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女博士疑因教授性骚扰自杀,悲剧背后有哪些真相?

8月17日,一位自称是浙江大学博士生王晓蕾的母亲在网上发文,称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教授戴飞在2016年到2017年间,多次对自己的女儿王晓蕾进行性骚扰;王晓蕾不堪忍受,出现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并在2018年跳楼自杀。

对于这名母亲的说法,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一位负责人称戴飞确实因为这件事接受过学校的处分。但至于是不是性骚扰,该负责人只说“缺乏确凿的证据”。

从现有的信息看,无论戴飞对王晓蕾实施的是不是性骚扰,或者说性骚扰的程度如何,他都一定因一些不当行为而对王晓蕾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王晓蕾的妈妈说女儿被诊断抑郁症,但结合以上事实,再加上她对女儿生前症状的描述来看,王晓蕾当时罹患很可能并不是抑郁症,而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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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蕾事件与两年前另一起案件很相似:

甘肃省庆阳的19岁女生李某奕因遭高中班主任吴永厚猥亵,出现严重精神、情绪问题,先被当地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后来,这一诊断被北京安定医院的精神科大夫纠正,认为李某奕其实是因老师性骚扰,导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李某奕,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这一类受害者受到严重侵害而出现精神心理症状的案件中,受害人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这对维权的成功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抑郁症”属于症状学诊断,主流精神科认为这个病症与生物学因素、心理社会因素都有关系,病因目前并不明确。也就是说,难以说明受害人的病症与施害人的侵犯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既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受害人或家属维权时也就相当困难。

但如果诊断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是精神疾病中为数不多的、病因学诊断的病症,病因就是重大创伤事件。这就能说明受害者的病症与施害人的侵犯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令受害人维权时更加有利。

可是,很多精神科医生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与抑郁症之间的鉴别诊断了解较少,容易出现误诊。

又或者,有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巨大的创伤应指地震、车祸、受到严重人身伤害的事件,一般的校园欺凌、老师对学生的侵害并不算是重大创伤,这些主观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诊断。所以,精神科医生一定要加强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识别,避免误诊。

从王晓蕾母亲发布的网文来看,王晓蕾出现精神心理症状的时间与其受到老师侵害的时间吻合。

而且,王晓蕾所出现的哭诉、恐惧、妄想等症状也明显与戴老师对她的侵害有关,有比较明显的情景闪回、警觉性提高等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诊断的症状表现。所以,王晓蕾所罹患的疾病很可能并不是抑郁症,而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如果王晓蕾的母亲想继续维权,可以再找权威的精神科医生对女儿当时的病情进行进一步鉴定,当然,因为女儿已经自杀,诊断的问题实际上很难得以纠正了。

当然,从王晓蕾母亲的叙述里看出,这是一位观念比较保守的母亲。有可能,她带女儿就诊时并未告知医生女儿被性骚扰的遭遇,又或者说得很含糊,导致精神科医生未能了解患者的详细病情,那这就不能责怪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不够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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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下诊断的医生可能有一定责任,但就悲剧的发生而言,王晓蕾的父母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他们当初掌握一定的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有一定的智慧,也许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甚至能够维权成功。

对我们大众而言,更是需要通过这个悲剧去学会自我反省,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的亲朋好友身上。

王晓蕾母亲说,女儿遭受导师性骚扰后第一时间告诉了自己,但她担心事情闹大了会让女儿的声誉受损,又怕影响女儿学业,所以让王晓蕾不要声张,尽量避开与导师单独相处。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她的做法实在是愚昧、无知,对“性”仍持着一种陈旧、腐朽的观念!在女儿第一次遭受导师性骚扰时,母亲就应该鼓励女儿利用法律或者舆论的力量保护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阻止其导师继续实施性骚扰。

至于学业上的担忧,母女二人可以到学校与领导沟通,说明理由,申请换导师。即使学校不答应,也不能为了一时的学业成绩而让女儿继续承受心身被伤害的风险。这是严重的因小失大!

(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晓蕾母亲当时为何看不到这一点?有可能是她太看重学业成绩和毕业证书了,认为孩子只有取得了高学历,前途才会一片光明;现在已经读到了博士才放弃,就功亏一篑了。

这样的观念是扭曲的、错误的,在母亲的影响下,可能王晓蕾本人也是这么想的,这也令她们错失了取证、维权的最佳机会。

其实,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因素中,逆商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情商,起作用最弱的是智商。而学历及学习成绩也仅仅只是体现了智商的一部分,对孩子前程的影响也并没有父母想象中的那么重。

所以,父母们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性教育和安全教育意识,帮助他们保护好自己。也一定要摆正自己对“成功”的定义,切勿过于功利化,忽视了孩子的心身健康。

还有,王晓蕾在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母亲,这多多少少让她收获了一些安慰和支持。但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很多青少年在遭遇外界欺凌后,并不愿告诉父母。等父母得知真相后,往往会责怪孩子:“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


其实,父母不该责备孩子,而是应该自我反省:


为什么孩子遇到重大困难时不告诉你呢?


是否因为你们与孩子的亲子关系不够亲密?


是不是因为你们对孩子造成过心理创伤,导致孩子对你们闭锁心门呢?


我们曾接诊过一位患者,在对具体症状进行心理干预时,发现他在3岁时,曾在幼儿园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形成了叠加性的心理创伤。但父母一直不知情。

当我们向他们反馈时,他们第一反应是为自己辩护:“当时孩子没有告诉我们啊!否则,我们一定会站出来保护孩子的。”

我说:“孩子受到那么大的委屈,为什么不肯告诉你们?肯定遭受过来自你们的创伤。”

后来,我们对患者进行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TPTIH)时,终于“破案”了,找到了导致患者不愿意与父母交流的多个心理创伤。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心理创伤是在患者1岁多时,他跟着妈妈在火车上,对面坐着另一名男孩,妈妈让他与男孩一起玩,但他不愿意,妈妈非常生气。患者看到妈妈生气的表情,感觉妈妈要打自己,立即建立了恐惧的病理性条件反射:一旦跟妈妈交流,他内心就非常害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更应该自我反省,并改善亲子关系,与孩子建立有效的沟通方式。

还有,父母利用法律或舆论替孩子维权时,一定不可扭曲事实。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若是恶意撒谎、诬陷博取同情,当剧情大反转时,很可能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若能为孩子讨回公道,那么很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创伤起到一定的疗愈作用,缓解精神心理症状,避免发生悲剧。

而且,父母一定要总结教训,引导孩子也提升自己的不足,比如可以增强锻炼、学习防身术等方式来强身健体,提高自信,以后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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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王晓蕾事件之前,浙江大学还因为另一性侵事件被推上舆论的风头浪尖。

今年4月,浙江大学学生努某被判处强奸罪,该校因此对该学生作出了留校察看处分。这个处分激怒了很多网友,随后,浙大不得不改为对该学生退学,才平复了舆论。

而在王晓蕾事件中,虽然事实的真相仍未明,目前主要都是王晓蕾母亲一方的说法。但很明显,戴飞教授肯定有重大过失,不然也不会被处分。

而这个过失到底是什么?浙大相关负责人和戴飞教授面对媒体的解释太过简单了,难以服众,不禁令人怀疑浙江大学有意掩饰此事,并未能对施害者处以公正的惩罚。

其实不只有浙江大学,很多学校对老师侵害学生这样的“丑闻”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也正是这种做法,才令老师侵害学生事件层出不穷,一次又一次挑战大众对老师这一崇高职业的信任和尊敬。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比之下,去年上海财经大学钱逢胜教授被爆出性侵女学生事件一出,仅花了3天,学校便将事情调查清楚,开除了“钱叫兽”。这波操作不但大快人心,还让学校挽回了声誉,甚至获得网友点赞。

所以,若学校里存在性骚扰、性侵,但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学校,都应该对这类事件“零容忍”,一定查清真相,把教师群体中的“害群之马”彻底踢出教师之列,让他们承受法律后果!

文:何日辉  (公众号:晴日心身医疗)
责任编辑: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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