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飘零在风中的尘埃，
我们如此相遇，
我们如此分离，
这世界已经改变我和你。
——歌曲《她是黯淡星》
故事
走在路上，吴老师感觉到有人在跟着自己。
寒冬腊月晚上10点的路上，广州的夜晚也很冷，虽然天气预报最低温度也有5摄氏度，看上去好像不低，但是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湿冷的空气穿透外衣，直透肌肤。昏黄的路灯在寒风的吹动下，摇摇晃晃，路边的羊蹄甲树被风吹得哗哗响起。连续几天的寒冷天气，把人们都赶回家，大家早早回家寻找温暖干燥的空间，有些不耐寒的女孩子开起来暖气。连喜欢逛街的女孩子都不在街上出现了，路上除了公交车和出租车、网络约车外，很少走动。
在路上，真的有人在跟踪着吴老师。
吴老师过马路，他也过马路。
放慢脚步，他也放慢脚步。加快脚步，他也加快。
“很明显是跟踪自己的。”
吴老师侧身往后看，“是一个男人，身材大约175左右，还挺壮的，要是这个人打劫的话，自己肯定是干不过他的了。”就算他不用刀子，吴老师肯定没有还手之力。
“不会是坏人吧？”吴老师心里犯嘀咕。
“如果他要钱、要卡，都给他！但背包里面的身份证件、电脑和U盘可不能给他。资料可用钱买不来，特别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书稿，绝对不能给。”吴老师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了。越危险的时候，越要保持理性。记得十几年前在北边的一个城市出差，被五个彪形大汉拦住打劫，当时自己一直保持理性和劫匪周旋，虽然受了一点点皮外伤，钱财和性命都还好，没有遭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当自己处于负面情绪的时候，要客体化地对待自我，从更高维度来思考自我和缓解之间的关系。一旦客体化思维后，可以启动理性思维，然后，个人体验到的负面心理反而没有那么明显了。
吴老师想着是不是有人来寻仇：“我也没有做过得罪什么人的事情？难道是以前的来访者，以前也听说过来访者伤害心理咨询师的事件，会不会这次轮到我呢？”
吴老师这样想的时候，心里略有紧张。
“不要怕，不要怕！”开始安慰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越成熟的人，越能在危机当中保持稳定，去处理危机。越不成熟的人，越容易被危机影响到情绪而无法从危机里面脱离出去。
吴老师的脑子里开始盘算，要打电话给谁求助，或者直接打电话报警，可是报警也得有具体的刑事案件啊，总不能说自己被跟踪了，要警察保护吧？
当吴老师还在犹豫要不要报警的时候，后面那个人忽然从后面加紧步伐，从吴老师左边跑过去了。
吴老师不由自主停下来，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又手上拿着背包随时准备抡起来当作武器。
“幸好，不是冲我来的。”吴老师站住长长呼了一口气。
用手抚了前胸，让自己情绪平静一下。吴老师继续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还没走几步，又看到一个黑影朝自己方向急速跑来，看身形，还是刚才那个人。
“他又想干什么？”吴老师想让开一条路，让对方过去。
可是这个男人跑到吴老师面前，停下来了。
“你能够把手机借我用一下吗？”
“啊？”吴老师非常惊讶，脑子还没有转过来。
“手机借我用一下，快！”男人着急地催促。
“为什么？你没有手机吗？”以前路上经常有人片骗人手机，就是用借电话的套路。
“我手机被摔坏了，我是警察，在执行任务。快！”男人非常着急地说。
“警察？”吴老师依然不敢相信这个刚才还偷偷跟踪自己的男人是警察。
但对方竟然敢亮明身份，应该不会说假话。毕竟冒充警察身份拐骗可是非常严重的罪。
吴老师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解码锁屏后，说：“你报号码，我给你拨号，开免提可以吧？”吴老师依然不相信对方是警察。
“好吧，139****”男人报了一个手机号码。
“你快点输啊，急死了！”男人催促。
吴老师拨通了电话，开了免提。
“喂！”对方先说话了。
“喂，刘队，我是大强。”
“强子，怎么了，怎么不用你手机？”
“手机摔坏了，路上结了一部手机，嫌疑人在原来的那个饭馆吃饭，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个小混混，看他们几个好像都带了家伙，我这边一个人控制不住，你赶紧派人来支援。”
“是上次那个火锅店吗？”
“对对对，就是上次咱们看到他的那个火锅店，赶紧的，我怕他们几个吃了走人。”
“好，你注意安全，别行动，看着就行，我们马上过了。”
“好！”
男人挂断电话，对吴老师说：“大哥，谢谢您。我真的是警察，不过您等会千万别透露了消息哦，这伙嫌犯我们盯了很久了。您要是没事，赶紧离开这里。”
“真是警察啊！不要意思，刚才误会您了。还要用电话吗？没事的，您拿去用。我等着。”
吴老师这时候倒是有点内疚了，刚才对这位男人有点太过于不礼貌了。还把人家看成了坏人，还想着自己怎么应对。
那么为什么吴老师在不认识男人的情况下，会把他当成是坏了呢？为什么不愿意借手机给他呢？
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工具性关系，工具性关系的特点是公事公办，遵从公平性原则。
后工业时代的人际关系特点
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属于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的特点是亲缘关系和以区域为重要特点的地缘关系，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信任特点。究其原因，有可能是生产力不够发达，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特点，土地作为核心资源，人们不得已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种田种地得到食物，土地拥有者收租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更多采取情感关系。
而工业化社会后，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社会转向为工业社会，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产资源，人们开始大量进入到城市生活和工作，谋生手段也开始多元化，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分工随之产生相应的交易，成为了城市人们生活的重要精神，而契约精神随着城市化交易逐渐根植于人们认知系统。
契约精神不是道德，而是因为人际关系发生变化产生的人们交易必须采取的手段。如果社会都认同和遵守契约精神，那么可以减少沟通成本。比如大家都遵守红绿灯规则，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可以提高机动车运行效率。比如约定时间开会，大家都遵守开会的时间，可以准时开会讨论，减少互相等待时间。由契约精神产生一些职业，比如律师、法官、检察官等。
后工业社会延续了城市化的特点，和工业社会不一样的是，后工业社会呈现社会网络结构，这种结构有别于工业社会的阶层结构。在社会网络结构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强调合作，合作又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比如网络购物，虽然买方和卖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可以在一定的购物机制下实行购物消费。又比如网络众筹项目，由某一个发起人在网络上发起众筹心愿，参与者虽然和发起人不认识，和其他参与者不熟悉，都是陌生人感谢，但并不妨碍参与者投入资金。等待项目完成后获得相应的服务或者商品。
也许有人问，从小县城、农村迁移到大城市就业、生活，是不是也算是从熟人社会迁移到后工业社会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区域经济非常有特点，在农村、小县城生活的人们，互相都比较熟悉，这种人际关系与传统的熟人关系没有本质区别。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逐渐发展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国门吸引外资，重视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与此同时，许多农村、小县城的学生通过读书考试进入到大城市学习、工作、安家落户，随之一起的有可能是迁移到大都市工作者的父母，这些人需要从熟人社会快速进入陌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心理适应过程，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也同样面临着难题。大都市的人际关系属于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混杂重叠的关系，管理者一方面需要重视法制契约精神，另一方面有需要按照熟人关系讲究情面，让管理者在契约公事公办和情面商量着办的困境中平衡。这样的困境，会让管理者行为出现什么偏差呢？
如果太过于公事公办，也许会表现出太过于类人性化的工作方式，显得不够温情和温暖，有可能让人们产生“官本位”的感觉。
如果照顾情面商量着办，也许会因为管理者手上掌握的资源分配给了和自己有情感关系的人，在资源分配上造成不公平，甚至产生行贿受贿的违法行为。
以上两者状况，也许是当前社会管理者面临的两个难题。想通过熟人社会的管理方式表现出道德引导、重视礼仪习俗、创建和谐氛围；又想通过陌生人社会的管理方式，表现出依法依规、公事公办、程序公平。
为什么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的书里面叙述，认为农业社会的特点是小规模的生产方式，当生产的商品价值和生产活动空间不大的生活，造就了人们狭隘的世界观，由此产生狭隘的地方观念。在这样生活场景中的人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较少关注他人的利益，更少关注社会的利益。
曾经有一个笑话：农村的两位大爷蹲在地头上抽烟，一位大爷突发奇想问：“皇帝每天吃什么？”另一位大爷说：“那还不是吃好吃的吗？我们每天吃两个馍，每年过年才能吃点肉。皇帝肯定天天三餐吃肉，每天吃六个馍。”
这个笑话想表达的是，农民狭隘的世界观无法想象皇帝的生活内容。同样，皇帝也 狭隘地无法想象老百姓的痛苦。
比如有“何不食肉糜”的典故。晋惠帝时期某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有很多老百姓活活饿死。消息报到了皇宫里，晋惠帝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问身边的大臣： “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百姓没米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碎呢？）在晋惠帝狭隘的世界观，跟不上不知道老百姓的生活艰难。
由于狭隘的世界观，农业社会的人们对于陌生人的到了，首先是排斥和抗拒的，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评估是否接受。比如在《百年孤独》，走街串巷的吉卜赛人不被欢迎，仅有少数人愿意和吉卜赛人交易。
那么到了工业社会，人际关系怎么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呢？
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一般以村庄为单位，村庄里面鸡犬相闻，阡陌相交，大家互相都很熟悉，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互相打招呼都不需要 直呼全名，而是称呼对方亲属关系，比如二大爷、三哥，或者呼唤对方小名，比如狗蛋、狗剩等。在农业社会，个人可以贴上家族的标签和村庄的名字，比如，李二狗家的老二，代表在是小名为李二狗家里的第二个儿子（如果是女儿，必须加上性别符合，比如，二妞、二丫头）。
在工业社会，人们的生活范围明显扩大，人们已经不能够用家族标签、地域标签来标记，比如在大城市里，只能向他人介绍自己：“我是某某单位，家住某某小区。”人们只能通过相同的标签或者共同的价值互相认识，由陌生人变成熟人。比如大城市的社工群体，原本互相都不认识，为了从事社工而组成团体一起做公益项目。
但是我们认为陌生人因为标签（单位同事、学校的校友、高尔夫俱乐部会员等）、共同的价值（合作生意、非营利性慈善项目等）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从陌生人转为熟人，这其中的过程，模糊了陌生人和熟人的边界。可以说，陌生人到熟人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变量，如果说完全陌生为0，完全熟悉为100，那么从陌生到完全熟悉，可以是0到100的连续数值。
陌生人可以变成熟人，熟人也可以成为陌生人。陌生人因为某些机缘互相认识，建立起弱关系，比如在社工协会一起做项目的会员，比如在学校里认识的，不在同一个班级的校友，属于弱关系，如果关系没有发展，很可能在几年之后，已经生命中曾经有过交集，甚至彻底忘记了姓名。如果双方具有相似的兴趣爱好、相同的价值倾向，那么互相交往后，增加接触机会，有可能由弱关系变成强关系，成为真正的熟人。
那么熟人是不是会永远是熟人呢？也不见得。熟人的强关系也可以变成弱关系。比如非常熟悉的朋友在一起做生意，如果互相猜忌，互相不信任，会由强关系变成弱关系，产生心理隔阂而老死不相往来。离异的夫妻很能说明熟人怎么变成陌生人。曾经相爱海誓山盟的夫妻，因为生活琐事、价值观不同、情感沟通不顺畅，导致冲突、分居、离异，原来夫妻之间的强关系，因为一纸离婚证书，闹得一拍两散，也许再也不想见，成为陌生人。
在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呈现着标准化的层级结构，儒家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洞察了其中的规律，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奋斗目标。家、国、天下，组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国的定义，类似于封建主的管制区域，比如在河南尉氏县，属于尉氏贵族的封国，中古时期儒家对于“国”的定义和当前“国家：概念不一样）。因此，农业社会的人们对于世界的了解，总是按照自我中心化的思想，从自身出发，按照自己的愿景和期望，去逐步探索世界。首先需要探索的是居住的社群，比如农村。当探索了农村之后，发现农村的人都熟悉，都是熟人，隔三岔五都能遇见。此时如果出现一个 外人的陌生人，整个社群的人会产生了一种陌生感：来者何人？此人不熟悉，来的目的是什么？古人用自我中心化的思想去看到陌生人的时候，总是保持着谨慎和怀疑。比如《百年孤独》的农民们，都以为吉普赛人是骗子。
那么外人是否可以通过婚姻嫁娶进入到社群呢？嫁到非原生家庭所在村庄是常见的现象，男丁迁移出村庄却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男丁是不愿意离开原居住地入赘到其他村庄，因为入赘是非常没面子的事情。“入赘”这个词，本身就有贬义的成分，“赘”的意思是麻烦，“入赘”相当于带来麻烦。不管是嫁娶到另外一个村庄，还是入赘到其他村庄，都很难融入其中。
人与人之间是陌生的还是熟悉的呢？
人对自己都很难完全熟悉，更别提被其他人熟悉。
怎么才能对一个人才是熟悉的感觉呢？
古登斯的观点和儒家的观点极其相似。儒家认为君子的奋斗目标在于层级递进地从自我、家庭、封建国、天下。古登斯认为，在农业社会，人们倾向于在地方性社区（比如农村）活动，由此地方性社区分布式散在城堡周围，无数散在的、分布式的地方性社区构成了更大的社会组织（比如，国家）。比如，荷兰由于地理结构上以沼泽地貌为主，农业社会人们用风车排水改造环境，人们居住得比较散，形成了松散的组织形式。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养成了松散的政治形式，目前依然是由多个省份组合起来的联合组织。
地方性社区一定是开放和封闭的两面性，对于社区内的人开放而对外来人封闭。因为外来人的面孔对于社区的人来说，总是陌生的、不熟悉的面孔，为了减少对陌生面孔产生的压力，社区内人对于外来人统称为“陌生人”，这个“陌生人”不是一个人，而是除了本地人以外的所有人。
那么，迁移到地方性社区的人，是否能够成为社区内的人呢？
能，但是始终有隔阂。
比如《水浒传》里的潘金莲，不愿意做地主的小妾，被嫁给“阳谷县”矮矬穷武大郎，潘金莲嫁过来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以说，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断绝了和阳谷县任何人的来往、断绝了和原来地主家任何人的往来。但，始终不觉得能够融入其中。
又比如《红楼梦》的林黛玉，虽然得到贾母万般宠爱，得到宝玉的各自呵护，但，作为外来人口，始终觉得和当地姐妹格格不入。有相似感受的还有史湘云，史湘云虽然面上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可是内心里依然藏着无限的孤独，面上的快乐作为内心的补偿罢了。
在农业社会，除非是原住民，否则只能通过婚姻嫁娶的方式进入到社区，即使进入也是异类。
在工业社会上，这种排他的异类情况几乎被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消灭了。因为，在工业社会初期，人们的居住可能是不固定的，工作环境也不固定。在钢铁厂工作的工人，也许今天在钢铁厂产煤，说不定明天就下岗了，不得不换一个工作。
也许有人问，工业社会不存在熟人关系吗？
是的，工业社会一样有熟人，只不过今天的熟人，转头就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转化为陌生人。大家是否还记得上一个工作单位的同事，是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圈，也没有任何的往来。
工业社会几乎就不允许熟人的存在，一方面是环境的特殊性，工业社会造就了大都市，生活空间范围增大，人与人之间固定频率的交际的机会反而少了。第二方面，工业社会倾向于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和熟人关系是互相对抗的，即熟人更多是情感关系，而契约精神更多倾向于陌生人关系。第三，工业社会不断吸纳陌生人进入，源源不断的陌生人涌入大都市，工业社会打破了农业社会那种封闭的人际圈子，人们更多关心自己家的事情，而更少关注生活社区的事情。难关有很多人认为，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关心，缺少了温暖和情感。
当人们开始关注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开始痴迷地追逐金钱、权力和地位，不得已算计着每一个行为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是能够对等，最好的情况是付出远远小于回报，期望“天上掉馅饼”，买彩票一夜暴富，也是大都市产生了彩票、乐透等投机活动。
工业社会契约的产生
当人们进入城市的时候，从农村来到工业化大都市的人必须经历过地域标签的放弃，吉登斯用“去区域化（有些翻译为
——脱狱化）”来描述来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人际特点，也用于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群必经心路历程。相信很多从小县城、农村到大都市读书、就业的人们都经历了“去区域化”的过程。
去区域化的过程，类似于脱胎换骨的心路历程，人们从农村进入到大都市不得已把在原来的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都暂时搁置，客体化地把自我从原生家庭所在的区域抽离出来，当身体进入到大都市的那一刻，就仪式性地向世界宣示自我去区域化了。与此同时，也为自我进入大都市提供了崭新的机会。于是经常有人会提醒：“扎根下来，好好工作吧！”
当人们觉察到去区域化的时候，也就能够让自己从封闭的农业社会熟人关系，瞬间切换到工业社会的陌生人关系，让自己有机会、有动力去和陌生人交往，甚至和陌生人建立起更多的情感关系，由陌生人变成熟人。
当今社会的大龄青年婚姻问题，不在于适婚年龄的人数缺少，而在于人们从陌生人建立起来熟人关系的机制出现了问题。现在的相亲活动不符合陌生人建立熟人关系的机制，而是生硬地把陌生的男男女女聚集在某一个空间，想让陌生男女快速建立起来熟人关系。现场的氛围非常宽松、自由，貌似谁都可以互相建立联系，但是越开放越自由的氛围，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参与活动的人们却感受到更多的陌生感。当人们感受到了 陌生人，自然不愿意建立起来熟人关系。假如参会的男女嘉宾各50人，那么每个嘉宾都有机会和50个异性见面互动，参会的嘉宾不是见得太少异性，而是见得太多陌生的异性，完全没有办法和某一个异性进入稍微详细一些的交谈，也只好用社会化的微笑、社交礼仪构筑表面和谐，表达自己与他人的隔阂。
生意场和的交往，一样是熟悉的陌生人。虽然生意场上互相接触了很多次，互相也知道姓名、职位，但是仍然按照陌生人的相处策略进行互动，一旦没有商业往来，也许两人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交集，就好像今生今世从未见过。比如我去一家连锁生鲜店铺购物，每次都能够遇到店长，也互相加了微信，知道了姓名，然而，我们依然是陌生人关系，从来不会因为经常见面而成为熟人。
陌生人之间公事公办就好了，陌生人之间能够按照约定的条款进行沟通，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沟通成本，减少沟通误会，因此，产生了纸面的和口头的契约。工业社会的大都市已经不允许人与人之间按照小农村的方式进行互动，但是人与人之间总是要进行交流的，哪怕不交流，社会也必须有一定的共识，统一人们的行为，怎么才能尽可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呢？
于是，社会管理者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和哲学理念中找到“契约”精神。有些契约以社会规则出现，比如交通规则、法律制度，有一些以合同形式出现，比如劳动合同、购房合同、销售合同等。一旦合同签订后，就约定了合同各方的责任和权利。
陌生人和熟人之间的信任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看两种信任，一种是习俗性的信任，另一种是契约性的信任。可以说习俗性的信任，是传统意义的、大家脑海里的、具有共同词义边界的信任，也就是说，习俗性信任和农业社会的熟人之间的信任具有相同的定义，即充分信任。比如，在农业社会里，孩子信任母亲，认为母亲会照顾好自己。习俗性信任具有充分的属性，即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就好比对待神灵，农业社会的人们对于神灵完全信任，相信神灵可以庇护自己，对待神灵要诚心诚意，心诚则灵。不存在对于神灵半信半疑的信任，如果半信半疑对待神灵，那么到时候倒霉的是自己。
到了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关系，已经不允许人们完全信任某个人，又由于 科学的进步，人们上天入地，逐渐知道地球是圆的，地球之外有太阳、月亮，还有更多 太空星球。太阳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更不是宇宙中心，至于神灵，可能不是具体的形式，而是一种内心的信仰。人与人之间需要用法律文本来约定双方的责权利。当法律文本白纸黑字写上了责权利的时候，人们已经在内心里面不存在完全信任他人。比如，我们在购销合同上需要写清楚什么时候发货、商品的单位价格多少等等。
难道契约性信任不好吗？是对人性的否定吗？并不是，契约性信任是人们在工业社会陌生人关系里面采取的有效信任方式，在陌生人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只需要有某些信任就足以产生契约，比如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会因为在展览会上，甲方看到乙方的展览样品非常有特点，然后甲方和乙方交流，互相递名片、留电话、加微信等，然后签订购销合同，甲方支付订金给乙方，乙方收到订金安排生产按期发货。工业社会的契约性信任，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熟悉，也让骗子有行骗的机会。骗子可以开一个皮包公司（注册虚假的地址、电话，然后拿着合同去找买家，当买家支付了订金后，骗子携款潜逃、迟迟不发货、货不对板等等商业欺诈行为。）
工业社会信任更多采取契约性信任，那么人与人之间怎么才能建立起来信任呢？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因为某个机缘相识、相知，能够产生习俗性的信任吗？
非常难！
我们知道，契约性信任，需要有契约，要有相应的文本、文档、文件，来怎么双方曾经为了什么事情，达成了什么共识。换句话说，签订契约，是为了防止违约。为什么会担心违约呢？最大的心理机制是：不信任。陌生人之间怎么可能互相信任呢？在大街上互相不认识的张三李四，张三刚好丢了钱包、手机，需要钱搭乘公交车回家，向李四借钱。张三说：“你好，你能够给我2块钱吗，我钱包手机丢了，没钱搭公交。”
李四会相信吗？肯定不信。
正是因为陌生人之间互相不信任，所以才需要签约、签合同。我们所有的制度、法律、规定，都是为“不信任”而设定的条款。比如张三买房子，银行贷款给张三，在发放贷款前，银行需要张三提供个人的收入证明、银行流水记录，需要签订贷款合同。银行通过查询张三的收入、工作、个人信用证明，审核才能够发放贷款，银行不信任张三能够按时还款，所以才需要签贷款合同、查信用、查工资收入。
那么工业社会的亲戚关系是不是和农业社会的亲戚关系一样呢？
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知道，在工业社会，地缘关系、亲缘关系都逐渐被陌生人关系挤压，远房亲戚之间已经很少走动来往，可以说，不走动来往的远房亲戚和陌生人没有本质区别，除了有一点点基因上的相似之外。
谈到地缘关系、亲缘关系，我们很容易想到老乡会、家族族谱，不论是地缘还是亲缘，都可以用某种属性来加标签，比如从外省到广东工作的人，同一个省份的人都可以互相称为老乡，地缘关系以省份、地市县为标签，不考虑物理距离的远近，张三在福建最北边的武夷山，李四在福建南边的厦门，张三和李四是老乡，王五是广东饶平人。即使李四和王五口音相似，距离更近，李四和王五不是老乡，反而是和张三是老乡，虽然口音不一样、距离更远，依然认为张三和李四是老乡关系，当在大都市里面有“老乡”关系，瞬间可以拉近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陌生人和熟人的情感差序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书中，用差序格局来表达我们社会中的人际距离。“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既然中国存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现象，心理学怎么验证这种现象的存在呢？
研究者测量个体对于亲人、熟人、陌生人的态度（内心的态度，也称为内隐态度），数量化地得到个体对于三类人群的人际距离。我们相信，人际距离越近，态度越积极，人际距离越远，态度越消极。研究者才有外部情感西蒙任务 (The Extrinsic Affect Simon Task，EAST) ， 以 36 名大学生为被试对 自我词及亲人 、 熟人 、 陌生人三种人际关系词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关系进行探究 ， 从而检验个体对自我和不同人际关系对象的情感是否存 在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 结果显示，在EAST 中对自我词和亲人词作积极反应比作消极反应时间更短； 对陌生人词作消极反应比作积极反应时间更短；对熟人词作积极反应和消极反应的时间差异不明显。并且，自我词的EAST 效应值最大，接着依次是亲人词和熟人词；陌生人词的 EAST 效应值为负值 。 表明了在个体的认知图式中， 对自我、亲人持有积极的情感，而对陌生人持有消极的情感，对熟人情感偏向不明显；且不同人际关系在情感的联结强度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的形式。
注：D为敏感度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内隐效应越大；EAST效应，反映与情感联结的效价和强弱。
为什么个人对于熟人的态度反应不明显呢？
根据黄光国(1991)的混合工具模型，熟人处于中间地带，是情感成分与工具成分相混合的区域，如果情感性成分提高，则向“差序”的核心推进，从熟人关系发展为亲密关系；反之，如果情感性成分降低，则人际关系向“差序”外围退化，出现了从熟人关系向陌生人关系的转变。因此，熟人词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联结处于“混合”的关系。
西方文化是否也存在差序格局呢？
研究友谊的邓巴教授在畅销书《朋友》中，提到人们的“友谊圈”概念。邓巴教授认为，人们会按照友谊关系的熟悉程度，以自我为中心进行划分朋友圈，如下图。
最里面的一层是最亲密关系或是只有自己。
什么是“邓巴数”？
罗宾·邓巴是研究灵长类动物群落的英国人类学家，研究灵长类动物群落所能够达到的最大规模。在长期的研究后，邓巴发现灵长类动物群体规模和该类动物的大脑皮层容量形成函数关系，邓巴把这个函数关系应用到人类，得出“邓巴数”，这个数字是147.8(通常人们将其约等于150，其中考虑到最大误差估计95％的置信区间，在100到230之间)。
为什么人类的邓巴数在150呢？
我们来看看人际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果人群中只有两个人，那么人际关系是双边关系。
如图：
如果人群中只有三个人，那么人际关系是三组双边关系。
如图：
如果人群中只有四个人，那么人际关系是六组双边关系。
如图：
如果人群中有五个人，那么人际关系十组双边关系。
团体内的每一个体成员有能力相互认识彼此，记住其他成员的名字、并熟知人们的关系。当群内人数在10人以内，双边关系还只有45组；群内人数50人，约等于一个班级的人数数量，双边关系达到1225组；当群内人数142人，双边关系组数突破10000，达到10011组；当群内人数达到邓巴数150人，双边关系组数达到11175。对于人类的脑容量来说，无法完全了解庞大的、复杂的人际双边关系，仅仅用双边关系无法维持群内的稳定，当群内人数增加后，群内可能分裂为小群体，又称为次级社群。次级社群可能是平行的社群，比如各个家族，也可能是层级等级。邓巴对于灵长类群体的研究中核心概念是“群体规模”和“社交梳理”。
什么是“社交梳理”呢？
灵长类动物会互相梳理毛发，以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和信任感。那么人与人之间会不会也有类似的行为呢？
当然没有，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互相梳理毛发、抓虱子，但人际交往可以用闲聊的方法，互相沟通信息。邓巴在在论文《大脑皮层容量的协同进化、群体规模与人类语言》里，他再次验证了这个公式，并提出“社交梳理”（Social Grooming）的概念。他通过观察人的闲聊发现，人在闲聊的时候，平均每个说话者有2.4个听众，包含说话者有3.4个人。也就是说，闲聊的时候，最好的人数是3-4人。当有新的人加入闲聊的时候，听众的注意力就很容易分散。于此相一致，扑克牌斗地主、打麻将、飞行器等游戏的人数都不多于4人，让闲聊能够持续进行而不会被破坏。而竞技游戏，比如象棋、围棋等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没有时间闲聊，即使是旁观的人也不可以闲聊，于是提出“观棋不语真君子”的民间非正式习俗。
在互联网时代，是不是邓巴数有变化呢？
王洪伟的研究显示，社交网络的邓巴数处于【210，220】。王洪伟认为，邓巴数字的提出是在Web1.0，随着移动终端兴起，Web2.0的出现,人们可以接触到的相对稳定的联系人可能突破150人，相关的研究也证明了在互联网，网络平均由290个网络成员组成（Bernard, Killworth, Johnsen, Shelley, & McCarty, 2001）。估计美国人平均认识610人，中位数为550人，女性认识的人（590人）比男性（650人）少9%。在网络规模的范围很大，90%的成年人认识250至1710人，一半人认识400至800人。考虑到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认识的很多人都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因此并不能精确地确定邓巴数字增加或者减少。王洪伟通过对度分布函数的研究确定了邓巴数字的大概范围在210~220。
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越多，有效的信息也会更多呢？
王洪伟采用节点的度k(用户好友数)、固定社交网络中度为k的节点的概率P(k)、社交网络信息量I、社交网络中度为k的节点所能获得的有效信息量Q(k),以及节点强度W(k)等指标,衡量社交网络系统中的有效信息量。当k增加时，系统有效信息量I也在增加，但增幅逐渐趋于0。
例如，当k=210(邓巴数字)时， I=99.3875；当k=10000时,信息量比k=210时增加24.0062；当k=100000时，得出的结果仍为24.0062；而将k定义在百万级时,得到的结果几乎没有变化。可见，当节点度数达到一定数量时,社交网络系统总的有效信息量将停止增加，社交网络系统的有效信息量趋于某个特定的值。以Twitter（推特，互联网社交平台）数据为例，系统有效信息量稳定在123.3937左右。社交网络的信息量不会因为朋友人数的增加而无限制增加，社交网络的信息量也处于一个特定值。对整个社交网络来讲，每个人能获得的最大有效信息量是社交网络系统平均信息量的近230倍。
注：什么是EAST? 参加心理学实验的被试需要对由词构成的或含积极或含消极，以彩色、黑白或两种不同的色彩的形式呈现的刺激做出归类。当词以黑白呈现时，被试需要依据词义的积极或消极的性价来做出归类。当词以彩色呈现时，被试需要依据色彩，而忽略词义来做出归类。当被试对该词具有积极的内隐态度的彩色的词呈现时，若归类的正确率和速度得到提升，则反应相似于对有明显积极性价的黑白词的反应。
信任的坏苹果效应
坏苹果效应指的是人们在观看到其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后自身道德水平也会有所降低，在Gino，Ayal和Ariely(2009)的研究中，参加实验的人员（称为“被试”）有5分钟的时间从一个大的数字表中寻找两两之和等于10的数字对，比如“4，6”。游戏规则是：寻找到的数字对越多，被试的收益就越高。在这项研究中，被试有机会可以夸大他们的表现以获得比实际自己完成的情况收到的高收益。研究人员发现，当被试有机会看到有人虚报了自己的表现，也就是说，看到了一个坏榜样(坏苹果)，被试自己的虚报行为将显著增多，这被称为坏苹果效应。就好像，在一堆苹果里，如果出现了一个坏苹果，那么很快一堆评估都可能腐烂变质。一堆苹果腐烂需要有一个坏苹果，还需要有一堆苹果。同理，坏苹果效应也需要有前置条件：第一，有模仿榜样的欺骗行为的动机；第二个，有模仿榜样欺骗行为的机会。
怎么人际信任中是否也存在坏苹果效应呢？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信任行为，观察者的信任水平是不是也会降低呢？
Cialdini等在1990年研究的结论，认为人们在一个相对模糊、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会通过他人的行为来推断环境中的行为规范。如果第三者的不可信行为使得直接观察者表现出低信任水平，这种低信任水平可能被其他人(间接观察者)理解为一种社会规范或信号。
根据启发式原则(Tversky & Kahneman，1974)，在不确定情况下的思维方式，启发式可以帮助人们做出判断。我们经常在不确定的环境需要做出判断，比如路上有人摔倒，是不是要上去帮扶，又或者在网络上有人发起慈善捐款，是不是也跟着捐献金钱，等等。当人们看到有人做出不信任的行为，自己信任水平受到什么影响呢？
更进一步，当我们观察到了他人的不信任行为，我们的不信任行为是否会传递给其他人呢？比如我们看到有人帮助他人，反而被敲诈，那么我们不愿意帮扶他人的行为是否会传递给其他人呢？又是怎么传递的呢？
关于信息的传递方法有许多类型，有传递链法、置换法和固定组法。传递法是某种信息按照人传人的方式，逐个传递下去。在实验操作方面，传递链上的第一个被试（被试，指的是参加实验除了工作人员以为的人）阅读或听记一份文字材料，然后接受一个分心任务或经过一段时间间隔，再试图回忆它，回忆结果传递给第二个被试，第二个被试同样重复前者的程序，如此继续传递给第三个被试，不断进行下去（见下图）。
这份材料会在传递中发生变化，不同类型的材料会发生不同比率的“衰变”，这样就可以揭示文化（如口头文学）传递过程中的系统偏差，揭示变异的来源。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是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原本他对哲学感兴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转向实验心理学。因此他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实验特点。
1932年在记忆心理研究中首先使用传递链方法（或称系列再现法）研究了记忆材料在人际传递中的保持问题，发现不同的记忆材料具有不同的传递效果：神话故事比新闻报道、科学文章等得到了更完整和正确的传递。Mesoudi，Whiten和Dunbar（2006） 使用传递链方法模拟了不同类型信息的传递过程，检验了马基雅弗利式智力假说。他们发现，社会信息的确比非社会信息更易于传播，在传递数量和正确性方面都表现更好。
传递法解释了人类文化传递现象。Byrne 和Whiten在考古研究过程中发现人类的进化不仅是为了生存，还有为了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进化了大脑，形成复杂社会智力，提出了马基雅弗利式智力假说。随后有研究者严重了马基雅弗利式假说，发现社会信息的确比非社会信息在传播的数量和准确性上，都更容易传播。有关人类智力起源的进化理论表明，文化传播可能偏向于社会信息而不是非社会信息。这一点通过将社会性和非社会性信息沿着多个参与者的链条传递进行了检验。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1发现，与有关个人行为或物理环境的同等的非社会信息相比，被定义为社会关系的社会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数量都明显要大得多。实验2复制了这一发现，让非社会信息的描述更具有连贯性，发现有关非社会信息的传播与社会信息传播效果一样好。因此得出结论，人类文化传播偏向于有关社会互动的信息，而不是同等的非社会信息。
刘国芳采用传递方式研究信任，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信任中第三者的不可信行为(即坏苹果)可能破坏直接观察者的信任水平，说明人际信任中存在坏苹果效应。然而，随着传递链的进行，被破坏的人际信任有逐渐恢复的趋势。第三者的不可信行为会同时破坏被试对自身交往对象可信性的预期和对方的实际可信性。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传递链上 ， 实验组被试 的信任水平要显著低于控制组被试 (p s< 0．05 ) ， 第三代和第四代传递链上 的信任水平则无显著差异(p s> 0．10 ) 。
信任的神经机制
我们先来看一看游戏。
两个人分别扮演商业投资的委托人张客户、受委托人李经理。
刚开始，张客户、李经理双方各有10万元钱。
张客户拿出其中的钱X给李经理，李经理业务能力很强，一番操作，X变成了3X。当李经理得到了3X后，需要返还一部分钱Y给张客户。
张客户的钱，10万-X+Y。
打个比方，X=30000，Y=50000。张客户投资30000后。
张客户总收益：100000-30000+50000=120000
李经理在投资后的总收益：100000+3×30000-50000=140000
根据经济人假设(Smith & Skinner，2000)， 李经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李经理的最佳策略是保留所有投资的钱(即使赚了钱，也不返还一分钱)。案例中，李经理的最大收益是100000+3X，即100000+3×30000=190000。但是，张客户如果知道李经理不会返还，那么张客户肯定不会投资，即X=0。这就是纳什平衡——Nashe quilibrium，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属于非合作博弈，与摩根斯坦的合作博弈进行区分。在博弈过程中，如果任意一位参与者在其他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确定的情况下，其选择的策略是最优的(Fang & Wu， 2019)。比例在上述的案例中，李经理按照不返还的策略，达到了自我价值最大化，这样的策略对李经理来说是最优（仅从单次博弈来看，“不返还”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选择。
纳什平衡的一个例子是囚徒困境。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一个非零和博弈。
假设有两个嫌疑犯，嫌疑犯没有交代罪行，也没有很明显的证据证明有罪，但是高度怀疑嫌疑犯作案。两人被分开审讯，警官分别告诉两个囚犯，如果你招供，而对方不招供，则你将被判刑一年，而对方将被判刑十年；如果两人均招供，将均被判刑五年。于是，两人同时陷入招供还是不招供的两难处境。其实如果两人均不招供，将最有利，只被判刑三个月。
矩阵如下：
基于经济学中 Rational agent的前提假设，两个嫌疑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刑3个月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3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囚徒困境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互相无法沟通信息。囚徒困境的博弈上，两个博弈者的选择只有一次，嫌疑犯A、B都不知道对方会怎么选择，因此，相对于他们彼此了解的对方的行为集合，按照理性人的假设，他们只能选择对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最佳行动，即招，所以这里的纳什均衡只能是(招供，招供)。根据囚徒困境假设，在审讯嫌疑犯的过程中，务必不能够让嫌疑犯互相串供串供，否则就不会按照“纳什均衡”，而会选择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不招供】，那么嫌疑犯可能逍遥法外，无法接受到法律的处罚。
最早研究博弈论的不是纳什，而是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car Morgenstern)，两者在1944年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提出合作博弈。纳什提出非合作博弈，用严密的数学语言和简明的文字准确地定义了纳什均衡这个概念，并在包含“混合策略(mixed strategies)”的情况下，证明了纳什均衡在n人有限博弈中的普遍存在性，从而开创了与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框架路线均完全不同的“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理论，进而对“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做了明确的区分和定义。图克(Tucker)教授高度评价了纳什的贡献，认为非合作博弈理论发展了当n人有限非合作博弈的概念和性质，开拓了两人之间“零和游戏”（当n等于2的非合作博弈）以外的其他问题。
我们回到前面投资人和受委托人的案例。按照纳什平衡，李经理的策略是一分钱都不返还。如果不返还，那么张客户不投资，李经理没有钱去运作。为此，作为客户经理，必然会从投资赚到的钱里面拿出一部分返还给客户。那么会拿出多少呢？
此时可能需要考虑信任博弈（trust game）。
Berg 等人提出了信任博弈， 对信任给出了明确的操作定义，是研究信任的经典博弈方法。在信任博弈中， 投资者拥有数额为 S的金钱， 他需要给被信任者一部分金钱 Y， 根据实验规则， 被信任者会得到相当于投资者给予 3 倍的金钱即 3Y， 但他必须返还一部分金钱 X 给投资者， 所以最终投资者的收益为S-Y+X， 被信任者的收益是 3Y-X。 对于投资者该给被信任者的金钱 Y， 以及被信任者该返还投资者的金钱 X 究竟是多少， 实验没有规定。
在这个范式中， 信任通过信任博弈定义， 其中投资者给予被信任者的金钱 Y 反映了投资者的信任程度， 被信任者返还给投资者的金钱 X 反映了被信任者认为对方的可信赖程度。根据实际的调查，委托人投资金额大约是总金额的一半，而受托人往往也会返还给委托人略小于总金额一半的钱作为投资回报(Berg，Dickhaut，&McCabe，1995)。在张客户的案例中，张客户会拿出50000做投资，而李经理在赚到3×50000=150000后，会拿出少于50000的金额返还给张客户。
通过一系列信任博弈游戏研究发现，人类在风险投资中存在着信任和互惠行为。互惠行为，发生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即一方是否会基于对未来奖励的预期而愿意冒可能会被背叛的风险, 并选择相信另一方。那么，这种“相信”，是不是也存在困境呢？
如果相信了，结果自己被对方背叛，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愚蠢？
又如果不相信，可是对方没有背叛的心理准备，是不是显得自己太过于谨慎、不愿意合作呢？
又或者，既不相信对方、对方也确实有可能背叛的准备，那么这世界是不是显得过于无情和太多的欺诈呢？
“信任”和个人的特质有什么关系呢？
依恋类型和信任有关
依恋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来自于婴幼儿时期和照顾者的互动关系。最早研究依恋类型的是英国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Bowlby，提出婴儿通过与主要照料者之间的互动形成的亲密持久的情感联结，也就是依恋（attachment），其中的核心是婴儿的早期和照顾者之间的互动经历形成了自我–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并固定下来成为稳定的心理特质，一旦固定下来，会影响个体未来的亲密关系加工方式。
心理学家Ainsworth通过观察，发现传统地区的村民在家里的母子行为存在一些差异，并且可以把婴幼儿和母亲的互动归类为几种类型。随后她在实验室设计了陌生情境法对婴儿与母亲的互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编码系统，并将婴幼儿的依恋划分为：安全型依恋、焦虑矛盾型依恋和回避型依恋三种类型，成为整个依恋领域中个体差异的研究基础。她发现婴幼儿和母亲分开的时候表现出三种类型，一种是大哭大闹，即使母亲返回仍然表现出焦虑和抗拒，很难情绪稳定；第二种在分离之后也会焦虑，但是母亲回来后表现出回避；第三种分离的时候会焦虑，当母亲回来后，很快能够恢复平静。第一种是焦虑-矛盾型依恋；第二种是回避型依恋；第三种是安全型依恋。
和母亲的互动模式被内化为情感工作模式，稳定地保持着，并陪伴长大成人。成人的依恋类型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焦虑-矛盾型转变为焦虑型依恋；第二种回避型转变为回避型和恐惧型依恋，恐惧型依恋既有焦虑，又有回避；第三种安全型依恋保持不变，依然是安全型。
因此，成人的依恋类型总共有四种：焦虑型、回避型、恐惧型、安全型，前三种为不安全依恋类型。
依恋类型从婴幼儿时期发展而来，到成人后较为稳定。当婴儿和照料者之间进行互动的时候，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么婴儿开始信任对方，反之，则不信任对方，婴儿根据照料者的情况产生依恋类型。能够被照顾很好的产生安全依恋，不能被照顾好的产生不安全依恋。依恋类型又进一步影响婴幼儿对照料者的信任水平。Fonagy等人的研究发现，婴儿的依恋特征会影响其对于照料者的信任水平。
1987年，Hazan和 Shaver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依恋的研究扩展到成人依恋，成人依恋正式进入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领域，成为当前依恋领域的热点。2006年李同归等验证了依恋类型测评问卷，把依恋研究引入到中国大陆地区，目前对依恋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心理学圈的热点课题，大众也乐于学习、讨论依恋理论，掌握依恋理论，指导亲密关系的培养和沟通。
婴幼儿时期和照顾者的情感联接一旦被固定下来成为内部的情感加工机制，那么个体会亲密关系中用内部情感加工机制和伴侣进行互动。Baldwin通过研究发现，与不安全依恋个体相比，安全依恋个体对于假想伴侣有更多的信任。依恋不仅影响到真实的互动情况，还影响到回忆。Mikulincer 等人发现安全依恋个体倾向于回忆积极的信任记忆。
张咏梅在研究青少年依恋类型和人际信任，发现依恋和人际信任显著相关。在苏州部分小学和中学抽取了1572名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学生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依恋与人际信任关系显著，同伴、母亲和父亲的依恋质量均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其中同伴依恋具有更好的预测力。可能是青少年在和父母的互动中习得的互动关系，迁移到同伴当中。说明依恋类型不仅在亲密关系中影响着信任，甚至在熟人交往的人际互动中，依恋类型也影响着人际信任，可能是依恋类型固定了人际情感的内部工作模式，在人际互动中，依恋类型很容易被启动，影响人际信任。
拓瑞的研究表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对个体的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通过安全依恋启动信任，发现安全依恋启动的个体的显著提高了个体报告的信任水平和信任行为。国外学者Huang等人给被试阈下呈现其依恋对象的名字，发现可以增加被试对陌生人的信任。安全型个体有较强的安全感，他们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较为满意，能够相互尊重并且信任，启动个体的安全依恋也能增加信任行为。总之，安全依恋和信任有相关。
回到最初的故事，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借手机给陌生人？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心理机制，其中一种机制就是信任关系，对于熟人、陌生人，会因为信任关系差异而采取不同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