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本是扫墓祭祖和踏青郊游的时节。走在墓地中，站在墓碑前缅怀逝者，都会重新激活我们对死亡这件事的意识，甚至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命意义。
然而，今年的清明节仍在新冠病毒的阴云笼罩下，因病毒而失去亲人的家庭还在哀悼和思念亲人的离去，更有一些人的猝然离世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惋惜。
每天新闻中所报道的全球病毒感染与死亡率，时刻提醒着我们，死亡这件事离我们并不遥远。
如果说在病毒来临之前，我们时不时会在忙碌的生活中忽视生命的脆弱，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以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死亡”这一主题都会更加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01
我们为何怕谈死亡
人们常常对谈论“死亡”这个话题感到沉重和恐惧，“死”字似乎常常意味着恐怖和不祥。
死亡会带给人们一系列消极的心理反应，包括恐惧，焦虑，痛苦，忧虑等等，这些反应被统称为死亡焦虑 (Neimeyer et al, 2004)。
Wong (2012)发现中国文化中，人们会尽量压抑和回避死亡相关的话题，与死亡相关的事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谈论死亡甚至是一种禁忌，这种回避甚至会用迷信的方式体现出来。
例如车牌号，手机号还是电梯按键，数字“4”因为与“死”的谐音都可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而被尽量回避。
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于死亡的迷信，与死亡焦虑直接相关。迷信的观念习俗常常会帮助人们暂时减轻死亡焦虑带来的不适，但长久下去会强化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感，在接受死亡这件事上变得更加脆弱。
对于死亡的焦虑和恐惧任何人都无法避免。Becker(1973)表示，人们总是需要在心理上对死亡进行一定程度的否认，人们很难承受有关死亡的事长时间占据着自己的头脑和内心，甚至会通过宗教信仰对死亡进行心理上的否认。
然而，当生死轮回和天堂地狱的说法成为了人们缓解死亡焦虑的精神寄托时，人们也就失去了面对内心死亡恐惧的机会。
然而，感知生命不仅需要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也同时需要意识到生命消逝（归于不存在）的可能性(Tillich ，2005)。
在心理上回避死亡会促使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愈发壮大，在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感到绝望和焦躁，同时也对我们该如何活着感到焦虑和疑惑。直面死亡带来的消极感受不仅会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也会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全貌。
02
关于死亡教育
有研究发现居丧体验是人们理解和认识死亡的机会，度过哀伤的过程会帮助人们学习应对丧失带来的情绪（Ens & Bond, 2007）。
因此，通过死亡教育了解生命结束阶段的过程和情感，将帮助我们对未来生命中的丧失做好准备。
“死亡教育”对多数人是个陌生的概念。
20世纪60年代，瑞士籍精神科医生Elisabeth Kübler-Ross和英国籍护士Cicely Saunders 提出并推动提出了临终关怀服务（Hospice care）和舒缓医疗（Palliative care）的概念。
他们认为临终关怀服务的意义在于通过死亡教育帮助临终病人和家属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而舒缓医疗的目的则是为临终病人提供不以治愈疾病为目标，但可以减轻痛苦，提高生命质量的医疗救助。
人们恐惧着幻想中死亡带来的痛苦。死亡教育是帮助人们理解死亡过程的一课，除了介绍死亡经历的生物学变化，死亡教育更注重于引导人们渡过面对死亡要经历的悲痛过程。
Elisabeth Kübler-Ross (1969)在其著作《论死亡和濒临死亡》（《On Death and Dying》）中提出人在面对死亡的带来的悲痛时会经历5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
这一理论被广泛用于引导绝症病人和家属面对死亡带来的悲痛和哀伤。而意识到死亡是生命的必经阶段是准备好谈论死亡，接受死亡的基础。
03
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
可能来自于创伤经历的激活
死亡相关的经历虽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人生必经的一课，却也可能作为经历中的心理创伤一直埋在内心深处。这些经历往往伴随着极度的恐惧，悲伤，愤怒以及忧伤，只在一些场景和时机被激活。
死亡所带来的最直接的痛苦在于分离与失去（lost）,无法承载和处理失去被认为是抑郁情绪的重要来源（Freud, 1917）。
我们的内心要完全的接受死亡与失去，需要经历完整的哀伤过程，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甚至可能持续一生。
死亡所带来的焦虑和恐惧也与孤独感相关。在应对死亡和失去的经历中，痛苦和恐惧的情绪需要身边人的情感支持。
一个人如果在对死亡这件事没有认识，而又充满恐惧的时刻独自面对死亡相关的场景，可能一时间在心理上无法处理这些情绪与压力，就会将这一记忆封存，甚至对死亡这件事变得麻木。
要面对死亡相关的创伤经历的影响，意味着要重新面对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重启被封存的死亡相关的哀伤过程。
不论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来自于创伤性经历的影响，又或是来自于对死亡缺少认识，了解和探索死亡都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和更好面对生活的捷径。在了解死亡的这一课中，我们将会了解死亡所带来的所有，也了解生命所赋予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