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阴影之下，被忽略的数字
“我们家楼下今早有个小姑娘跳楼了，才初三。”
看到朋友发过来的微信信息，我有点恍惚。
这是深圳最近第几个自杀的未成年人了？
本地群中也不断的刷着消息：
“我同事小区上周也有跳了个12岁的小孩，唉。”
“xx区的那个孩子还活着，送医院了，但是腿断了。”
“我在学校做咨询，最近接到抑郁的学生有点多。”
疫情之下，我们每天都会被各种信息轮番轰炸。
大到全球感染人数、美国疫情爆发，小到肖战罗志祥娱乐圈吃瓜，而在这些每天快速刷新的新闻标题中，却有一些触目惊心的事件在悄然发生。
3月24日，河北一名9岁小学生，从15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
3月27日，深圳龙岗某小区，两名初中女生相约自杀，从6楼坠下身亡；
3月31日，山西晋城某中学，一名年仅15岁的初三女生，在家中坠楼身亡；
3月31日，海口海甸四东路某小区，一名正在读高三的17岁在校男士跳楼身亡；
4月26日，安徽巢湖一名17岁高中生从高楼跳下，当场身亡；
4月28日，安徽铜陵某小区，一名学生上午7点进入该小区，不久之后从其中一栋楼坠落当场身亡；
5月12日，山东临沂费县一名初三学生在家跳楼身亡；
而事实远不止这些。
02.
疫情之下，被忽略的年轻人
有人说，疫情是面照妖镜，让生活中原本存在的问题无所遁形。
我说，疫情是催化剂，让原本紧密的关系的更加凝聚亲密，令原本冲突的关系更加剑拔弩张。
疫情期间，我在几个平台做着热协志愿者的工作，其中一个平台的主要受众是青少年。
疫情让他们最痛苦的两点，一是学业压力，二是人际冲突。
网课的形式让他们远离了同龄人，看不见老师，这一方面考验了老师们的网课水平，另一方面也考验了学生们的学习能力。
未来计划对于考生们的不确定性，也是对他们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
而如果前面的压力无法得到有效缓解，人际冲突或许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里有一则有意思的对比新闻：
在2020年4月份日本国内一共有1455人自杀，这和2019年4月份相比直接下降了有19.8%，也是日本近5年来4月份自杀人数最少的一次。
与日本的自杀数据对比，似乎疫情减轻了他们面临的社会压力，却加重了我们的人际矛盾。
在今年这些已无法挽回的悲剧中，新闻报道出的冲突原因通常都是听起来似乎很小的事情。
比如因为老师没收手机，比如因为和父母因为一件小事吵架。
甚至会有些旁观者发出“承受能力这么差，死了活该”的言论。
真的只是因为他们承受力差吗？
人际冲突从来都不是一日之寒，其中家庭冲突又是一切的导火索。
腾讯曾经有一档综艺节目叫《不好说，特想听》，邀请了几对父母和孩子坐下来，尝试放下成见，真诚沟通。节目一播出，就斩获了许多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太真实了。
在这几个孩子之中，有一名心理咨询师。
相比普通人而言，心理咨询师更善于自我觉察、对心理的调控、言语的表达，这样一群天天与人心打交道的职业人，是不是就不会面临亲子沟通的问题呢？
答案是不，在面对自己家庭时，他们和普通人也没有太大区别。节目中的咨询师在谈到父亲时，也是眼眶泛泪，欲言又止。
作为拥有了独立生活的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处在家庭矛盾中最无助的未成年人呢？
03.
青春期，被忽略的特殊需求
在热线中我听到来自孩子们最多的一句哭诉就是：父母无法理解我。
新一代的“后浪”身上，有着和父辈们截然不同的特征。
B站光速崛起的反诈骗金融UP主半佛仙人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B站商业观察：年轻人的力量》，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定义当代年轻人的：
“这一代的年轻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他们是一种情绪生物，他们需要的核心态度是“你和我是一边的”，年轻人天然就是反权威的。”
是的，年轻人就是一种情绪生物。
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阶段。
每个人大脑中都有一个“情绪脑”和“理性脑”，其中人的情绪反应主要由大脑中的杏仁核区域掌管——也就是“情绪脑”；而专注力、计划分析能力、逻辑能力等则是由大脑的前额叶区掌控——也就是“理性脑”。
目前的研究表明：大脑中最晚成熟的是就是额叶区域。另外，在青少年时期，神经元对刺激性的神经递质的反应更快，也就是说，青少年对压力事件的反应更加激烈，同时对愉悦的刺激体验也更加强烈（Spear，2003）。
也就是说青少年时期，情绪的刹车器还未发育完全，而且受激素的影响，青少年会很容易被情绪驱使，做出冲动的事情。
除此之外，青少年还面临着“同一性”的挑战。
著名的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把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冲突称为同一性对角色混乱（identity versus role confusion）。
他认为，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青少年会经历同一性危机（identity crisis）。
简单来说，青少年需要回答“我是谁”、“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问题。
然而，这样的问题往往连父母自己都无法回答。
对于一些被边缘化的青少年来说，他们长期处在不被理解的痛苦中，生理和心理原因会促使他们去追求一些追求新异体验的行为，比如自残，甚至自杀。
几年前从俄罗斯渗透进国内的“蓝鲸游戏”，就是这样一个抓住了青少年心理，蛊惑撺掇他们自杀的恶魔游戏。
在49天的游戏中，“玩家”要求完成如下任务：
·“4:20起床”
·“在社交媒体上写下‘我是一只蓝鲸’”
·“一整天不能与任何人说话”
·“看恐怖电影和听恐怖音乐”
·“割破嘴唇”
·“用刀在手臂上刻画蓝鲸图案”
……
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游戏主导者将逐步完成对“玩家”的心理控制，直到终极目标—死亡的来临。
据俄罗斯警方估计，在5个月时间里，大约130名青少年受其蛊惑，在第50天选择爬到楼顶，或是卧轨，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蓝鲸游戏引起了俄罗斯的重视，2016年10月，该游戏创始人菲利普•布德金（Philip Budeikin）被捕入狱。
蓝鲸游戏在我国的社交媒体发酵之后，警方和社交媒体安全中心联手， 清理、排查含有“4:20叫我起床”、“蓝鲸自杀”的群组和信息，如今，已再难觅其踪迹。
但，自杀游戏虽然消失了，那些渴望关怀和爱的绝望却不曾消失。
04.
危机之下，如何自救与助人？
每一次自残和自杀意念的背后，都是一颗受伤的心在发出求救的信号。
2018年，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公布了一组相关数据：
在中国，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就有2个人死于自杀，还有8个自杀未遂；
一项在上海展开的调查显示：
上海地区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
在自杀者的年龄排列中，12岁占第一位(40.3%)，其次为14岁(22.7%)，11岁和13岁(13.6%)。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每40秒就有一人死亡，其中四分之三的自杀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而中国93%有自杀行为的人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在每年8万自杀未遂者中，进行过心理评估的人还不到1%。
这些数据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
屏幕前的你，如果正在经历着和自杀念头搏斗的过程，希望你可以保存下面的电话：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自杀与危机干预热线
24小时免费热线：
800-810-1117（座机，全国热线）
010-82951332
或者在百度输入“地名+自杀热线”，查找当地精神卫生中心开通的干预热线。
无论任何时候，求助都是你正当的权利。
而对于我们这些旁人来说，如果可以识别出身边人自杀前的一些征兆进行帮助，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这些自杀前征兆包括但不限于：
· 当众说过要自杀的人；
· 当情绪低落时将自己珍贵的东西送人；
· 收集与自杀的相关资料并与人探讨；
· 流露出绝望、无助、轻生的念头；
· 把自杀作为谈话、写作等主题；
· 处理自己的债务、财产，交待一些重要事项；
· 收集一些自杀物品；
· 跟别人说如果他走了别想念他；
· 抑郁症患者性格突然变得判若两人；
· 独自躲在暗处哭泣的人。
自杀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尤其在我们的文化中，死亡教育是一个严重缺失的部分。
不敢触碰、担心惹事、怕被误解都是造成旁人畏惧去伸出援手的原因。
但最起码，你我都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不要对自杀者冷嘲热讽。
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