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旻Zeng Min
来源:知乎
最近天灾人祸频发,给受灾人民带来了心理创伤。在创伤心理领域有非常多的研究关注天灾人祸之后,人们的心理反应,有许多有价值的结果指导我们对于灾后的危机干预、心理恢复和心理援助。
在DSM-IV-TR中对于心理创伤有一个专门的定义:
个人直接经历一个涉及死亡,或死亡威胁,或其他危及身体完整性的事件,或目击他人发生这样的事件;或经历家庭成员和其他亲密关系者预料之外的暴力的死、严重的受伤或死亡威胁(标准A1)。个体在经历上述事件中必须包括强烈的害怕、无助感和恐惧(标准A2)(APA, 2000)。
简言之,经历一个心理创伤事件,包含着两个因素,一是客观上暴露于创伤事件(A1),二是主观上感受到强烈的恐惧和无助(A2)。
我们可以推测,在最近发生的几次天灾人祸中,例如天津港爆炸事件、陕西山体滑坡等等,都可能给受灾的当事人带来上述两方面的心理创伤。
有研究指出,13%——30%的美国人一生中会遭遇一次或一次以上的自然灾难(Briere et al., 2000),而根据遭遇的灾难类型和严重程度的不同人群中真正患PTSD的比例在3%——60%不等,所以个体在天灾人祸中也是有自己的应对能力和心理韧性的,并非无法避免和恢复,有近7成的个体会在灾难后一年左右恢复到灾难前的心理健康水平。
那么到底哪些因素导致患PTSD的风险增加了呢。
西方世界有非常多的研究讨论了PTSD的风险因素;而近年来随着汶川、雅安两次大的地震灾难之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我这里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出发,对比看待我们不同文化下面对创伤压力,其中最有风险导致我们出现心理问题的部分在哪里。
西方世界,我介绍两篇非常著名的元分析。
第一篇:Brewin(2000)在成人群体中做了Meta-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PTSD,提出了14个PTSD的风险因素,分别是:性别、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教育水平、智力、种族、过往精神病史、童年虐待、过往创伤史、其他童年困扰、家族精神病史、创伤暴露程度、灾后其他生活压力、灾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结果显示:效应值全部显著,但大小不一样。
可以分三组:
影响力最大的高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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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暴露程度高:直接亲身经历了受伤和死亡威胁,或亲眼目睹亲友的死亡和受伤,房屋的倒塌,并且在经历这一切时主观上十分恐惧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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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之后缺少社会支持:缺少渠道去表达内心的恐惧、担忧、无助、自责等一系列负性情绪;面对自己灾后的身心症状,缺少专业人士的指导,担心自己发疯和身心无法恢复。灾后其他生活压力:比如灾难中损失了财产,灾后生活困难。
影响力中等水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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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研究发现女性患病可能性更大(Breslau et al., 1999; Leskin & Sheik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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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面对创伤事件时有更强的心理抵御能力(Kulka et a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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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越高,可能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和知识越多,应对灾难时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获取心理资源的能力也更强,从而使患病可能性下降,这可能是教育水平带给创伤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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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可能和受教育水平类似,也不排除在脑机制上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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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精神病史:在创伤之前有任何精神类的障碍都可能导致PTSD患病可能性增加(Brady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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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虐待和过往创伤史:不论童年期虐待和过往的创伤经历在个体的记忆中是否清晰记得,但作为其自传体记忆系统的一部分它们都依然存在,当再次经历创伤事件的时候,过往的这些创伤历史都有可能更容易被提取和回忆起来,引起个体的心理不适,从而增加PTSD的可能性(Breslau,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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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童年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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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精神病史:PTSD在DSM-IV中作为焦虑谱系障碍,在DSM-5中单列出来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都属于一种精神类障碍,而从过往的临床经验看,精神类障碍在遗传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例如Bassuk et al., 2001)
影响力相对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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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年幼者与老年人患病可能性更大(Atkeson, Calhoun, & Koene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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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少数种族(在美国是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相比白人患病可能性更大)(Kulka et al., 1990; Ruch & Chandler, 1993)
以上14个因素影响力大小有不同,但是都是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
第二篇,Ozer(2003)在成人中探讨了PTSD的风险因素,它建立在第一篇综述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考察了PTSD的7个预测因素:
过往创伤经历(prior trauma);创伤前的心理适应水平(prior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家族精神病史、灾难中感知到的生命受威胁程度、灾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创伤时的情绪反应(peritraumatic emotional response);创伤时的解离症状(peritraumatic dissociation)。
二者相同的部分不细说。这篇文章中独特的两个部分是:
创伤当下的情绪反应(peritraumatic emotional response):
在PTSD的生理机制研究中发现,创伤事件往往突发,会引起肾上腺的高度唤起,而海马和杏仁核起到对潜在危险处境和创伤事件记忆的登记作用。
而阻止肾上腺素可以改变高度情绪唤起的记忆形成——正是这种高度情绪唤起的记忆,成为PTSD早期症状的重要来源。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HPA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这个激素调节的轴是产生和维持PTSD的一个主要功能区。所以创伤时的情绪反应和相应的生理唤醒对PTSD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创伤当下的解离症状(peritraumatic dissociation):
解离症状,是一种和现实、自我和环境分离的体验,有时候我们感觉到「灵魂出窍」了,可以站在远处看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时候感觉到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一种非现实感;
有时候,我们意识模糊,就像梦游,突然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等等类似症状,就是解离。在遭受创伤后,这种解离症状非常普遍,有人认为它是个体逃避残酷的灾难现实的一种防御。
有研究发现,解离症状比家族精神病史和HPA轴与PTSD的相关更高。其次,创伤早期(灾难暴露1个月内)个体出现的创伤反应中,解离症状很普遍,它作为ASD(急性应激障碍)的主要症状和诊断标准,有研究发现,在灾难后一个月内患ASD的个体在一个月之后患PTSD的比例十分之高。
此外,作者强调:个人特质和个人历史是较末端的影响因素(平均相关小于0.2);而创伤事件当下的或近期的因素才是更强的预测因子——例如灾难时感知到的生命威胁、社会支持、创伤时的情绪反应和解离症状、创伤期间其他的生活压力。
最后他总结到,灾难发生的当下个体的情绪、行为等反应是更重要的,这也启示我们,在一个突然的灾难发生后,立刻对心理出现危机的人们进行一个危机干预,平复他们混乱的情绪,稳定他们无助、失控的内心,让他们自发地恢复应对灾后一系列事件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在东方文化下,这一切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很多关于汶川地震的研究表明,有一些因素是东西方普遍的,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创伤暴露程度、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和家族及个人精神病史。
而有一些情况是东方人独特的部分:
Cecilia Lai Wan等人(2011)对汶川地震后的社区群体进行调研,发现在灾难后,亲友的去世相比西方人探讨的那些诸多个人特点和因素影响更大。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因而在发生巨大灾难之后,亲友之间的社会支持往往显得无比重要。
并且,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就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衡量关系的亲疏,因而家族网络是中国人社会支持非常重要的来源。所以亲人的去世在中国文化下是一个极度的压力和痛苦。
而同样的研究在西方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许多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死亡并非PTSD的风险因素(Livanou, 2002)。
这也启示我们,在中国文化下,处理灾难后的心理创伤,除了处理个体在创伤当下的情绪反应,梳理他们对于创伤的记忆以解决解离症状,增加他们对现实的控制感之外,我们要更加关注那些丧亲的哀伤者,去关怀他们丧亲的那部分体验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