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同名微信公众号“双相躁郁世界”
我现在正在一个陌生的北方小城市出差。专升本考试快开始了，我在一个补习学校兼职教学，赚点外快。
三个班一共一百五十多个人，每天课时少的时候四节，多的时候八节。我经常要连续上八节课，站七个小时，不断讲课，观察同学的反应，并调整自己的节奏和输出形式。
同学们很喜欢我，会一边笑一边说我好可爱，会在端午节的时候特意给我粽子，会在我搬宿舍的时候帮我搬铺盖行李，下课会一起抽烟开玩笑。
很难想象，这一年来，我可以在一个班里连续一整天说话，还能照顾到其他人的状态和情绪，说笑话逗人开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1. 生活把我打倒，我就原地睡一觉
去年出院后，我立马陷入了严重的躁狂状态，每天只能断断续续睡三个小时。
半个月的不休不眠后，我开始发高烧。检查结果是白细胞计数正常，但是吃退烧药也无效，每天只能吃一些水果，感觉自己正在逐渐失去理智。
当时珠海刚好有一场京剧演出，我就去了，去到之后发现剧场在岛上。
我是喜欢海的，海风和音乐可以消除我的焦虑和紧张，我就干脆在那里住了好几天。
期间我得到了一位好友的陪伴，他陪着我一起吃东西，出去玩，聊天。那几天晚上，我睡觉依然困难，在他的车上却可以睡得很安稳。
失眠和高烧快要好的时候，惊闻家父病危，我就赶回了老家医院，和家母一起照顾病人和家里。后来他出院了，但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时间来康复，我就走不开了。
我在家里一直呆到了春节，一边照顾家人，一边处理医疗纠纷和其他事情，有时间就自己看些书，想一些之前没想过的问题。
那段时间看了《论语》和《浮生取义》（一本描述华北平原一个县的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等等自己感兴趣的书，心态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主要来说，有这么几点：
一是我和父母之间达成了某种和解。
一直以来，我对父母的感情都很复杂。
我恨他们为何要生下我，生下来又养育不好，以至于长大了连做“正常人”都很艰难。
但是，那段时间我看到了父亲的病痛和母亲的困难，对他们有了更多的理解。
二是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
一方面，虽然从小我的心就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变得千疮百孔，但后期自己还是成长了，慢慢让自己健全了起来。
另一方面，我现在已经可以独立起来，一定程度上摆脱家庭的影响，可以自己决定以后该如何生活。
三是我看到了引起自己不幸的社会因素。
我的父母和我，都是社会变迁背景下不幸福的一个缩影。
并不是父母和我不想活得幸福，而是社会结构让我们不得不去经历不幸。
写毕业论文时，我其实就是想理解和剖析这一点（社会学专业），然而当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
直到毕业两年后，我才对当时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对于处在父母和我的社会位置上的人来说，不幸和苦难是某种必然，幸福不过是偶然。
我没有理由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父母，这是不合理的。我需要做的，是和这个不美好的世界讨个说法，而不是去怪罪我的父母。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我在某种程度上理顺了原本紧张的社会关系，看到了开启新生活的可能。
这些改变是有基础的。
第一，我的身体和精神都相对比较“稳定”，有一定的思维能力；第二，我修改了原来的生活节奏，让自己的时间放慢下来。
如果我有什么建议是我可以给各位朋友的，那一定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撑不住了，那就干脆不要撑。先中断自己的节奏，缓过劲来了，你再冲上去，和生活“干架”。
2. 错的并不是我们，而是这个社会
我原本计划年初就离家去找工作，待在家里并不是和父母最合理的距离。
但是，疫情让这一计划无限期延后了。
我干脆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毛泽东选集》，从头看起。以前是因为写作业才去翻，我现在不预设任何目的，反而更能看得下去，并用看到的理论，去反观社会生活和个人体验。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的父辈和祖辈都处于弱势的地位。
我的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的“大锅饭”。那个年代，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生活资源被尽可能地压缩了。
当他们正有力气的时候，刚好赶上户籍制度松绑和人口流动的大潮。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抓住任何机会，他们就会越来越赶不上致富和向上流动的浪潮。
就这样，我的父母最终成为了农民工大军中的普通一员，自然也造成了我留守儿童的身份，造成了我童年的某种缺失。
加之农村改革后，其实我爷爷这一辈并没有获得土地之外的任何生产资料，就连土地也满足不了他六个儿女及孙辈的人口扩张。
因此，我们家族内紧张的关系、母亲在家里的弱势地位以及她的不幸遭遇，种种心酸都成了某种必然。
这些必然进一步导致了我童年的不幸，并给后来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至于我，因为高考，拥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我现在依然处在某种不确定当中。
向上流动遭遇到的结构性困难让我觉得焦虑不安，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让我陷入极大的精神压力当中。
我如果选择去当个普通的职员或者高中老师，也就算是安定了下来。可我偏偏想法多，坐不住。
因此，我当下遇到的压力以及精神上的不稳定，其实有着必然的社会根源。
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一方面是整体物质水平的提高，底层生活的人和四十年前相比物质条件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善。
另一方面，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进程中也放大了。这种放大伴随着阶层的固化。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展了新的社会空间，带来了阶层的松动，产生了很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整体的活力被激发了出来，人人都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致富，实现“高人一等”的人生目标。
随着改革深化，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但“爱拼才会赢”的观念还没有消退。处于这个情境中的个人，尤其是90后，越努力就越容易产生主观意识和客观结果之间的落差感，越容易产生结构因的压力。
从国家-社会-个人的视角看，精神疾病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和我个人这几年的观察是一致的。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的同龄人开始产生程度不一的精神问题。
我认为，不应当将发病的责任归到病人身上。另外，去责怪成长的环境也不是完全合理，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故意让自己的孩子生病遭受煎熬。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痛苦是这个时代的紧张关系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很多人更愿意将之归因到病人本身身上，只是因为归因给病人更简单，更“经济”。
3. 我们注定要痛苦一生吗
我认为不会。
从个体的角度看，具体到某个人，即便是置身于相对固定的社会结构当中，TA的生活依然有改善的可能。人不是完全无能的，人是有能力去化解压力、转变观念、适应社会的。
就个人而言，我现在更注重当下的体验。“当下”的体验对我很重要，换句话说，活着就要对自己负责，每一天都有必要创造条件让自己开心起来。
而且，不是说一定要实现社会流动才会获得幸福，“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个人的观念和体验和社会位置同样重要。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美好的，你可以参与到社会当中，让它更好一些。
即使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你也可以让社会对精神疾病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让更多的人愿意在遇到病人的时候给TA一个拥抱，而不是避而远之。
更何况，这件事情本身就与你我有关。
罗翔说，“张三即使接了一手烂牌，可他也会出牌不止，一直打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