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婚恐育?丨提升三孩生育意愿的建议为何难以俘获人心

策划:方晓义
撰稿:刘祥宇
编辑:李宇昕
美编:杨婉婷
来源:微信公众号:家姻心理(ID:gh_b23d067f4e3c)
原文标题:当代年轻人为何恐婚?丨提升三孩生育意愿的建议为何难以俘获人心

两会期间,“如何提高三孩生育意愿”的相关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在短短24小时内,话题阅读量就高达6亿多次,有8.8万人参与了讨论。

有不少代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建议第三孩免费上幼儿园”,“建议三孩及以上家庭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50%”,还有的“建议为三孩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指标”……

这些建议初衷都是为了减轻压力,但观众却似乎并不买账

不少人提出质疑:婚都不想结了,往哪儿生三胎?

根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统计公报的数据来看,离婚率逐渐攀升的同时,结婚率却在2014年以后以更快的趋势进入了下降阶段。


而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6年至2020年,离婚率趋于平稳,而结婚率却从2016年的8.3‰下降至2020年的5.8‰。

为何年轻人越来越恐婚?


对于正常谈恋爱但不想结婚的人来说,恐婚的核心因素是恐育。对多数人而言,结婚是生育的门槛,进了婚姻这道门,就意味着离生孩子不远了,只要不结婚,就能暂时躲避生育的问题。

而恐育的背后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育代价大幅提高的结果。

首先是时间代价生儿育女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用在照料孩子和家务上。

以身边已婚已育的同事为例,她们除去一天中的工作时间、上下班的时间,回到家还要给孩子洗漱、给孩子讲故事、哄孩子睡觉,每天留给她们自己的时间可能最多只有1-2个小时,甚至连充裕的睡眠时间和夫妻相处的时间都会变得极其匮乏(Pollmann-Schult, 2014)。

对于一些追求独立的女性来说,养育所花费的时间代价是她们不能妥协的,她们更愿意把时间放在自我愉悦上。

其次是情绪代价。心理学家Papp等人(2009)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要求前来参加实验的夫妻把每天发生的任何争吵都记录下来。研究者将他们收集上来的夫妻争吵话题按照频次高低进行了排序。

结果发现,夫妻双方在涉及孩子的照料和教育问题上产生的争吵是最多的,占所有冲突频次的38%

不仅如此,也有研究表明,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会随着孩子的出生而降低,可能是由于养育孩子过程中限制了个人自由同时造成角色冲突导致的(Twenge, 2003)

也就是说,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夫妻双方会产生更多的冲突,从而拉升生育的情绪代价。

最后是经济代价。经济代价是阻碍适龄青年结婚生育最大的现实性问题,生育彻底终结了年轻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无负担生活。

2004年对上海徐汇区的某项调查发现,0-16岁孩子的抚养直接经济总成本(包括营养费、医疗费、穿用费、娱乐费、教育费等)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孩子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如果一个家庭中没有老人帮带孩子,那夫妻双方有一方(通常是女性)不得不辞职带孩子,如果辞职带孩子,就意味着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生育后生活支出的增加搭配巨大的还贷压力,让无数女性只能不断压榨自己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一边带孩子一边拼命工作。

如果说生育的时间代价和情绪代价还能用成为父母的幸福感来抵消的话,那最后的经济代价则让无数年轻人对生育甚至是结婚望而却步。

三胎政策的呼吁,更多的是面向那些已经生了二胎、同时还有条件生三胎的家庭,两会中提出的各类利好三胎家庭的建议多是为了鼓励那些有二胎但条件稍欠缺的家庭。

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响应,在于年轻人通过发表真实的态度为自己的出路呼喊:我们该如何破除生育代价的恐惧去响应国家的号召?

庆幸的是,两会期间提出的不少提议切实地聚焦在解决这些困难上。例如,有委员提出“强制男性陪妇女休产假一个月”的建议就广受大众的支持与响应。

强制男性休产假不仅可以带给生育后妻子更多的情感支持和陪伴,还能促进男性在育儿中的参与度。

早在1984年就已经有研究者证实了父亲参与教养的重要性,Easterbrooks 和 Goldberg发现,父亲参与教养的时间与幼儿的安全型依恋密切相关,后又有多项研究发现,与父亲居住在一起的儿童适应性更好、问题行为更少(Lamb, 2010),常与父亲嬉戏打闹的孩子表现出的攻击行为也更少(Paquette et al., 2003)。

更重要的,推动男性休产假的落实有利于弱化职场对女性的歧视。生育更多孩子意味着占用女性更多的工作时间,这势必会加剧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不公平对待,强制男性休产假可以一定程度减少男女员工工作时间的差异,从而减少女性职场歧视。


参考文献:
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109/1631265147970.pdf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mzyw/201708/20170815005382.shtml
徐安琪. (2004). 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青年研究, (12), 1-8.
Papp, L. M., Cummings, E. M., & GoekeMorey, M. C. (2009). For richer, for poorer: Money as a topic of marital conflict in the home. Family relations, 58(1), 91-103.
Twenge, J. M., Campbell, W. K., & Foster, C. A. (2003). Parenthood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3), 574-583.
Easterbrooks, M. A., & Goldberg, W. A. (1984). Toddler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 Impact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Child development, 740-752.
Paquette, D., Carbonneau, R., Dubeau, D., Bigras, M., & Tremblay, R. E. (2003). Prevalence of father-child rough-and-tumble play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8(2), 171-189.
Lamb, M. E. (2010). How do fathers influence children’s development? Let me count the ways.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1-26.

策划:方晓义
撰稿:刘祥宇
编辑:李宇昕
美编:杨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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