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越来越不快乐了。

根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了解到的数据，10 年前上海社区的抑郁症发病率为 1%，而目前统计是 4%～5%，短短 10 年翻了 4 倍多。

根据我国做过的几次大样本调查，1982 年数据显示，情感障碍的患病率是 0.076%； 1993 年为 0.083%。近期在北京和上海，患病率已升至 3.6%，是 20 多年前的数十倍。

导致不开心的原因大同小异：社会越发不安定，个人看不到未来。

今年过年，我，一个毕业两三年攒不下几万的青年，在七大姑八大姨的问候下非常羞愧。

当时我认为是自己没有能力，不够努力，不然我怎么会生活得那么辛苦？

直到问起叔叔 20 年前的青年危机时，才意识到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 20 年前，个人的经济实力能跟上社会发展，年轻人好好工作，建个房子付个首付并不难；

当时的网络不发达，信息少，人和人之间的对比少，不容易太慌…..

比起2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的压力源大大增加了。

年轻人要在一二线买房，太难了！就算买了房之后呢？就能松一口气么？

孩子要受更好的教育，家庭要融入更高层次的社会阶层。大家拼命往前挤，不把自己当人，怎么能开心？

（一个90后朋友谈房价）

重压之下，年轻人们越发抑郁，不断在娱乐消遣和超额消费中寻开心，想摆脱这种压抑感。

但就像“不是白鱼”说的一样：

明明是社会出了问题，为什么让我改变自己的内心？

01 

被鄙视的羞耻感和恐惧感

前几天被一个新闻刷屏：开着宝马的纹身龙哥拿刀想砍一个骑电动车的市民，最后刀掉在地上，被市民捡起来后反杀。

社会上法律界心理学界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在朋友圈和知乎上发声，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反杀的人。

事发之后我在朋友圈看到这样一个评论：

大家同为弱者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房租一上涨，就担心这个城市又在赶人走；

一个人的收入要超过房价涨幅，必须做 2-3 倍的工作，才能和房价匹配，所以大部分人只能忍受高压而不敢辞职，无法顾及身心健康；

买得了房的人也不轻松。

我认识一个美女前辈，某家互联网公司高管，住在广州中心的小区，儿子在国际幼儿园上学。高昂的生活支出逼得她不敢辞去那份受尽委屈的工作……

人不由己，已是弱势。

表面上我们为了缓解焦虑而努力，但真正的动力是两种致命的内心体验：

弱者的羞耻感，以及被鄙视的恐惧感。

弱势群体的羞耻感是秘而不宣的。

我之前采访过 2 个工作了 5 – 8 年的上市企业主管，白天在职场上带着团队很有魄力，晚上挤着地铁回到出租屋里。

提起租房这事时，他们眼神都略有闪躲，笑容不太自然。其中一个主管说：买不起房有时真让人抬不起头，是我能力不行。

直到七大姑八大姨问我积蓄的时候，我才更加强烈地体验到那种羞耻感：是我的问题，是我能力不行。

被鄙视的恐惧更是常见。

只要无法达到最顶层的成功，你就必须承受鄙视，并为了逃避这种鄙视不断地跑，累坏了自己。

那些看上去有地位、有钱的人也会被此控制。

我的美女前辈不敢和周围人说自己为了供房养孩子不敢辞职；

她们的小区妈妈群里聊起孩子暑期去美国游学的事情，有大半的妈妈因为去不起，选择了沉默，避免被看不起……

大家都在朋友圈里面扮演着岁月静好，但真相是一片慌乱和隐忍。

02 

年轻人们被逼得残忍和孤独

8 月底苏州有则新闻，因为学校拆除，800 名民工子弟被临时安置在附近的公立小学 —— 勤惜小学，遭到了勤惜小学家长的严重反对。

同时学校设立了隔离栏，把两校学生隔离开来，分开管理。

（来自：澎湃新闻）

家长的反对是合理的。

花了几百万买的学区房，为孩子争取的教育资源、环境和同学关系，这次调整是不太公平。

但这个隔离栏的背后，透出一种非人性的焦灼。

当社会的上升便成了一道狭窄山路，之类的贫富分区会越来越常见。人们就像先挤上地铁的人，总希望下一秒门就关上，希望占有更多的资源，没有精力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

赶紧爬上去，不要成为弱者，逃离羞耻，逃离鄙视。

这是羞耻感和恐惧鄙视带来的第一个后果：非人性化，也就是不把人当人。

把自己不当人。

在压力达到崩溃、精神身体不健康、需要陪伴的时候，舍不得让自己休息一下，舍不得接纳脆弱的自己，逼着自己要往前跑……

也不把别人当人。

企业的各种 996，变相加班，不合理的施压加任务，上司把积攒的脾气发在下属身上；

滴滴忽视掉事发前一天的乘客举报信息，追求增长而轻视了人命……

讽刺的是，这些社会情绪堆积在个人身上，会以一种更加歇斯底里的方式爆发出来。或是失业自杀，或是激情犯罪，最后形成更大的社会应激。

羞耻和鄙视的第二个后果，是割裂感，或者说，人和人之间割裂后的孤独感。

大家一边在社交圈中炫耀着生活的确幸，以此强调自己的价值，缓解被鄙视的恐慌；

一边自发地隐藏自己的脆弱和真实，羞于提及自己买不起房、没有积蓄、艰难供房养家的现实。

一个社会只能炫耀成功，不能分享羞耻和脆弱，人会变得越来越沉默和孤独。

那些内心深处的脆弱，只能在大型的事件中得到表达。

呼吁反杀者不该被判刑、LBGT 不该被微博封杀、房租疯涨不合理，其实都是在表达自我，是在共情这种弱者的羞耻感，宣泄弱势群体的恐惧感。

最后一个后果是，不幸福感的普遍性。

也就是说，每个人心里越来越不幸福，这种不幸福是代际传递的。

前两天看朴树的采访，他说出了自己不想有孩子的原因。

好的家庭教育能给孩子安全感、值得被爱的价值感、稳定感，但我们却亲自把它们剥夺了。

由于自己恨透了被鄙视、成为弱者的羞耻和疲惫，所以怕孩子被鄙视。

我们逼着他们要比别人家的孩子好，比成绩、比乐器、比奥数、比学校资源…..

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没有人告诉孩子们，即使没有成绩，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值得被爱的人。

因为大人们也在鄙视着没有房子的自己，鄙视着无法送孩子出国读书的自己，鄙视着不是精英阶层的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值得爱的人。

 03 

年轻人如何才能幸福起来？

年轻人活得那么累，根本的问题是：

社会集体无意识给的压力太多了。

现在的社会已经举步维艰，但集体无意识却依旧停留在几十年前，评价系统非常单一：

有房子的老一辈要求年轻一代要买房才能结婚；

每个人被羞耻感逼着拼命赚钱，却用鄙视的态度对待更弱的人，传递羞耻感……

这样不友善的社会里，我们能快乐吗？

相似的社会情形在其他国家也有先例：美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日本年轻人自我放弃、无车无房的现状……

身在其中的人们做了一些积极调整，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要变快乐，首先要打破社会集体无意识。

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后，人本心理学家罗杰斯在漫长的咨询生涯中接触到了许多迷茫焦虑的人，提出的心理学理论受到很多认可。

他认为，当我们以社会和他人的评价来决定我们的行为，忽视自己的需求和情感时，我们的生活会充满冲突和痛苦。

同样的，当我们买房买车的动机不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是迎合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要求时，我们会变得非常病态。

为了短期内完成这些事情，我们会逼着自己去透支健康、忍受高压职场、投机取巧。

拒绝无意识的绑架，拒绝成为所谓的弱者，尊重自己个人化的需求，才能真正摆脱羞耻和鄙视。

健康的动力，是一个人对于内心美好的渴望。

其次，爱和链接才是幸福感的来源。

日本作家三浦展经过了十多年的社会研究，在著作《第四消费时代》中提到了日本社会发生的积极转变：

年轻人们从原来强调品牌和个性的第三消费社会，走向了第四消费社会，强调共享和链接。

因为，好的消费品不断迭代，而每一次消费带来的快乐也会很快消退。

只有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交换才会带来更强烈和持续的满足感。

比起下班后一个人回到出租屋里面看剧，人们会喜欢一群人租在一起，共享物品来连接关系，一起交流发生的事情，一起创造更为持续的快乐。

哈佛研究表明，好的社交关系才是让人们幸福长寿的最重要因素。

当我们可以自由地交谈自己的租房问题，交流自己的恐惧、担忧，人和人之间的感性和脆弱就能合理地流动出来。

因为我们能看到和关爱彼此，肯定彼此存在的合理性，它将削弱人的羞耻感，解除被鄙视的担忧。

比起不断的追赶和驱逐，链接彼此，这才是幸福感的真正来源。

– The End –

作者简介：壹心理主笔团，一群与弗洛伊德抬杠的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心理公开课（ID:xinligongkaike）

责任编辑：小明 Spe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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