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对成瘾行为进行各种戒除尝试，其实每种行为背后都有它存在的根源。
那么，精神分析是如何解读这种行为呢？
法国精神分析家莫兰女士在她的《死亡冲动之谜》研讨班上说：
2020年11月26日法国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地处巴黎西北的罗伯特.德布雷儿童医院（Robert-Debré）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最近一年中随着新冠大流行所致的封城，儿童企图自杀的人数增加一倍，住院的儿童精神病也在不断增加。
紧急情况最近10年增加了一倍，疾病也变得更加严重，不管是严重的限制性饮食行为障碍（TCA）、超焦虑、强制性强迫障碍（TOC），还是一些新的恐惧障碍，比如呕吐恐怖症（呕吐恐惧症伴随着对感染病毒的害怕）。
多篇研究报告也证明，疫情以来，在中国或欧洲，儿童的自杀想法或自杀企图有所增加。
成瘾行为也在增加：与电子游戏和所有类型的屏幕有关的成瘾行为，还有对毒品的依赖。
一位医生报告，在最近7年关于这样的成瘾情况的治疗占比从10% 增加到现在的90%。
2018年6月18日，像毒品或者赌博成瘾一样，电子游戏的成瘾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一种疾病，一整代青少年被牺牲在这个祭坛上。
全球有25亿人玩电子游戏。
日本，自从1990年起就用被命名为蛰居族的现象来描述青少年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一部有名的电影——《门的另一面》，它描述了一个青少年的隐士生活，在东京的郊区，在公寓的一个房间中，与世隔绝地、封闭地生活。
对于这些男孩而言，父亲是不可接近的，父亲是让人恐惧的人物，显示出一个没有被符号化的杀父母者。
对青少年来说，回避和退缩都最为被他们用来对抗这个专制的形象，以同样的方式对抗因为社会的和物质上的成功所带来这个纠缠不清的外部学业的压力。
在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这样的社会现象发生在青少年身上，这表明很难建立一个相当男性的身份认同。似乎我们社会的理想模式，不再为个体经历基础的和结构性的主体性考验留下空间，
不再为男孩可以超越父亲进入男性世界的能力留下空间。
根据固有的自我动机、死亡冲动或者对失望的力比多的反应，是否涉及到自我放弃自己的确认？
所有这些机制看起来都能够踞于极其强烈的生存冲动之上。
弗洛伊德说，学校永远不要忘记：
“学校打交道的是还未成熟的人，他们处在发展的某些阶段，甚至是困难的阶段，缓一缓的权利是无可争议的，它（学校）不应该为了自己去声称生命的无情（时间的无情），它也不应该想要胜过一场生命的冒险。”
“成瘾”在法语里面来自于拉丁语的addictus，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人被奴役。
成瘾的主体只依赖于一个解决办法来避免精神上的痛苦，乔斯.麦克杜格尔（Joyce Mac Dougall）说，
“成瘾经济目标为快速摆脱任何精神张力，不管起源在内部还是在外部。”
成瘾就是针对精神压力的身-心的解决办法，不管这个压力是痛苦、冲突或者兴奋，主体都没有办法忍受、内化、制作冲突、情绪和情感。
成瘾的解决办法就是与情感保持距离。但是，这种解决办法的是幼儿式的成瘾地解除冲突，会促使人们寻求一种加速的、不可能的解脱。
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精神生活与未来以幻觉性方式数字化地呈现的东西保持距离，未来的成瘾人口肯定会越来越多。
《文明及其不适》反射出的是一种必然性。弗洛伊德不太相信技术进步的幻想，也不相信人的愉悦就是文明规划的一部分。
对弗洛伊德来说，不适是历史和本体论的事实。他将理性进步和道德进步做了区分。
康德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已经提出过怀疑：
“我们到达的文明已经变成我们的负担。”
文明所产生的知识并不带来人类行为的改善。
康德认为一种道德进步的观念是基于政治的进步，这也跟爱因斯坦的观点契合，爱因斯坦一直希望各个国家之间能够以道德的方式相处，可以商议建立一种永久和平：
在“放弃一切幻想的和暴力扩张的愿望”的基础上，把“政治变成实现人类道德素质的场所。”
我们离这样的情况还差得远，对权利的愿望与死亡冲动相关。任何控制都意味着破坏。
拉康在他的研讨班上告诉我们，道德经验让人跟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明确的法则，而且也是一种方向，一种趋势、一种他所称的“善”，并在伦理维度上产生出行为的榜样。
在这个维度上，在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智慧意义上，精神分析的智慧，以一种充满理解的洞察力，可以为人类做出贡献。
也许这些理论有些难懂，但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说：一个成瘾行为的背后，深藏的无意识，是需要一个分析家来帮助你，帮助你打开摩斯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