这是他们暂时得以喘息、逃避痛苦的空间， 在病情严重时，甚至是他们活下去唯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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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父母在这时无法给予孩子理解及关怀，还是一味阻止孩子上网，就很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加速其精神崩溃，甚至可能导致其出现自残、自杀行为。
所以，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父母对待沉迷网络的问题时，更加要保持理性、耐心，否则欲速则不达。
当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理解、适当的宽容，并持续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令亲子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后，孩子的精神心理症状往往也会明显缓解，其社会功能得到一定的恢复。
很多青少年患者逐渐回归到正常学习、生活中，有了奋斗目标和现实中良好的人际关系后，沉迷于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网络社交媒体是一种新生事物，我们对新生事物持有一定的警惕和担忧，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发展的趋势。
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全地批判它、屏蔽它并不是理性之举。父母应该引导孩子看到网络的两面性，让孩子学会理性的、科学的网络使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