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因为我脾气不好，他才出去找别的女人。”
“都是因为他工作压力太大了，我又用自己的事烦他，他才打我的。”
“可能是我太懦弱了，才一再遇到龌龊的男人。”
……
这些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我在心理咨询中，一再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些女性陷在有毒的关系里，要么长期被家暴，要么伴侣一再出轨，要么多次被不太熟悉的男人性骚扰，要么长期遭受单位领导的职场冷暴力。
这些经历，给她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伤害。但是，她们头脑里回荡着一个声音：“一定是我哪里不好，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
在精神PUA（虐待）里，幸存者（受害者）要为这样的关系负一定的责任吗？这也是困扰很多幸存者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关系到幸存者的康复与疗愈。
最近，我集中阅读精神虐待、隐性控制、情感勒索、冷暴力这类主题的书籍，发现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们，对幸存者所持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主要有“共谋论”、“无错论”和“关系悖论”三种。
01
共谋论：
精神虐待是一种共谋
美国精神分析师罗宾·斯特恩，为精神虐待领域贡献了一个概念——“煤气灯效应”，用来描述施虐者故意扭曲事实真相，以使受虐者怀疑自己的记忆和对自己的客观认知，最终失去自我的现象。
她认为，“煤气灯操纵”之所以能发生，有赖于施虐者与受虐者双方的积极参与。也就是说，精神虐待是一种共谋。
“尽管从表面看来，煤气灯操纵像是操纵者以虐待他人为乐的一个单独的单方行为，但其实总是包含双方的积极参与”，她将此命名为“煤气灯探戈”。
探戈是个双人舞，一个人跳不起来。
“一个巴掌拍不响”，她进一步指出，“只有被操纵者有意也好，无意也罢，主动配合煤气灯操纵者，或者试图让他感受他看问题的方式时，煤气灯操纵行为才能发生。”
罗宾·斯特恩的观点，可能会让很多受虐者深感扎心。好在，她没有仅仅停留在“共谋”这一层面。在《煤气灯效应》这本书里，她提出了，受虐者之所以加入“煤气灯探戈”，基于两种深层心理机制：
1. 对情感末日的恐惧
大多数煤气灯操纵者都拥有一项秘密武器——能夷平一切、毒害周围环境长达数周之久的情感爆炸，这就是让受虐者非常恐惧的“情感末日”。受虐者相信，“情感末日”一旦引发，自己将彻底完蛋。
“情感末日”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可能是肢体暴力、大吼大叫、离家出走、断绝亲子关系、宣布分手或离婚、立即辞退等。对“情感末日”的恐惧，是每一个受虐者都知道，但外人不知道的事情。
2. 对认同的极度渴望
特别容易被煤气灯操纵的人，似乎有一个共同点：无论多么坚强、聪明、能干，总是把操纵者理想化，并迫切需要获得他的认可。似乎没有这份认可，就没办法确认自己是优秀的、有能力的、招人喜欢的。
总之，对失去某些东西的恐惧，加上对得到某些东西的渴望，让受虐者不得不加入“煤气灯探戈”。
02
无错论：
被虐待不是你的错
你为什么会被施虐者“选中”？
美国心理治疗师香农·托马斯的回答干净利落：是因为你身上具有施虐者所不具备的美好特质。那些毫无价值的人，不会成为施虐者的目标。
她用“幸存者”一词，描述有些人所说的“受害者”。“我希望你能欣然接纳‘幸存者’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赞美”。香农·托马斯说，“对我来说，那些曾经与心理虐待的施虐者有过亲密关系的人，并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是学会了战胜隐性虐待的人。”
幸存者如果自身没有问题，为什么会被虐待？
这不仅是社会大众对幸存者的看法，也是很多幸存者自己的看法。在我们近期“职场冷暴力”和“关注女性成长”主题心理讲座中，有两位分享者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我有问题，这样的事情才会在我身上发生。
首先来看，什么叫“问题”。经常被施虐者指责和幸存者自己“认领”的“问题”有：脾气不好、性格内向、不长眼神、不灵活、老实、脆弱、安全感不高……如果你认为这是问题，请你想一想，是不是除了施虐者，很少有其他人认为这些是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与施虐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这些“问题”出现？
其实，你总是有“问题”的一方，这恰恰是施虐者PUA的策略。无论是在家暴、职场冷暴力，还是在精神虐待中，幸存者总会被指责是造成冲突和争吵的罪魁祸首。
“施虐者会让幸存者自我反省，让他们反省对施虐者的那些抱怨是否属实。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转移注意力的策略，事实上施虐者才是需要更多的自我反省，但这永远不会发生。”香农·托马斯在《治愈隐性虐待》中写道。
她在研究中发现，施虐者最喜欢收集幸存者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幸存者的不安全感，二是幸存者的成长经历。他们为什么格外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他们试图把彼此关系中存在冲突和问题的所有责任，都推给幸存者。
香农·托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他人指出我们的缺点，并且将我们认为自己的性格缺点，与他们对我们的抱怨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相信那是真的。这是一个让幸存者承担责任，而施虐者的完全置身事外的完美圈套。”
“受虐者常说，最大的痛苦不见得来自直接的虐待行为，而在于不确定自己是否要为受虐负部分责任。”在《冷暴力》这本书中，法国心理治疗师、被害人学研究者伊里戈扬写道。
对此，她态度明确地指出：“指责受虐者是施虐者的共犯并不合理，因为一旦受到掌控，受虐者便失去采取其它行为的心理工具：她瘫痪了。她的被动参与并不会减少所受到的伤害。”
你怎么知道是自己真有问题，还是对方在PUA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识别方法，就是互换角色：“你会用他对待你的方式对待他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就在对你PUA。
我们发现，很多幸存者被PUA，不是因为自身有问题，反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施虐者严重缺乏的特质——高度共情能力。这本来是一种优势，但却成为施虐者攻击幸存者的一种武器。
“他的压力太大了”；“他的童年很不幸”；“他身体不好”……幸存者对施虐者的这些共情，反而被施虐者利用，成为他们攻击和脱责的工具。这被罗宾·斯特恩称为“共情陷阱”。
香农·托马斯为摆脱“共情陷阱”提出了解决方案：有界限地共情。她提出，拥有高度共情能力的人需要学习，在保持高水平共情能力的同时，不影响自己的幸福。设立界限是对他人高度共情的基础。
03
关系悖论：
与你无关，又与你有关
“在我们探索勒索者心理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收获是，情感勒索听起来、看起来都和我们有关，而其实与我们根本无关。相反，它源于勒索者内心的不安，以及勒索者尽力控制这种不安所做的努力……很多时候，情感勒索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现在。它和满足勒索者的需要相关，而不是与我们做什么和没有做什么有关。”
7年前，当我读到《情感勒索》中的这一段时，我不禁泪流满面。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与我无关！与我无关！与我无关！”
那一天，我得到了很大的疗愈。我终于明白，那段伤我极深、一再被情感勒索的亲密关系，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对方病态的偏执多疑。
至此，苏珊·福沃德的“关系悖论”，就被我记住，并分享给许多与我有同样遭遇的人。
如果你遇到精神虐待，请记住一个悖论：
他这样对待你，与你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无关。同时，他这样对待你又与你有关：首先是你允许的，其次是你教会的。
要从精神虐待中疗愈，我们首先要做到第一步——深深认同“与我无关”。然后，我们才能从自责的泥淖中拔出腿来，从而修复自尊与自我完整性，重新看到自己的美好。然后，我们才能迈出第二步——与我有关，从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这个有毒的舞蹈。
每次回忆起这些事情，我就充满悲伤。一个人为什么要对另一个人，做如此残忍的事情？
最近读到欧文·亚隆的《成为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感触。
在第一章，欧文·亚隆记下了自己的一个梦：
我大约10岁或11岁，在离家不远的一座小山上，骑着自行车从长长的坡上溜下来。我看到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女孩，坐在她家门廊前。她看起来比我要大一点儿，即使她的脸上长满了红色斑点，她还是长得很好看。当我骑自行车经过的时候，我冲着她大喊：“喂，麻子。”
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站在我的自行车前面，吓了我一大跳，他抓住自行车让我停了下来。我隐约知道这是爱丽丝的父亲。
他冲我大喊：“嗨，小家伙，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有脑子的话，回答我的问题。想想你刚才对我女儿说的话，告诉我，那样会让爱丽丝有什么样的感受？”
……
“脑筋转不动了，是吗？那好，我来帮你想想。假如我盯着你看，挑出你的一个毛病，然后每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对你的毛病指指点点，你会是什么感觉？”他双眼紧紧凝视着我。“你的鼻子里有鼻涕，啊？叫你鼻涕虫怎么样？你的左耳朵比右耳朵大。假如我每次见到你，都说‘嘿，大耳朵’，你是什么感觉？叫你犹太男孩呢？嗯，这个名字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感觉？
……
“我感觉很糟糕，”我回答，“我感觉羞愧，极其羞愧。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脸上的红色斑点、鼻涕、一只耳朵比另一只耳朵大，在健康的人际关系里，我们不会被叫作“麻子”、“鼻涕虫”和“大耳朵”。但是在有毒的关系里，对方盯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一遍一遍地嘲笑、贬低我们，用侮辱性的外号称呼我们。
仿佛仅仅有对方的贬低还不够似的，我们也一遍遍地反思自己的“红色斑点”、“鼻涕”和“一只耳朵比另一只耳朵大”。却从来没想过，他凭什么这么称呼我们？谁给他的权力这样对待别人？
对方这样对待我们，不是我们有问题，这与我们无关。但对方为什么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对待我们？这又与我们有关。我们没有像爱丽丝的父亲那样，凝视着对方的眼睛，问他，“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我会有什么感受？”告诉他，“你没有权力这做对待我！”
85岁的欧文·亚隆，在凌晨3点从这场噩梦中醒来。他缓过神来，在心里对12岁的爱丽丝说：“原谅我，爱丽丝。”
他为这篇文章起的标题是：《同理心的诞生》。
在精神虐待中，施虐者缺少的恰恰是同理心。
让我深深悲哀的是，很多情况下，无论我们怎么表达，就是无法唤醒对方的同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