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星吴亦凡最近很头疼，其“绯闻女友”都美竹的爆料，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越来越多知名品牌宣布与他终止合作。
都美竹称，吴亦凡用诱骗、下迷药、灌醉等方式强迫多名年轻女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未成年人；而她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与吴亦凡发生性关系时只有17岁。
都美竹说已经搜集到了很多受害女孩的信息，她们被吴亦凡欺骗和侵犯后，有的脱发秃头，有的染病流产，有的抑郁自残。而都美竹自己也被诊断出抑郁症，病情严重，接受过电休克治疗。
如果都美竹所说的属实，那这个瓜已经超越了明星丑闻的道德层面，还涉及了强奸、诱奸等违法行为。
当然，吴亦凡工作室一直在否定都美竹的说法，也提供了一些单方面的说法。真相仍未水落石出。
不过，从这件风波中，再结合我们的临床经验，不难看出这里面有很多精神心理问题隐患。包括可能的受害者们的精神科诊断问题，以及这件事折射出的部分年轻人非理性追星、做“明星梦”的问题。
01
如果被侵害，
诊断或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如果都美竹的描述属实，如果她的精神心理症状是遭到吴亦凡诱骗、冷暴力伤害后才出现的，那么首先要提醒她特别重要的一点：
她罹患的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不是抑郁症；又或者是先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再继发了抑郁发作。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典型特点是脑海里不断闪回创伤情景，患者感到痛苦、高度紧张，对创伤相关的人和事极力回避。如果这种症状得不到缓解，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就很有可能继发抑郁发作。
单纯的抑郁症属于症状学诊断，主流精神科认为其病因不明，与生物学因素、心理社会因素都有关系，而且更倾向于生物学因素。也就是说，这个诊断难以说明受害人的病症与施害人的侵犯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既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受害人或家属维权时也就相当困难。
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病因学诊断，病因就是重大的创伤事件。这能说明受害者的病症与施害人的侵犯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受害人维权时更有利。
在这个诊断的问题上曾有过真实的教训。
2016年9月，甘肃省庆阳的高三女生李某奕遭高中班主任吴永厚猥亵，接着出现严重精神、情绪症状，被庆阳市中医医院诊断为抑郁症。直到2017年6月，李某奕被北京安定医院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从这个事件看来，这才是更加准确的诊断。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李某奕随父亲第一次就诊时，因感到强烈的羞耻感，并没有如实向精神科医生诉说真实经历，所以导致医生误诊。
可由于第一次就诊的诊断是“抑郁症”，所以庆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无直接证据证实导致李某奕的病情与吴永厚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并结合其它因素，当时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2018年8月，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推翻了庆阳市的“不起诉”决定，并对吴永厚提起公诉。可悲的是，此时李某奕已经跳楼自杀身亡了。
所以，都美竹为何诊断为抑郁症？她具体是何时被诊断的？她口中的其她受害者当时有没有就医、诊断？她们有没有如实告诉医生自己的遭遇？这些细节目前我们仍无法得知。
从维权和诊断准确性的角度，如果年轻女性有类似的遭遇，并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那应该尽快到权威精神科就医，并且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经历。
这有助于医生作出更准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诊断，有利于后续通过法律途径将施害者绳之以法，受害者获得相应的补偿和权益。
如果受害者明明已经叙述了遭遇，但医生仍然得出抑郁症的诊断，那么可以到更加权威、高级的精神科就诊，获得更加客观、准确的诊断和临床干预。
换言之，如果都美竹和其她女性确实受到了吴亦凡的侵害，建议可到权威精神科就诊，如实诉说经历和病史，由精神科大夫判断是否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如果确诊，这是一个证明自己受到伤害的有力证据。
02
不理性追星容易受伤害
如果吴亦凡真的对都美竹实施过诱骗和侵害，那他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和与之带来的公众谴责。
可是，即使都美竹说的都属实，她和受害女孩们有没有不足？显然也有。
按照都美竹的说法，吴亦凡通常以MV选女主角以及工作室签约新人为由与女生约见面，但地点往往不是正式的工作场所，而是酒店房间、酒局等场合。
她说吴亦凡会要求女生参与玩游戏，甚至对女生灌酒，采取糖衣炮弹的攻击；甚至还在酒局上把女孩的照片像商品一样摆放出来，随意挑选。
正常来说，如果女孩子被拉到全是陌生人的酒局或聚会，应该有所警觉，甚至谨慎起见予以拒绝。
如果在酒局里发现别人另有图谋，使劲灌酒，或者言语挑逗、动手动脚，那应该尽早离开，确保自己的安全。如果是谈娱乐合作、选角等事宜，那应该在工作场合进行，这就更加不用说了。
但在这一点上，都美竹和她所说的那些女生很可能并没有足够的警觉性。这可能是她们涉世未深，不知社会险恶；也有可能是她们对吴亦凡过分信任，甚至可能有不理性的追星行为，受邀后被兴奋昏了头脑。又抑或是她们想成为明星的愿望实在太强烈了，明知赴约有风险，也铤而走险。
在现实中这样的女孩并不少，大众可能会说她们是“疯狂追星族”、“整天做明星梦”。对刘德华疯狂痴迷的杨丽娟是典型例子；社会上也有很多发明星梦而被骗财骗色的真实报道。
我们在临床上也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女孩。13岁的患者小凌，她曾被诊断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早期，服用多种精神科药物。
她当时特别想当明星，坚决要求去韩国当实习生，母亲极力反对。我结合当时的诸多韩国明星被剥削、潜规则、患抑郁症的新闻，为小凌分析这一决定的巨大风险。
可小凌仍非常坚持，甚至认为被潜规则也无所谓，“想要当明星就要有所付出和牺牲，你说的那些我都能接受。”
很明显，当时小凌想做明星的念头是极不理智的，已形成执念。我相信她不是孤例，不少女孩都有这样的扭曲观念。而这样的执念肯定有出处，往往与特定的成长经历有关。
后续我们对小凌实施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时，找到了这个执念背后的病理性记忆。小学一年级时，学校组织运动会，老师为班里的女生都发放了漂亮的裙子，可小凌与另一名女同学没有。
她当时想，“为什么老师不给我裙子，是不是不喜欢我？”我们继续引导她在深度催眠下回忆，发现其实是因为她当时逃课，违反了课堂纪律，老师是为了惩罚她，而不是不喜欢她。
但当时小凌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我只有当上明星，才会有很多人喜欢我！这个认知背后明显还有别的因素，她可能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过明星被众人热烈追捧画面，进而认为明星就是能得到大家喜欢的。
修复这个心理创伤，纠正了她的错误认知后，小凌逐渐恢复了理性，不再盲目地做明星梦了。可她仍有疯狂追星的表现，房间里贴满了明星海报，不断刷明星的视频和动态；甚至幻想着与喜欢的男明星在一起，看到该男明星与其她女粉丝合照时，会非常郁闷和生气。
我们也在深度催眠下发现了相应的心理创伤。小凌小学6年级时喜欢了班上一名男生。但男生并不喜欢她，而与另一名女生走得较近。这名女生有意无意地排挤小凌，说她是“白莲花”。
一天，这位男生向这位女生表白，还将表白的聊天记录发到班群里。小凌备受打击，“凭什么我得不到的东西，她就能得到呢？”她对男生的情愫变为怨恨，认为那就是个花花公子。
她认为与这位男生相比，有些男明星的人设近乎完美，积极阳光、优秀出色、外形帅气，“他们更加值得我喜欢”。她把情感寄托转移到男明星上，开始疯狂追星。这个心理创伤修复后，其追星行为恢复了一定的理性。
还有另一位患者晓茜，她当时也热切想成为明星。在深度催眠下发现，这竟然与一节音乐课有关。
初中时，晓茜的各科成绩都不好，老师们总是在课堂上批评她。爸妈忙于工作，对她很少关注，也很少对她表示认可。她一直非常压抑。
一次在音乐课上，晓茜回答问题表现出色。音乐老师非常高兴，把她叫到讲台上，专门为她弹奏，让她为大家高歌一曲。晓茜唱得很好，老师又当众夸了她。
晓茜兴奋坏了。她很少得到外界的认可，也几乎没有在全班同学面前得到夸奖的体验，现在突然被音乐老师请到了台上演唱，还享受特殊待遇，“这种感觉太好了，太荣耀了”。
这个场景一下子形成了病理性的正性情绪体验。晓茜一下子就对演艺产生里兴趣了，特别想当明星，渴望得到被万众瞩目的感觉。
而且，无论是小凌还是晓茜，我们发现这类青少年女生都遭受过来自原生家庭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尤其是父亲长期缺位的“丧偶式”教育，她们与父亲的亲子关系不良。
所以，总结临床中经验的发现，年轻女性、青少年不理性追星的背后，很可能有这些心理社会因素：
第一，曾遭受过来自原生家庭的心理创伤，缺乏来自父母的关注和尊重。如果女孩与父亲的亲子关系不良，还有可能过分渴望异性的关注，并将这份情感寄托到有“美好人设”的男明星身上。
第二，在上学期间，他们很少得到身边的老师及同学的认可，存在感低，内心自卑，渴望得到别人喜欢和关注。
第三，他们在情感方面曾受过挫折，比如表白被拒、遭到背叛和抛弃等，他们对现实中的感情关系非常失望，希望从追星中得到精神满足。
第四，如今的明星被包装、打造得光鲜亮丽，十分完美；再加上经过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力，很多三观未稳定、心智尚未成熟、社会经验不足的青少年缺乏辨别能力，很容易被这种假象迷惑。
再加上，娱乐文化过分强调明星的外在形象、名气和收入，弱化了内在的素质和道德修养。这会对很多青少年的三观造成负面影响，令他们真的认为“颜值即正义”，只要长得好看、能唱会跳就能成为巨星、上流阶层。这吸引了一大波青少年、年轻人趋之若鹜，放低了对困难和危险的预估。
我们对名人明星的生活感到好奇、有八卦心理，我们看到长得好看的艺人觉得赏心悦目，这都是人之常情，不过分即可。
我们欣赏歌手、舞者的艺术表现和作品，忍不住向亲友分享；我们为演艺人员敬业和专业而喝彩，并向其学习，这才是更理性、有益的“追星”行为。切勿因为喜欢明星、喜欢当明星而失去理智，将自己、别人置于危险和痛苦之中。
所以，如果我们出现非理性追星行为时，最好提高自我觉察能力，反省追星的动力和想法从何而来，是否曾遭受过相关的心理创伤？如果有，要有意识地寻找修复心理创伤的方法。
广大父母一定要从小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和足够的心灵滋养。并身体力行地践行积极积极、健康的三观，设立远大的人生理想。这能有效预防孩子在追星中迷失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