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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授权转载于橙雨伞（微信ID：chengyusan666)
3.15刚刚过去，大多数人对于这个日子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最近，老坛酸菜消息齐齐刷屏。然而，今年的3月15日却并不仅仅如此，它同样也是“国际社工日”。
乍一看，社工（social worker）是一个有点陌生的职业，然而实际上，这一领域遍及我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助人和救护。
医院医疗、社区救助、心理健康、物质成瘾、性别平等、虐待／人身侵害受害方支持、残障人士权益、贫困改善……几乎所有我们能想到的社会公益，都有社工的影子。
实际上，在新冠病毒爆发之时，许多参与救助、连线转介资源、提供在线心理支持的也正是社工。
同时，大多数的社会工作者都是女性。根据调查统计资源和方式的不同，美国总计约有70%-85%的社工为女性。虽然我国的数据不太明确，社工注册、执照发放也还在起步阶段，但助人行业多由女性构成的结构，很可能是类似的。
然而，因为社工往往是在为已有社会结构中被忽视的群体提供服务，且其在工作中所提供的帮助有时很难在短期内看到结果和改变，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付出，有时并不会得到应有的认识和感谢。
在国际社工日刚刚过去之际，我想介绍一位推动了早期社工领域发展的女性，长久以来，她的贡献都没有被充分了解。她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但她一直都以另一个身份为人知晓。
01
活在“歇斯底里症”的标签下
对于心理学稍有了解的人而言，安娜·欧（Anna O.）这个名字与精神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893年，在两本维也纳的医学期刊上，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提到了一位化名为安娜·欧的女性患者，她天资聪颖，但却经历着非常严重的身心痛苦。
1895年，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开端之作的《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出版。书中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安娜·欧的情况，以及如何使用谈话来帮助她缓解、治疗精神上的痛苦。
当时，“歇斯底里症”（Hysteria）被相信是许多女性精神痛苦的根源，这个词最初起源于希腊语的“hystera”，意思是子宫。如专注创伤与虐待领域的学者朱迪·赫尔曼（Judy Herman）在《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所说，“歇斯底里症”在19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主要焦点。
而那时候大部分医生都相信，这些女性所遭遇的精神痛苦，来源于子宫，这种情况只有女性才会遭遇。很少有人想到去倾听和理解这些看似荒唐症状背后的痛苦，性欲是歇斯底里症研究的主题，而剥削的性关系却被隐藏了起来——女性的真实状况被否定了。
安娜·欧也就活在这个标签之下，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
但实际上，在这个简单的化名之外，在疾病的标签背后，她的真实姓名，叫伯莎·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她更广阔的人生经历，她对世界的友爱与贡献，比起安娜·欧的名字，就显得太鲜为人知。
在结束“歇斯底里症”治疗之后的人生，她用写作和翻译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四处奔走，运用自己的资源照顾孤儿和因战乱而遭遇人口贩卖的女性，促进了德国社工领域的发展。
但这些故事，飘零在历史中，不再被讲述和记忆，直到关于她的只言片语被重新翻阅。
02
早年的经历
1859年2月27日，伯莎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她是家中长女（伯莎原本有两位姐姐，但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幸去世），有一个弟弟。她的父母抱持着彼时传统的性别观念，她也清楚她的父母更看重男孩。
不过，由于优越的家庭环境，她还是获得了相对当时其她女性更良好的教育机会，能够前往一所罗马天主教的女校读书。只是在十六岁时，她还是离开了学校，同母亲在家中操持事物。而这时，小她十八个月的弟弟却能够继续在学校学习。
尽管没有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发展自身的才华。在20岁左右时，她已经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也是她的强项。在未来的人生中，这些才能将帮助她在女权思想领域和助人行业做出了不起的成就。
图为伯莎身着17世纪犹太女商人及日记作者Glückel of Hameln同款服装。精通多种语言的伯莎在一生中翻译了许多作品，专门处理由女性或为女性撰写的文本。
1880年，伯莎21岁，她的父亲西格蒙德·帕彭海姆（Sigmund Pappenheim）在全家度假时突然病倒，伯莎一直在病榻边照顾，昼夜颠倒。或许是因为一直照顾重病的父亲太过辛苦，或许是她也因父亲的病重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冲击，伯莎病倒了。
她在此期间经历了严重的幻觉、焦虑，痛苦也通过她的身体显现出来：因为脸颊肌肉过于紧张，她甚至在一段时间很难自如地说话；她的手肘僵直、外扭，无法弯曲……同年12月，伯莎开始卧床不起。
而次年4月，伯莎的父亲因病去世，她的身体开始完全僵直并好几天没有进食。随着情况的恶化，她被送往疗养院（Sanatorium）养护。
与此同时，在1880年到1882年期间，约瑟夫·布洛伊尔作为帕彭海姆家族的友人，对伯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并与弗洛伊德以书信讨论（显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熟的守密伦理规范和法律），此后，两人记录了对伯莎的治疗经历，共同发表文章出版书籍。
然而，布洛伊尔在1882年突然撤出了对于伯莎的治疗。尽管他表示安娜·欧已经康复，但这对于原本每天都能获得关怀和支持的伯莎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打击，并且导致她再度入院治疗。这或许也和当时谈话治疗尚未建立起成熟的理论，以及布洛伊尔和伯莎都不清楚如何应对这其中复杂而深入的心理依恋、情绪有关。
总之，作为患者，伯莎被自己信任的治疗师抛弃了。
03
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
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伯莎并没有完全被她的痛苦所定义。
1882年，在被布洛伊尔转至其它诊所治疗后，她拜访了表姐妹安娜（一位在当时勇于通过写作争取女性平等教育权的女权主义者），并且在此期间参加了一些护理训练。同年，她的健康状况终于好转。
与此同时，当时俄罗斯帝国及欧洲其它地区的反犹暴动，对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许多犹太人被有组织地夺走生命。于是从1881年起，俄罗斯当地许多犹太男性选择离开，前往其它土地谋生。在离开前，他们保证，会在落脚后找机会将留在原地的妻子和孩子都带走，然而实际上，太多人的诺言没有实现。
许多犹太女性和儿童依然生活在可能被反犹太浪潮攻击的威胁下，于是，那些女性四处寻找可以离开的方法，许多孩子都需要安全的庇护之所。
在这样的背景下，1888年，伯莎和母亲搬至德国法兰克福。
在那里，她加入为低收入人群、流浪者提供免费食物的施汤所。同时，她也在以色列妇女协会为犹太女孩专门设立的孤儿福利院里做志愿，为孩子们朗读故事。看到孩子们对安徒生童话的喜爱，伯莎也开始分享自己创作的童话故事，并在后来集结出版。
法兰克福以色列孤儿院的女孩们
随后，伯莎成为了福利院的暂时管理人，之后又成为正式负责人。她在福利院实施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一些理念在今天看来虽已过时，但其中许多仍会让人觉得十分具有见地。
比如，她尊重孩子们的自主性，并且在自己管理的福利院中禁止任何的体罚。在甚至还没有统一的公立教育系统的时代下，她为福利院的孩子们安排规律的、系统的课程，尽力保证教育。她认为需要教会孩子们在外部世界也能够生存的规则，要求孩子们在生活中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照顾自己。
除了在福利院、儿童保护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伯莎也为当时的妇女运动倾注心力。
在福利院工作期间，她使用笔名保罗·伯特霍尔德（Paul Berthhold）将经典女权主义文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译成德文，并在同年1899年创作了一出舞台剧《女权》（Women’s Rights）。
1901年，她与亨利特·菲尔特（Henriette Fürth）成立了 “妇女关怀”（Weibliche Fürsorge）协会。这个协会支持犹太妇女建立独立的生活，从而避免她们因贫困而毫无选择地陷入性工作。协会还提供了宿舍设施，以及专门的法律调解、法律咨询中心。
“妇女关怀”（Weibliche Fürsorge）协会第一次董事会，Bertha Pappenheim为前排左起第二个。
图 / MIG AZIN
之后，她又于1904年创立了犹太妇女协会（Jüdischer Frauenbund），德国犹太人的中央福利办公室于1917年启动。
到1922年时，妇女关怀协会已经在德国有了200余家分会，30000余名成员，在英法等地也有其姐妹组织。即使从21世纪已成系统的社会工作、社会救助角度来看，这样的构建也可以说是专业并且繁荣的。这些组织，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伯莎的努力，也使得社会工作在当时的环境中更加被大众所知和接受。妇女关怀协会实际上也填补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大空白，使得许多遭遇危机和困境的女性能够获得帮助与支持。虽然伯莎最初对于类似工作的理念是无偿（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富裕到这一程度），但随着工作的发展，之后她也开始雇佣专门的、专业的工作人员。
此外，伯莎还关注到了当时在东欧地区出现的人口贩卖。
由于当时的反犹情况，这些地区的许多犹太女性在一夜之间失去家人，被迫陷入贫困，她们希望可以移居离开，或是至少找到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而这一希望很多时候都被利用，成为诱骗的借口。诱骗她们的人往往说的是，“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你只要上船／跟我走／去xx就好，我会安排好一切”。然而，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们被欺骗到远方成为性工作者，并且遭到非人的对待。
犹太妇女协会内部
伯莎意识到了这些女性所遭遇的危险和伤害，于是在她参与的社会工作中，打击人口贩卖也成为一项重点。犹太妇女协会成为了保护活动的支撑网络。许多妇女在火车上、船上主动接触那些被诱拐、欺骗的女孩，提出其它的工作机会和未来的可能性。
她们会将这些女孩拉至一边，详细询问背景和家乡，询问为何会在这辆火车上／这艘船上，告诉这些女孩可以到协会遍布各地的“中途之家”（half-way home）休息、获得保护。而在这些“中途之家”里，前来投奔的女性也并不会只被看作被保护的对象，她们会获得充分的尊重和自主权，也有机会得到工作。
伯莎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其中。在性别意识依然十分保守和传统的当时，伯莎在世界各地奔走呼喊。她会前往女性被困的地方，看看是否有谁需要帮助，大声宣讲如果离开了对她们进行性剥削的地方，还有哪些选择。有一次，当她在埃及尝试救助时，一位一直听着她演说而没有发言的阿拉伯女性，特意在之后拜托翻译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女性帮助女性，太久之前就已经在人类的文明中书写。
04
写在最后
1936年5月28日，伯莎·帕彭海姆在德国新伊森堡去世。
她生前的同事形容她为妇女权益和儿童权益奋斗时，仿佛体内有一座活火山。
有哲学家赞颂她：“我不止钦佩她，更将在我有生之年永远敬爱她。有些人拥有高尚灵魂，有些人拥有无限热情，但这两种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少，更少的是同时拥有高尚灵魂和无限热情，而其中最少的是一个有无限热情的高尚灵魂。帕彭海姆正是拥有这种高尚灵魂的女性。她的事迹将永远传颂，见证其不朽的存在。”（《创伤与复原》）
图为1954 年，“人类的恩人”系列发行的一张印有伯莎肖像的德国邮票，以表彰她的贡献
当然，伯莎的成就不仅仅是她自身的成就。
她的家境使她投身社会公益时更无后顾之忧。那些与她共同维持各地设施运作的女性，那些在火车上、轮船上将被诱骗的女孩拉至一边的女性……她们的共同努力，最终成为了当时遍及各地的支持网络，以放到当下也毫不逊色的效率，帮助了无数女性和儿童。
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深受“歇斯底里症”之苦，在今天很可能被定义为“疯女人”的女性，以超乎想象的仁爱、坚持与勇气，对当时乃至后世做出了卓越贡献。
因此，在刚刚过去的国际社工日，回顾伯莎的人生经历，或许不仅仅能让我们从中获得鼓舞，也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社会工作者的重要性，对ta们致以敬意。
百年前离开的伯莎，其墓地位于法兰克福的犹太公墓Rath-Beil-Straße，与母亲相邻。她在自己的遗嘱中表示，希望前来拜访她的人能够在坟前放上一块小石头，做“为善尽女性责任与追求女性幸福的使命尽一份心力，勇往直前”的无声承诺。
相隔万里，让我们在伯莎的墓前，放上那块小石头。
伯莎的墓碑，上面是前来扫墓的人们放下的小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