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稳定性:性格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反应|心理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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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定义

情绪稳定性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性格特质。它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经历消极情绪状态的持久倾向。情绪稳定性较低的人通常会表现为情绪调节能力较弱,会比其他人更倾向于经历包括焦虑、愤怒、内疚和抑郁等负面情绪(Leary, & Hoyle, 2009)。

另外,在面对环境压力时,情绪稳定性低的人的反应会相对更不理想,更倾向于将一些普通的状况视为一种威胁、或是令人绝望的困境。相反,情绪稳定性较高的人,对压力的反应更小,通常会表现得心平气和,不太容易感到紧张或愤怒。

情绪稳定性符合性格的特质理论,即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个连续的维度,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类型。人们在情绪稳定性上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但整体而言,人们在这一维度上的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打个比方,假设一个1-10分的量表,得1分的人是情绪极度波动,得10分的人是情绪极度稳定。人群中得1分和得10分的都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处于4-7分的水平,也就是轻微情绪波动到轻微情绪稳定的范围。

背景发展与示例描述

作为一个基础的性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在性格测量探索的初期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范围内。

例如Allport和Odbert在1936年提出词汇假说,认为那些能体现人们突出个体差异的词汇已经编码在人们的语言里,其中就包括类似「焦虑」和「紧张」这些描述人们情绪变动的形容词。

在Allport和Odbert构建的词库的基础上,Raymond Cattell进一步开发了包含16个性格维度的16PF问卷,其中与情绪稳定性相关的维度就包含了4项(Cattell, & Mead, 2008):

情绪稳定性(低分者情绪反应强、受感情影响大,高分者情绪稳定、适应性强、成熟);警惕性(低分者容易信任和接受他人,高分者保持怀疑和警惕);忧虑度(低分者自信、不忧虑、自满,高分者忐忑不安、自我怀疑、时常担心);紧张度(低分者放松、平和、有耐心,高分者紧张、高能量、高驱动力)。

而在随后人们发展出的几种常见的五因素性格模型中,情绪稳定性都会作为一项基本性格维度出现。比如在Tupes和Christal(1992)以及Lewis Goldberg(1990)中的「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以及Costa和McCrae(1992)的NEO-PI-R中的「神经质」(Neuroticism)。

如以目前泛用的大五人格为例,人们对情绪稳定性的测量又可以继续细分为六个细项:焦虑、愤怒的敌意、抑郁、害羞或社交焦虑、冲动、脆弱。其中一些常见的表述包括:容易感到压力、经常担忧、容易受到干扰、容易感到不安、有频繁的情绪波动、容易被激怒、经常感到忧郁等等。

基于上述描述,低情绪稳定性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不顺心的事更倾向于抱怨和批评指责;对于事情可能的负面结果更加敏感,并且容易将这种忧虑情绪传给他人;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被激怒并与他人产生冲突;在经历困难和压力的威胁时更倾向于表现得惊慌失措,可能会被他人认为不够可靠;

经常会为一些负面结果感到内疚,哪怕这个负面结果只是一个很小的失误或本来就不是自己的责任,这种情况会让人们难以正确评估自己,并进一步影响与他人交往时的自信心。

情绪稳定性的测量通常会通过自我报告问卷形式来测量评估。在测量过程中,被测会被问到十余项与情绪稳定性相关的题目,被测需要根据这些题目来反馈所描述情况与自己的符合程度,比如在1分(非常不符合)到5分(非常符合)之间评分。

除此之外,情绪稳定性也可以通过同伴报告(通过询问与被测亲近的人如家人和朋友)和第三方观察形式开展。

相关科普

(一)神经生理差异

人与人之间情绪稳定性的区别,除了体现在「心里的想法」外,还会体现在大脑的生理差异上。

有早期研究认为,情绪稳定性与大脑边缘系统的活动功能相关,那些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同时也更可能拥有一个更活跃的交感神经系统,对来环境刺激也更加敏感(Eysenck, & Eysenck, 1985)。

同时根据行为遗传学研究,大约有近40%的情绪稳定性差异是有基因遗传造成的(Vukasović, & Bratko, 2015)。

另外一项基于PET扫描的研究也发现,情绪稳定性低的健康被测,大脑额叶区域会有更高的阿坦色林结合率,这表明这些人群体内会有更多的五羟色胺2A受体(Frokjaer et al., 2008),而这种受体的增加可能会引起明显的焦虑反应(Moulédous, Roullet, & Guiard, 2018)。

(二)对个体健康影响

尽管情绪稳定性是一种性格特征而不是一种临床表现,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情绪稳定性和个体精神与身体健康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Lahey, 2009)。

一方面,较低的情绪稳定性可能会不利于我们对精神病理学上一些症状(焦虑症、饮食障碍等)的治疗和缓解,而且临床上抑郁情绪状态的发作,往往也和情绪稳定性与生活压力的交互作用有联系(Leary, & Hoyle, 2009)。

另一方面,比如包括免疫功能紊乱、特应性湿疹、肠易激综合征等身体问题与情绪稳定性会有所关联(Widiger, 2017)。虽然情绪稳定性不一定会直接造成这些问题的出现,但情绪稳定性有可能会加大这类问题的严重程度或减少对这些症状的治疗效果。

(三)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影响

在年龄上,从青春期到成年这个阶段,人们的情绪稳定性会经历一定的波动和变化。具体来说,青春期阶段人们的情绪稳定性相对会更低,且在青春期晚期会达到最低点,而到了成年后情绪稳定性则会适度上升(Roberts, & DelVecchio, 2000; Lahey, 2009)。

在性别方面,女性的平均情绪稳定性得分稍稍低于男性(Costa Jr, Terracciano, & McCrae, 2001)。

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来说,他们的情绪稳定性相对也更高(Judge, Higgins, Thoresen, & Barrick, 1999)。

基于以上情况,大多数针对情绪稳定性和其他因素关系的研究,都会考虑将这些人口统计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减少人口统计学因素的额外影响。

个人见解

就像很多其他性格特质一样,情绪稳定性高与低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各自表现的倾向不同而已,各有优势和劣势。

尽管前面有提到会对健康造成潜在风险,但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较低的情绪稳定性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比如对环境压力的敏感能提高警觉性,更早地发现潜在的威胁并做出反应,这套反射机制能加大人们在野外的生存的概率。而低情绪稳定性的其他表现,比如易怒也会能在抢夺资源的情境中发挥有利作用。

个人认为,低情绪稳定性在现今带来的劣势多少和时代发展有关。比如在现代人生活中,大多数的压力场景不再是生死攸关,虽然我们保留了从祖先遗传下来的反应模式,但这种模式可能已不再适用现代生活。用面对生命威胁的警觉程度来对待加班的压力,明显是反应过度了。

但即便如此,「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作为一种应对工作和生活风险的方式也无可厚非,提前警觉、提早预防、防患于未然总能比临场应对更加从容。

另外有一些相关研究认为,低情绪稳定性可能和人们的竞争性呈正相关,且在控制了附带的负面影响后,低情绪稳定性和大学成功之间存在某种积极的关系。当人们为避免负面结果而产生压力努力争取时,反而能推动人们获得更高的成就(Allen, & Badcock, 2006)。

所以,重要的不是改变自己的性格倾向,人总是无法装成另一个与自己性格不符的人。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性格发挥负面作用时及时觉察、正确看待、适时调整。

对于低情绪稳定性的人来说,因环境压力产生焦虑后,要做的并不是逼迫自己平复心情,而是及时发现自己的焦急与不安,观察身体产生的生理变化。告诉自己这些变化是人类进化保留下来、帮助自己应对难关的启动开关。

加强警觉是因为提高重视,心跳加速则可以增强血液循环、与呼吸急促一同加强大脑供氧,提神醒脑。在正视自己的身体反应后与情绪共舞,这时对你而言,压力便不再是阻碍你解决问题的绊脚石,而是推动你积极应对困难的动力。

参考文献:
Allen, N. B., & Badcock, P. B. (2006). Darwinian models of depression: A review of evolutionary accounts of mood and mood disorders.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30(5), 815-826.
Allport, G. W., & Odbert, H. S. (1936). Trait-names: A psycho-lexical stud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47(1), i.
Cattell, H. E., & Mead, A. D. (2008). The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 (16PF).
Costa Jr, P. T., Terracciano, A., & McCrae, R. R. (2001).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raits across cultures: robust and surprising find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1(2), 322.
Costa, P. T., & McCrae, R. R. (1992).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PI-R) and NEO five-factor (NEO-FFI) inventory professional manual. Odessa, Fl: PAR.
Eysenck, H. J., & Eysenck, M. W. (1985).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 Natural Science 714.
Frokjaer, V. G., Mortensen, E. L., Nielsen, F. Å., Haugbol, S., Pinborg, L. H., Adams, K. H., … & Knudsen, G. M. (2008). Frontolimbic serotonin 2A receptor binding in healthy subjects is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ity risk factors for affective disorder. Biological psychiatry63(6), 569-576.
Goldberg, L. R. (1990). An alternative” description of personality”: the big-five factor struc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9(6), 1216.
Judge, T. A., Higgins, C. A., Thoresen, C. J., & Barrick, M. R. (1999).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general mental ability, and career success across the life span. Personnel psychology52(3), 621-652.
Lahey, B. B. (2009). Public health significance of neurotic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64(4), 241.
Leary, M. R., & Hoyle, R. H. (Eds.). (2009). Handbook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Guilford Press.
Moulédous, L., Roullet, P., & Guiard, B. P. (2018). Brain Receptor: Circuits Behavioural Regulated Consequences by the 5-HT2A on Anxiety and Fear Memory. 5-HT2A Receptor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32, 231.
Roberts, B. W., & DelVecchio, W. F. (2000). The rank-order consistency of personality traits from childhood to old age: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126(1), 3.
Tupes, E. C., & Christal, R. E. (1992). Recurrent personality factors based on trait rat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60(2), 225-251.
Vukasović, T., & Bratko, D. (2015). Heritability of personality: A meta-analysis of behavior genetic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141(4), 769.
Widiger, T. A. (Ed.). (2017).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ive factor mod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创:车轱辘
责任编辑:一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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