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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一所小学向学生发放抑郁筛查问卷，其中20多道题涉及具体的自杀意念和自杀准备，学生家长们一下子炸锅了！
上海长宁区小学心理健康筛查问卷
如上图所示，筛查问卷中有多道关于自杀的问题。家长认为这些题目的表述方式带有“引导性”，问卷设计不合理，对此强烈不满。
还有家长质疑校方进行筛查后，是否能保证学生个人隐私并做好心理辅导工作。
据报道，长宁区教育局现在已经暂停开展这份问卷调查，而且承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学生和家长担忧，对此表示歉意。
这份调查问卷到底有何不妥？
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筛查该怎么进行？
图片来源于网络
经济、文化水平都属于国内一线的上海，其教育部门竟犯了这种失误，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前天，极目新闻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报道，并就这些疑问采访了我的专业意见，往下拉可以看到这篇报道的全文。
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些看法：
第一，因为缺乏事前沟通和内容不当，这份调查问卷有可能对部分小学生造成了负面心理影响。学校、老师要加强关注，及时提供心理辅导，必要时可能需要精神科医生的介入。
在采访中，我提到部分小学生在回答问卷中关于自杀的问题时，可能会受到较强烈的心理暗示。
尤其是那些真的思考过“自杀”和“人生到底有何意义”的孩子，他们很可能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问卷中的内容和不当的提问方式，很有可能激活、甚至强化他们的叠加性心理创伤，令其出现情绪波动和灾难化思维。
至于很多家长担心的隐私保护，其实不只父母有这样的忧虑，孩子们也有。
如果孩子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些不同寻常、消极悲观，他们也会很担心：
如果我如实填写，老师、同学会不会全都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歧视我？
如果得不到确切而积极的答案，他们很容易陷入灾难化思维，要么选择虚假作答，要么战战兢兢地把问卷交上去，情绪波动加重。
所以，无论对于哪个阶段的学生来说，如果学校想推行抑郁症筛查、心理健康摸查工作，一定要有提前的解释、说明等沟通工作。最起码要告知学生和家长相关工作的流程和意义，解答疑惑，让大家心里有底。
第二，这份问卷中关于自杀意念的问题，几乎一字不改地照搬了《贝克自杀意念量表》国内翻译版。这个量表不适合大规模的初筛，尤其不适合小学生。
贝克自杀意念量表（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BSSI）是由贝克等国外学者在1991年开发的自评量表，含有19个条目，用来识别受访者自杀意念的存在与否。
2010年，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李献云教授将此翻译引进。但该量表设计和使用的最初目的并不针对儿童。
还有非常常见的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它们也不适用于儿童。
抑郁自评量表（SDS）面向的是成年人，对于文化程度较低或智力水平稍差的人使用效果不佳。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测验对象是16岁以上人群。
换言之，如果小学、中学直接给学生发放这些量表，不加以调整和改动的话，这是极不专业和不妥的。
还有，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心理学发展较早、较完善，所以目前国内常用的大部分心理量表都是“进口”的。
但由于文化差异，其实很多国外的量表并不适合直接引进。很多引进者只是做了汉化工作，也就是直接翻译过来；并没有做到本土化工作，没有融入到我们国内的文化和语境中去。原创性的量表就更少了。
国内有的高校心理学资源相对宏厚，比如北大。他们对于学生发放的心理调查问题就是学校专业人士编排的，而不是直接“拿来的”。
其综合了国外常用的问卷和国内的相关研究，比如糅合了北大徐凯文教授关于“空心病”研究。对于本校学生来说，这样的问卷自然更加有针对性。
但能做到像北大这样的高校太少了，地区性的教育机构和中学、小学就更加无能为力。
所以，从表面上看，这次风波是由于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不够专业和严谨；但从深层面来看，这其实反映了国内急缺适用于本土青少年、学生群体的心理调查问卷，相关人员的心理专业素质较低，掌握的精神心理学知识仍很落后。
以至于堂堂一线城市上海，想推行学生心理健康摸查时也是两眼一抹黑，找了个30年前的国外量表直接用，当局可能一度还以为非常专业。
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要求抑郁症筛查进校园，祖国下一代的心身健康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也势在必行。但结合目前的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普及水平来看，这对心理卫生从业人员、教育从业人员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希望国家相关部门推行这些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加强相关知识的科普力度，争取让校园抑郁症筛查既有针对性，也规范化。
而且在普及知识时，不要停留在传统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学上，要科普更前沿、更高效的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
比如认知神经心理学中的病理性记忆及记忆再巩固理论，还有近几年来越来越被西方学者重视的、从“创伤”角度理解抑郁症等知识。这有利于加深对学生群体心理活动的理解，深入地解决问题。
——何日辉
（以下全文来源于：极目新闻）
首席记者：曾凌轲
责任编辑：韦武霞
近日，上海一小学向学生发放抑郁筛查问卷引发争议。问卷中有二十多道题均涉及自杀意向，并描述了自杀的具体方式，多位家长认为问卷设计不合理，并质疑校方结束筛查后是否能保证隐私并做好心理辅导工作。现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已经暂停开展问卷调查。
虽然问卷内容设计有失偏颇，但在调查背后，是近年来教育部门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视。2020年，国家卫健委曾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应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健康体检内容。教育部也在一份答复政协提议的回函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
该政策也引发了更长远的担忧：问卷筛查如何保证结果准确？筛查入档后孩子是否会被歧视，隐私如何保护，是否会加重抑郁？确诊后，学校能否匹配相应的的心理咨询资源？
教育部对青少年预防抑郁症做出明确要求
1、上海“抑郁筛查问卷”暂停发放
“最消沉、最忧郁的时候，你已着手写自杀遗言了吗？”“你‘被动自杀愿望’的程度如何？（如，希望一直睡下去不再醒来、意外地死去等）”……近日，上海市长宁区多位小学生家长陆续发现，这类询问自杀相关情况的问题，出现在学校给孩子的调查问卷中，且占去问题数量的近三分之一，这让家长们有些难以理解。
让家长们同时担心的是，调查问卷让孩子接触到“自杀”这一领域，学校和教育部门是否会有举措来避免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一小学家委会在给区教育局的建议中质疑该问卷的合理性，例如该问卷通篇出现消极的语句描述，讨论近期和以往的自杀念头是否适用于四、五年级的孩子。另外，家长们还问及问卷的隐私性如何保证、问卷完成后教委是否会提供心理咨询支持、数据如何保存、测试结果将以何种方式告知家长等问题。
11月19日，长宁区教育局发布公告称，已要求停止该调查问卷工作。经初步核查，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长宁区教育局相关科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引发学生困惑和家长担忧，对此致以诚恳的歉意。
上海一小学生家长表示，问卷问题经网络发酵后，学校老师已挨个电话向家长致歉。
2、“将小学生纳入抑郁筛查有待商榷”
上海长宁区对小学进行心理筛查背后，是近来国内政策层面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愈发重视。
2020年，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中就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2021年10月，教育部官网答复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的回函中明确，已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引发广泛关注。
资深精神心理医学专家、广东卫视特约观察员何日辉向极目新闻记者表示，上海长宁区问卷设计确实有不科学之处。他同时也表示，将小学生纳入抑郁筛查范围或许为时过早。
何日辉从事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康复17年有余，他指出，长宁区教育局此次问卷的部分内容一字不差来自《贝克自杀意念量表》，而该量表本适用于有自杀意念的人群，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初步筛查，尤其是针对小学生。
何日辉强调，学校筛查和去医院就诊是完全不同的。初步筛查只是了解整体心理健康情况，筛出有症状的群体。该群体需要接受精神科医生的精神科检查，即使再次进行心理测量，采用的相关量表根据不同病症针对性会更强。
更让何日辉担心的是，问卷中20多道题关于自杀内容的详细描述，在做量表的过程中可能对学生形成心理暗示，乃至激活相应的心理创伤。“比如他可能只考虑过一次自杀，但反复提问会让他再次有了这个念头，乃至激活其遭受过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未来教育部门进行该类筛查时，应有卫健部门的支持。”
虽然问卷内容可以重新设计，但何日辉认为，小学生是否应纳入心理健康筛查范围有待商榷。
“卫健委在文件中提到的是高中及高等院校，教育部提到的则是青少年。我觉得初中生开始进入青春期了，用量表来测试心理健康状况是合适的。但小学生这个阶段，还是学校里大规模筛查，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如果真要筛查，反而应该对父母和老师进行筛查。我们通过深度催眠在给青少年做创伤修复的过程中，追根溯源，心理创伤大多来自儿童时期的父母和老师不当的教育。”何日辉说。
某中学采用的SCL-90症状自评量表
3、问卷只是青少年抑郁筛查第一步
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筛查学生抑郁症问卷只是第一步。如结果显示异常，还会进行一到两次访谈，再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还是不佳时，才会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就诊，诊断是否抑郁症。
余刚（化名）在某直辖市中学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近10年。他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他所在的学校采用的是SCL症状自评量表。每年，学校都会对新生进行临行筛查，这项筛查已经进行五年以上了。不过，进行这类筛查前都会通知父母，父母也可以在后台查孩子的结果。
“但量表分数只是参考。结果出来后还要分析有效性，然后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访谈。如果有自伤或伤人倾向，我们会告诉家长。一般来说，如果只是轻微抑郁倾向，我们是视若常人的。”余刚说。
深圳某中学使用的phd-9测试量表
深圳一所高中的心理老师李琳（化名）也表示，心理筛查在她所任职的中学已是常态。每年开学，学校都会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教科院设计。问卷分为主观幸福感、抑郁、焦虑和适应性调查四部分，二十多分钟即可完成。问卷中也有关于自杀的题目，但她认为，“抑郁症刚开始是比较隐蔽的，如果避而不谈则确诊更加困难，这样就做不到早发现早治疗。”
在成为一名高中心理咨询师前，李琳本在大学校园做心理咨询。“成年人患抑郁症很难治疗，容易反复，可能需要终生服药。但未成年人不同，早发现早介入早治疗，他们是有可能痊愈的。”这也是李琳进入中学校校园工作的原因之一。
李琳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问卷调查之后，才是抑郁症确诊的开始。“问卷提示有问题的，我会进行一次访谈和评估，一次不行，还会进行二次访谈。但确诊抑郁症的话，我们心理咨询师没有这个权利。访谈后，我们只会对有必要的学生家长进行建议，建议家长带学生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能确诊抑郁并进行治疗的只有精神科医生。”李琳说。
以及犯罪的倾向，我们会告诉家长，必要时我们有义务告知相关部门。但是其他的比如家庭矛盾、寝室关系和恋爱等问题，我们是保密的。”
而且学生确诊之后，校方会联系家长会谈，商量如何制定个性化的家校共育方案帮助学生恢复。心理老师也会在此时给家长一些科学的心理学相关教育建议，比如对孩子的陪伴可以有多种形式，可能只是一起呆着表示可以随时提供心理支持，而不是整日嘘寒问暖紧盯着孩子。李琳认为现在之所以谈抑郁色变，还是社会的病耻感较重，“但抑郁症跟常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或者说它只是一种感冒。”
李琳还告诉记者，她所在学校使用的教科院设计问卷虽然是适用于中小学生的，但考虑到理解能力，她了解到的小学只使用绘画或其他方式对学生心理进行关注，没有使用问卷。
长宁区教育局通报
4、抑郁确诊之后
不少网友担心，抑郁确诊之后，校园的心理资源能否跟上？有没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老师、同学和家长能否为患抑郁症的未成年人留下足够的情绪空间？暴露学生的病情，对其有何益处？
虽然自己就是一名心理老师，但余刚也有此类担忧：“不同学校对抑郁症的认知和筛查能力参差不齐。如果认知没有跟上，病情暴露对孩子是不是个更大的伤害？”余刚称，虽然他所在的学校没有发生此类情况，但他接触到曾因为抑郁被迫休学甚至退学的年轻人，其中也有未成年人的案例。
李琳表示，目前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校要单独开设心育课程，保证每学期至少4个课时，按1000∶1或以上配比安排专职心理老师，有条件的建设专门的心理服务室。现在她所在学校还增加了课时，到每个班级至少2周一次。该强度之下，她的工作任务也比较繁重。
何日辉坦言，目前国内的精神心理专业的医疗资源有缺口。政策开始之后，或出现一段混乱期，但好处在于“将问题暴露出来，让各方心理有底”。何日辉称，近年来学生安全成为各个学校校园管理的重中之重，但总不免出现学生自杀的案例。现在将问题提前暴露出来，让各方有了提前介入、厘清责任的机会，特别是迫使家长直面问题。
何日辉称，在自己十几年的从医生涯中，遇到过不少忽视孩子病情或者不愿意接受自己孩子有情绪障碍的家长。“以前大家都是鸵鸟心态，都不愿意面对，有孩子说自己抑郁了，家长不相信孩子，觉得孩子胡说。还有的家长不愿意接受孩子抑郁，他觉得你有吃有穿成绩也不错，怎么抑郁了？”何日辉表示，“但现在官方筛查亮起红灯，对家长就是最好的提醒。”
有网友担心，抑郁症学生万一被迫面临休学和退学怎么办。对此何日辉表示，首先，义务教育阶段，以抑郁症为由让学生退学是违法的。而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他曾遇到过一个案例。“我曾经接诊过一个抑郁程度较严重的高三学生。虽然有抑郁症，但该学生成绩不错，而且有很强烈的上学意愿。最后，家长、学生和学校通过协商，一方面学生在我们这里接受深度的系统化心理治疗，另外学校心理老师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家长同时和学校签订安全方面的承诺书和保证书，最终这位学生考上了一所211的学校，在大学期间也持续接受学校心理咨询，现在一年过去了，已经基本痊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