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译言

排版：阿桃

监制：April

来源：微信公众号：译言（ID：yeeyancom）

原文标题：现实社牛，线下社恐：明明微信聊得挺熟的，现实中为了不打招呼，我绕道200米……

现实中人均社恐，而线上遍地社牛。

有没有发现，网络带来了极大的社交便利，让我们在赛博世界可以换一副面孔，成为侃侃而谈、指点江山的“意见领袖”，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依然无法坦然自在地去认识一个陌生人。

我们是该坦然地接受这样一种现代化的社交方式，还是期待能重新建立一种空间，让我们在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之间建起更简单的联系、更多一点的信任？

01

技术带来的社交赤字

现代城市和富裕经济体之下，形成了一种社交赤字。我们不必聚集在公共场合就可以满足各种需要。

技术发展和社会繁荣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私人化，常常只存在于商场、客厅和后院里以及电脑和手机上。

我们在床上就可以看电影，交的朋友也许远隔千里，能在微信上八卦、讨论，在网上就可以寻找培养自己新的兴趣爱好。

对于将舒适、休闲和交流私人化，人们如今已经轻车熟路。我们与既不是同事也不是亲朋好友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被城市生活排除了出去。

社区、社团之类的词越来越多地用于指代使用同一种媒体或者喜欢某种产品的一群人，他们是否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并不重要。

独居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这些便利性就促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家不在是人们聚集的地方，更像是一座孤岛。

技术目前能做的只是填补一部分的孤独。电视是了解世界的一扇窗，但于幸福而言却也是一场灾难。你看的电视越多，拥有的友谊便越少；你愈发不信任他人，感受到的幸福也随之变少。

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一些社区推出电视服务后，立刻对居民们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看电视的人在物质方面的期望值更高，焦虑程度更大，对经济状况的满意度、他人的信任以及参加社交的频率则更低。

互联网一直是一把双刃剑。像看电视那样频繁地使用电脑、平板、手机也会带来类似的负面影响。使用网络设备进行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较为亲近的关系。

一项研究发现，波士顿多个社区在推广了一个在线交流工具后，居民们坐在屋外门廊上、邀请邻居过来共享晚餐的次数变多了，但我们的电子产品本身还不够好。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虚拟世界的关系完全不如现实世界中的那样深厚真诚。举个例子：相比站在对方身边的时候，人们发信息时更有可能撒谎，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不是吗？

面对面的互动很重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花了数千年的时间运用所有感觉去进行互动：我们用眼睛、耳朵甚至还有鼻子去接收那些不易察觉的信号，了解他们是谁、他们喜欢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没有东西能代替面对面的交流。

02

网友可能成为现实中的朋友吗？

对于触觉的关注让柏林艺术大学发明了一些能够模拟人际交互感的手机模型。一款手机能模拟握手的感觉，通过将发出者的挤压动作经张力带传送到接收者手上实现。另一款手机则通过轻压接收者手机外壳上的一个湿润海绵块，模拟发出者的亲吻动作。这些装置的体验让普通人甚至是发明者自己也会觉得不舒服，说明用技术去创造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是存在局限的。

程序员们则正在通过应用软件将线上接触转为线下。手机中的GPS将我们与附近的陌生人联系在了一起，像嘿邻居（Hey Neighbor）这样的软件让人们可以向同一地区的人寻求或提供帮助。另外一些软件则拓展了利他主义的范围，比如CLOO应用程序就可以让人登记自己的卫生间，以便让陌生人在紧急情况下“租用”。

现在已经出现了关于脸书的社会学研究。研究发现，用脸书还可以帮助自卑的人与别人建立新的联系。你可能害羞不敢邀请别人出来约会，但是你可以向对方发送一个朋友请求试探试探。

相比其他大学生，使用脸书的人的社交资本和生活满意度都稍高一些。但是，在脸书上尽可能多交朋友并不会产生更多的社交红利。因为大脑处理能力的缘故，大多数人可以结交并保持良好关系的真朋友数量是有限的。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的研究表明，在我们的关系中，熟人可以保持在150人，但是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好朋友通常只有6个到12个。

不管你们是网上还是路上遇到的，这个数字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网友似乎仍然不会被视作是现实中的朋友的一种替代。

在对人们的网络人际关系进行调查时，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关系并不深或者双方无法做出任何承诺，当然这其中也没有现实交往中双方的依赖或理解。

香港青年的网络普及化较高，研究发现，在生活中建立友谊的年轻人会在沟通中更容易从对方的字里行间中读出背后的意思。他们认识对方的家人或朋友的可能性更高，会互相吐露心声，双方的了解也更深入。

03

网络社交的负面影响

网络社交环境对幸福产生的负面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最近出现的一个观点认为，在脸书上尽可能地结交朋友会让你感到不快乐，这种现象其实起源于进化幸福理论：内心总有一股将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的冲动。

马德里IE商学院教授迪尔尼·冈萨雷斯（Dilney Goncalves）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表示，人们通常会在脸书上发布一些好消息以及自己又做成功了哪些事情，以体现自己属于成功人士范畴的假象。因此脸书上的好友越多，花在查看朋友更新状态的时间就越多，而你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也就越来越差了。

在一个迷恋虚拟世界的时代，对快乐的追求最终让我们回到了实际体验上来。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能否建立或者重新建立起一种城市空间，让我们在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之间建起更简单的联系、更多一点的信任？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所处的空间不仅可以决定我们的感受，也可以改变我们看待他人、对待彼此的方式。

04

公共空间对行为的影响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表示，生活就是一串表演，我们从头到尾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如此说来，公共空间就像是我们的房屋和客厅，而建筑、环境、舞台和其他演员则让我们慢慢了解如何表演、如何对待他人。

有人可能会在一个满是涂鸦的小巷里小便，但如果是养老院外修剪整齐的草坪，他就不会想这么做了。比起脏兮兮的后街巷尾，人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或者身处会被别人注意到的环境里，才更会展现出自己内心的善良。

戈夫曼认为，这些都是人有意识的行为，是一种对舞台设置的反应。但最近研究表明，即使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某些类似的反应。和其他动物一样，我们也进化出了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周围存在的风险和回报进行评估的能力。

进化生物学家威尔逊（D. S. Wilson）和奥布莱恩（Daniel O’Brien）展示了一组纽约宾汉姆顿街景的照片，这些照片里都只有景没有人。一些街道的路面坑坑洼洼，草坪无人打理，房屋也破烂不堪。另一些街道则是，人行道干干净净，房屋和院子都非常整洁。

研究者邀请志愿者参加一场由实验经济学家设计的游戏，志愿者可以从这些照片中挑选出一个地区，与那里的人做生意。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他们的答案：如果对方来自干净整洁的地区，志愿者会给予更多信任，并且也更大方。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根据可以反映出每个地区社会文化线索的合理回应，比如，整洁表示那里的人尊重社会规范，就连路面状况这种与居民的可信赖度毫无关系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志愿者的反应。

05

环境影响我们的反应？

我们如何对环境进行回应事实上与主动思考或逻辑几乎没有关系。

虽然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手的温度会决定我们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但实验结果表明，手上拿着热饮的时候，人们相信陌生人的可能性比拿着冰饮大。另一个研究发现，和下楼的自动扶梯相比，人们刚从上楼的扶梯下来的时候更愿意帮助别人，也会表现的更慷慨大方。事实上，任何以上升形式似乎都会激发人们做出更好的反应。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对商场购物的人观察发现，刚从上行自动扶梯下来的人在选择给救世军慈善组织捐款的人数上是下行自动扶梯的两倍。

他们还发现，比起从汽车窗口拍摄的影片，观看飞机窗口景色短片的人在玩电脑游戏更愿意与他人合作。几个实验都展现了所处高度与善心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认为，位于高处或者只是处于上升过程当中，无形当中都在提醒我们要以崇高的方式去思考、行为。该论文发表以来，一直有研究者质疑论文作者数据的有效性。

心理学家试图解释这种相关性。其中一种理论认为，环境状态存在一种隐喻：我们会把身体上的温暖理解为社交的温暖，位置升高，我们便会感觉自己在道德上也得到了提升，或是表现的更加慷慨。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人都是由因对死亡的恐惧而驱使。如此说来，宾汉姆顿人行道上的那些裂痕会让人下意识地感到恐惧，不愿意住在那里。

不管是什么理论，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解释环境留下的这些细微线索，它们却会让人对各种社会景观做出不同反应。

神经科学家发现，环境线索在被人意识到之前就会引发脑部的直接反应。进入一个空间时，海马作为大脑的记忆库管理员会即刻投入工作，将看到的内容与之前的记忆比较，在大脑中创建一副地图，但也会向大脑的恐惧中心和奖励中心发送信息。

大多数人确认这个地方是安全还是危险之前，海马旁边的下丘脑便会对信号做出反应，产生激素。太无趣或太混乱的地方，下丘脑便释放肾上腺素、皮质醇以及与恐惧和焦虑有关的激素。熟悉宽敞、有美好回忆的地方更有可能激活能让人感觉良好的血清素以及一种鼓励并增强信任感的激素：后叶催产素。

我在加州阿纳海姆见到了神经科学家保罗·扎克，他表示：“人类的大脑具有适应性，会不断地调整适应环境。”扎克通过研究发现，催产素在调解人际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人类和一些独处的哺乳动物不同，人类大脑在很早以前就有很多催产素受体，它们在人们互相交谈之前就已经开始工作。

城市设计者应当意识到这一问题。人与人之间相互吸引，但文化和身体机能不能确保我们能一直善待陌生人。

荷兰研究者发现，本应促使人们参与合作或利他行为的叶后催产素可能存在仇外偏见。研究人员向参与实验的学生喷了人工催产素，向他们提出了一道标准的道德难题：如果可以挽救五个人的生命，你会让另外一个人暴露在火车前面吗？

在催产素的影响下，学生不太可能牺牲一个有荷兰名字的人，但如果那个人的名字听起来是个穆斯林，情况就不一样了。

06

城市设计带来的信任奇迹

这种反城市群体主义可能不免让人觉得灰暗，但伟大的城市尤其是那些公共场所还是会创造出信任与合作的奇迹。城市设计让我们做好信任同情他人的准备，我们认为值得关心考虑的人才会变多。

为此，扎克带我去南加州最欢乐的街上散步，离迪士尼乐园入口售票处有一定距离，那里是对美国公共空间状况的叹息。

我们穿过乐园周围的护道，路过广场以及市政厅，在美国大街中间停了下来。这里模拟的是一座无比快乐的都市，不同年龄不同种族的人在各个商场和餐馆之间推着婴儿车、手牵着手、四处逛逛、拍拍照片。

欢乐的人群之中，我们不得不加入一些不太礼貌的行为。在扎克的催促下，我侧着身穿过来来往往的人群，一开始只是轻轻碰一下，之后则会撞上。要是在其他街上我肯定会被路人狠狠地撞上，但我在这里得到的却是他们的一个微笑、一只扶住我的手或是一声道歉。

我几次故意丢下钱包，每次都被热情的人送了回来。于是，我们提高了要求，随机选择陌生人要求他们给我们一个拥抱。对于两位男士这样奇怪的要求，美国大街的人们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我们拥抱。这里展示出的亲社会风尚几乎和布景一样卡通。

迪士尼美国大街充满欢乐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是特意去那里开心的，但扎克告诉我不要忽视周围景观那强大的启发效果。

美国大街上没有一家店面的高度超过三层楼，而在闲置的顶楼玩了一个视觉效果。顶楼缩小为原来的5/8，使建筑看起来有玩具的气息，更舒适亲近一些。从条纹图案的遮阳篷、金灿灿的橱窗窗花再到每面墙上的人造石膏细节，这条人为打造出来的街道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为了激发你更深厚的怀旧情结。

迪士尼及其设计师都来自电影行业，他们设计美国大街就是希望它能像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一样，到处都是吸引人眼球的道具，每位到此地的游客都能身临其境，忘记洛杉矶那让人逐渐麻木的城市化扩张。

“在这些城市里，我们如惊弓之鸟…我们不跟陌生人说话，不相信我们听到的一切，不敢与人对视…我们不信任别人。我们身边空无一人。如果我们继续关上百叶窗，切断自己与其他人的联系，心中的某个部分就会逐渐麻木死亡。”

迪士尼幻想工程师及集团负责人约翰·亨奇（John Hench）解释道，“华特希望人们能在这里感到放松安心…有一些怀旧的情绪，但怀旧的什么？没有一条大街长这样，但是它却能让人想起我们忘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

第一次到访，神经免疫学家埃斯特·斯腾伯格（Esther Sternberg）便被这里的一切所吸引。通过调查环境、健康和人脑之间的联系，斯腾伯格认为，美国大街的设计师对神经科学有着非常好的理解。“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她对我说，“早在五六十年代，他们在人们了解什么是神经科学之前就已经知道，如何通过设计把人们从一个感到焦虑恐惧的地方吸引到一个充满希望和幸福的地方。”

产生效果的关键在于，大脑会将记忆和情感联系起来。美国大街古雅的火车站、市政厅、睡美人城堡等等地标性建筑会立刻给予引导，降低了人处在复杂环境中的焦虑情绪。这些建筑元素还会触发情感。

无论是糖果条纹的遮阳篷还是街边飘来的软糖的甜蜜味道，迪士尼的一切触动了让人能感到平和安全的记忆，即使只是我们基于经验创造出来的记忆。美国大街利用地标性建筑和街上的活动，让人们想起小镇的过往，平复人们的心情，效果非常好以至于为痴呆症患者提供护理设备的制造商也借鉴了类似经验。

节选自《幸福的都市栖居》[加]查尔斯·蒙哥马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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