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Shayla Love
翻译：欣蕊
审校：彬华
编辑：无人机、herel
文：心声撑篙人团队
来源：心声Mind（ID：mind-china）
原文标题：曾经中国没有抑郁症｜文化如何影响自我感知
如果我离不开米饭，如果我从不说爱。
显而易见，文化背景会影响我们喜欢吃什么；你也并不意外，文化会影响我们如何交流；但也许你不曾留意，文化还影响着我们如何存在，如何感受痛苦，如何感受爱。
我们大脑发展运作的方式是由我们所在的文化环境塑形的。关于“我感觉如何”的答案，能也只能由“我”过去的特定环境或事件回答。
文化差异如何影响我们的内在世界？抑郁症有更对的症状吗？我的自我感知里包含着什么故事？神经衰弱其实是什么？心声邀请你一起来读今天的文章。
主要内容：1. 文化心理学家对中国式情绪表达的思考；2. 中国式躯体化的相关研究；3. 探究文化和环境对大脑的影响；4.欧美与中国情绪表达的差异；5.作者的自身经历及对文化倾向性的自我觉察。
01
这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我在华盛顿，刚吃过午餐，文化心理学家Yulia Chentsova-Dutton要给我看星星。这些星星在乔治城–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电脑屏幕上，它们被标上了令人并不舒适的标签：失眠、快感缺乏、头痛、社交退缩、慢性疼痛……每一颗星星代表一种躯体或情绪的感觉，而这些感觉都与抑郁症相关。
Chentsova-Dutton的爸爸是一名宇航员。那些来自爸爸关于夜晚天空的知识，让她找到了一个方法来解释自己对“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感觉与表达”的研究。她说，如果你抬头望向天空，上面有成千上万的星星，而你无法把它们全部尽收眼底。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创造了自己的图式，我们可以以星座的形式来记住这些它们。她按下一个按钮，有几颗抑郁症星星由一条黄线连接起来。
“根据DSM（《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这是抑郁症，”她指着手册说，“这个，”她按下另一个按钮说道，“则是一个中国的抑郁症模型。”
星座变化成另一个形状。有新的星星出现，大多数与身体有关：晕眩、疲劳、没有精力。Chentsova-Dutton和同事们已经投入多年研究中国和西方关于情绪的星座，试图解释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设想。
02
从80年代开始，文化心理学家就发现，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身体表达情绪，尤其是心理压力。这个过程被称作“躯体化”。在探索我的家庭与中国文*革的联系时，我第一次遇到了这个概念。有一个新奇的观点称，心理创伤可能会发生代际传递。这个观点在科学上还有争议，但它确实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基因学家参与研究。
“这个关于文化与精神健康的研究真的影响到了大家传统的做法，” Chentsova-Dutton的同事、康考迪亚大学的文化心理学家Andrew Ryder告诉我，“一般来说，我们表达抑郁症的方式是说我们有抑郁情绪。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在我知道了中国式躯体化后，我开始查阅古代文献，但始终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解释。Ryder说，正是这种不满足感使他和Chentsova-Dutton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很多人写文章，说中国人心理比其他人更简单，”Ryder说，“过去，大家说中国人没有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他们的表达方式不成熟。”
即使驳回了这个解释，Ryder也没有找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些研究者认为并不是表达者不够成熟，而是语言的问题，他们声称中文里没有描述情绪的词汇。“现在再回头看这些研究，实在是感到很可笑，”Ryder说，“他们把哪个语言放在了高处？是英语。这个写文章的人是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是很英式的人。”
但是，一些近期的研究不断显示，相对其他文化环境中的人，中国人显示出更多的躯体症状。2000年，杜克大学的Shirley Yen及其同事发现，在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中，中国的学生出现更多的躯体症状。2001年，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Gordon Parker对比了患抑郁症的马来西亚华裔和欧裔澳洲人。他发现在问卷调查中，马来西亚华裔报告出更多的身体不适，而欧裔澳洲人则频繁报告自己头脑和心情状态。在基层医疗环境中开展的一个后续研究发现，澳洲华裔们越融入、适应了澳洲社会，他们便会报告更多的心理症状，而非躯体症状。
03
2004年，一个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进行的抑郁症临床研究项目发现，受访者中，76%美国华裔在初级诊疗中描述的症状大多为躯体症状。“这个结果表示许多美国华裔不认为抑郁情绪是一种症状，从而不会向医生报告，”作者写道，“同时，许多人对抑郁症不熟悉，不知道抑郁症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精神疾病。”
其他研究显示出更加复杂的结果。一个由Yen开展的后续研究发现，在所有样本中，相比华裔美国学生与欧裔美国学生，中国学生报告出更少的躯体症状。因此，研究者认为，这是其“病人”的身份标签而非“中国化”的内在促使人们主动地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状况。2004年，由Parker开展的研究发现，如果中国的患者被专门询问到是否出现心理症状，他们也会说出来，但如果不问，他们可能不会主动提到这些。
04
2008年，Ryder开展研究，对比了湖南医科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的门诊病人。他发现两组病人都同时出现心理症状和躯体症状，但是加拿大患者显著报告了更多的心理症状。在使用该数据进行的后续研究中，Ryder发现中国人更频繁地报告自己抑郁症的躯体症状，但是对于焦虑症的躯体症状，加拿大人报告得更频繁。
但对于所有这些跨领域的结果，Ryder和其他研究者仍然认为人类的抑郁症体验，或者说是所有精神状态的体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文化环境影响的。中国人的确更倾向于强调身体上而非精神或情绪上的状态。
“现在最大的争论变成了：为什么会这样？”Ryder说，“我认为有两方面因素，而且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几乎是一个策略性的答案，即中国人主动选择报告躯体症状、不报告心理症状。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更强调躯体症状是因为这些躯体症状在他们身上表现得确实更明显。他们报告更多睡眠问题，就是因为睡眠问题确实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他们报告更多疼痛症状，就是因为他们确实体验到了更多疼痛症状。我认为这是一个更为有趣的可能性，也更有争议性。”
05
我的母亲1961年在中国出生，1980年搬到美国，并在美国遇到了我的父亲——一位欧裔混血的美国人。我常常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种族与文化模糊的人，但当我仔细端详着Chentsova-Dutton的中国式抑郁症星座图，我忍不住思考：难道我也是这样感受我的情绪的吗？
我会“感觉”像是一个中国人吗？
06
1980年，中国的卫生部长告诉来访的精神科医生、人类学家凯博文，在中国没有精神疾病。“我知道这就是胡扯，” 凯博文说道，“但我听到后还是觉得很震惊。”
和这个结论一样令人惊奇的是，它背后还有数据支持。“全球疾病负担”项目已报告中国的抑郁症率为2.3%，而美国为10.3%。另一个调查发现台湾的终身抑郁率仅为1.5%。
即使中国人（无论通过任何途径）能免于抑郁症，他们也很难逃脱另一种疾病，即神经衰弱。上述精神疾病调查开展的时候（1980-1990年间），80%-90%的精神科门诊病人被诊断为神经衰弱。在凯博文去到的湖南医科大学门诊里，神经衰弱是给神经症病人最常见的诊断。凯博文在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见过一个病人被确诊神经衰弱。
George Miller Beard在1869年首次对神经衰弱进行描述，囊括了70多种症状，包括虚弱、疲劳、失忆、晕眩、头痛、失眠、慢性疼痛等。但在1940年，美国医师们就开始质疑神经衰弱的正当性。最终，它离开了主流疾病认知，和其他过于模糊的综合征归为一类，比如癔症就代表了一系列的症状，而非一个具体的病症。但在神经衰弱在美国逐渐消失的时候，精神分析学家们开始推崇一个叫做“躯体化”（somatization）的词，词源来自希腊的“soma”，意为身体。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原始的防御机制，是一种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焦虑与恐惧打破潜意识层进入表意识层的途径。同时，研究者们越来越把这种现象与中国人关联起来。
凯博文在湖南工作期间，感觉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在一个现在被视作经典的研究中，他检查了医学院门诊的100位病人。长时间的采访和诊断测试后，他最终测定87%的病人实际上患的是抑郁症，并且可以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即使他们看病时报告的是躯体症状，并未报告抑郁情绪。
当时中国正逐渐走出文*革的阴霾，处于恢复期。凯博文认为中国人还未对表达情感感到足够安全和舒适，担心这会被解读为对政府的批判而招致风险。但是，他们会主动地表达自己的头痛和其他疼痛，因为这种求助没有任何被政治化解读的风险。他的这个发现在中国精神科执业者群体中引起关注。
这是一个由美国人开展的研究，而中国此时正处在毛邓交接的巨大社会变迁中，香港大学精神病学系教授李程这样写道。但这个研究也有别的意味：即中国人无法精确地识别、解读自己的情绪。同时，这个研究也暗示着人们明显没能识别出抑郁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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