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的救赎

“吴老师,我又做噩梦了!”郭峰坐下来就开始倾诉。

 

“什么噩梦呢?”

 

“好可怕,梦到杀人了。从噩梦中醒来。一身汗湿漉漉的,汗透了睡衣,床垫上都有汗渍最近一直在做噩梦,不是被追杀、就是杀人、或者梦到蛇、怪兽。”

 

“杀人?杀了谁?”我问。

 

梦到杀人的噩梦在来访者案例里面不常见。这种梦带有强烈的攻击性。


咨询师不担心来访者会在现实中杀人,但要担心来访者会伤害自己,以及关注来访者严重的负面心理。


研究表明噩梦的频发的确与生活中压力息息相关(杨正宇,2018)。噩梦通常从普通的梦境发展而来,因为噩梦让人体验到负性情绪过于强烈,会导致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然后会意识回忆噩梦的内容,并且人们在短期记忆中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躯体反应,比如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并对噩梦的记忆清晰。


噩梦中的主导情绪以恐惧居多,有时也会是以愤怒,厌恶,悲伤,愧疚等为主题。噩梦不一定成为现实,但噩梦往往会产生负面情绪,影响人们身心健康。

人们说的噩梦,在医学上分为惊醒的夜惊和坏梦。夜惊让人从梦中惊醒,而坏梦让人体验不好的梦境却不惊醒。


为什么要关注负面情绪呢?


梦境中的杀人不会成为现实,在法制社会,伤人杀人的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个人出于行为后果考虑,不至于做出极端暴力事件。又由于个人内心的攻击性无法宣泄,向外攻击被法律制止,转向伤害自己-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派指出:抑郁患者的自伤行为表达着压抑的潜意识,个人向内攻击性的潜意识。


在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会引导自伤行为的抑郁患者寻找、挖掘内心潜意识,找到攻击性的原因。当来访者知道了攻击性的原因,自伤行为也随之消失。攻击性除了自伤行为,还会演化成各种变式。

有些失恋来访者把攻击性转化为暴饮暴食,一些女生通过增肥身体变形让自己变丑-潜意识里面说:“瞧,我好丑,我就是要搞丑自己,就是这么胖这么丑,是我丑了你不要我,我变丑了别人也不会要我的了。”

有些女生会通过厌食来伤害自己。不吃早餐不吃晚餐、或者几天都不吃东西、吃很少东西。潜意识里面说:“我就是不吃,饿着,饿得很瘦,大家觉得我可怜!我就是可怜啊!没有人喜欢、没人爱!”

 

“好像是一个女的。哎!怎么老是做噩梦惊醒呢!好烦。”

“除了噩梦,最近还有什么变化?”我问,如果梦境里面有情绪,那么郭峰在清醒状态的心理必然也会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能够被意识到,和梦境的无意识有关联。


“不想上班。自从上次被发现私自转走公司的钱后,开始厌倦去上班了。


“为什么呢?”


“觉得没有面子,感觉到非常耻辱。”


“怎么会觉得耻辱呢?”我想了解郭峰负面情绪发生机制。


“在公司里面,我走在路上总感觉背后有人指指点点,转头看又找不到什么人。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幻觉。我查阅了一些书,觉得这个不是幻觉,心里才没那么担心。幻觉可能就是精神分裂了。”


“是的,这个不算幻觉!”我补充。


“看到办公室交头接耳的动作,怀疑同事讲自己坏话。哎!早知道不要贪心就好了!那些钱哪里有那么好拿的呢?可是后悔也没有用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一切无法挽回。这个公司估计是待不下去了!总经理又怎么样?还不是要听董事长的、听董事会的命令。”郭峰说。

“你可以不去上班吗?”我试着问,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作为总经理的郭峰,怎么可能不上班呢?


“我也想啊!虽然万分不愿意,但自己还是得去,否则公司可能会停止运作。不是我自己有多么重要,而是自己只是在各个环节当中的一环,比如报销费用,如果自己不签字发票不能报销。也许是这种虚假的重要性让自己觉得自己非常重要,不可或缺,让自己觉得对公司无限重要,其实都是幻觉、幻象。


我有时候怀疑,自己真的这么重要吗?


答案很模糊,也许自认为重要,但其实只是流程上需要个人履行责任而已。”


“可以认为,你并不觉得自己在公司中的价值吗?”


“是的,我没有价值感,每一个机构都有最高领导者,每一个机构里面的子机构、孙机构都有负责人,在企业里面,最高领导者是董事长、总经理、CEO,子机构是总监、经理、部长,孙机构是主任、组长,科长,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按照称呼来判断职位。大型集团的孙机构规模也很大,最高领导者可能是董事长,比如央企集团下属孙公司。


招商集团2020年的营业额10万亿人民币,集团内有30多个子公司上市,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即招商集团的孙公司,营收总额很多过亿元人民币,子公司的负责人也冠以总经理头衔。


说远了,不好意思吴老师!不管怎么样,还是得去公司。那天去了公司,我感觉自己可以辞职了。”


“什么事情让你产生这种想法呢?”


“事情是这样的,吴老师,职场有些事情不需要说,很隐晦。


我有一天去上班,到了公司一楼大厅,总经办主任张力正好站在门口。张力远远看到我,还满脸堆笑地打着招呼。我问他什么事情?他说是董事会秘书通知说当天广州市商务局领导考察,约了上午十点到。先下来等着。他还问董秘没有通知我。这不明摆着没有通知嘛,否则我也不会问张力情况啊?


我心里在想,是不是发生了那件事情后,董事会不让自己参与企业大小事务了呢?


哎!早知道,不要做那件事情了,该多好啊!


这世界真的没有后悔药!


每次想到自己干的蠢事,恨不得抽自己几嘴巴!”


“那你怎么应对张力呢?”我问。


我并没有正面回答他,尽量不让张力看出一点自己情绪的变化。


“这样就需要辞职了吗?”我问。


“当然,这样还不用辞职吗?董事会不会给我机会了,那几个董事和大股东一直想逼我走,已经开始把我边缘化。如果不走,下一步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让我难堪的事情。”


听得出来,郭峰并不认为自己有过错,满肚子抱怨。

 

当自己遭遇困难、挫折,是怨天尤人呢?还是自我反省呢?每个人会根据自己习惯的模式处理。哪种方式好一些呢?并没有哪种好,哪种不好。只是一种应对方式。


这种应对方式来自环境的影响。把失败归因于环境还是个人,心理学家认为存在不同的归因方式。


比如有些人考试考差了,A认为自己运气不好,没有考好!期待下次好运气!那么A不会花太多时间去反省自己,也不会花时间去复习努力,结果有可能下次A还是考差了。


B认为考差的原因不是运气差,而是自己复习不够努力,归因于自己!于是B会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在开始前也会努力复习功课,做练习题等,可以相信,B在下次考试得到好成绩的概率会高一些。


还有C,即不怪运气也不怪自己,把原因归咎于老师出题太难、归咎于天气不好、睡觉不好、饮食不好等“莫名其妙”的外在的、不可控因素。C认为好的结果和自己努力没有关系,而是和其他原因有关系,容易产生迷信心理,产生仪式感。

有些长期失眠患者也会有睡眠仪式感。有些患者睡觉前一定要带上眼罩,有一些要塞耳塞,有些要睡前喝一杯奶,有些要睡前泡一下脚,林林总总,睡觉前各种规定步骤,少一个步骤都不能入睡。

峰不认为自己的错误,当然他也不会去反省自己。


“自己有什么错误呢?”


“错就错在,整个流程操之过急,不够完美。如果谨慎一些,就不会被人发现。”


郭峰心里面依然抱有幻想,认为别人不会发现他的违法行为,这世界上哪里有不透风的墙呢?东窗事发后,郭峰还设想自己能够留在公司担任总经理的职务,可是,董事会已经对他不信任了。虽然明面上还没有采取行动,其实董事会已经通知秘书:“凡事直接向执行董事汇报。”


郭峰成为了真正意义的“光杆司令”,上班不需要开会下指令,也没有下属向他汇报工作。

 

“什么时候开始做噩梦?”我问。


“从被发现挪用公款那天开始!”


“你有没有想过,做事情之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曝光的呢?”


“我并没有考虑太多!自小以来,我都不怎么考虑做事情的结果,而是直接做。”


“能举一些例子吗?”我问。


略微思考了一下,郭峰说:“比如在小时候,大概是小学5年级,老师通知全班同学去操场开会,好像是期中考试的总结会。我和几个同学说,咱们不去开了,咱们去农田里面拔玉米挖地瓜。几个同学同意我的说法,一起去县城旁边的乡下拔玉米。


我们几个没有参加会议嘛,老师狠狠批评我们,还要求叫家长。他们几个被家长揍了一顿,我爸没有怎么批评!因为我爸从来都不怎么管,包括学习、生活,都不管,他认为男生要自己管理自己。”


“还有什么其他例子吗?”我想了解更多信息,毕竟一个例子不能说明什么,对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进行判断得出结论,得形成假设,然后找证据链。否则会对人的判断会犯错误,导致后期咨询对话建立在错误的结论上,咨询达不到效果,反而会浪费来访者的时间和金钱。


郭峰又想了想,刚刚想的第一个例子,也是他自己关于“不思考后果”最容易提取的记忆,我们认为,最容易提取,代表着激活阈限很低,也就是这个例子可供证明“不思考后果”的可能性最大,还说明这个例子经常被来访者想起,包括当时的情境、画面、甚至当时的天气等细节。


记忆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呢?


这个不好说!也许记忆里面存在大量的错误,但错误的记忆本来就有意义,对于来访者来说,宁愿选择错误的记忆而不是记住客观发生的事件,宁愿构建出来一个虚假的记忆,而不是真实记忆信息,宁愿在梦境中构建记忆。

 

哪个是真?

发生即真实!

记忆即真实!

梦境即真实。

 

“考试后也经常做噩梦,特别是每次考试不理想的情况下,然后就会做噩梦。”


“考试前会认真复习吗?”我问。怀疑郭峰考试前不会努力复习功课。因为行为模式保持一致性和稳定性。


“哪里会呢?大学期间大部分在打牌和踢球,很少学习的,老师你会认真读书吧?不会像我一样!我一点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报考这个专业完全是我爸的决定。”


谈话从现状转到了个人成长经历,郭峰的防御心理逐渐减少,开始梳理成长经历和自我的关系。这是好事!可以让咨询师更全面了解来访者,但也要注意,不能做诠释学“专家”(注意,我用了双引号,表示反面意思),生硬地把现状结果和过去成长经历进行生硬地链连接。

 

一些刚刚进入咨询工作上心理咨询师掌握了精神分析理论后,着急地寻找来访者个人经历如何影响个人现状的佐证,常用的语句“您这样的心理,和过去成长经历有关,比如你不愿意建立亲密关系,和小时候与母亲没有很好照顾您有关。”


心理咨询师有必要按照现象学的视角,还原个体当时情境,以探索出个体可能的特质,形成对个体性格特征的假设,然后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寻找相应的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完成对个体特质的判断。


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学派,提供了一种诠释方法,对意识以外的梦境、无心之行为、无心之语言等。


来访者的心理疾病来源是什么?心理咨询师需要了解,通过来访者的自述梦境、无意识行为,心理咨询师提供了一些诠释的方法,让来访者了解梦境中的内容、无意识行为和现实心理疾病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在一个案例中解释来访者的无意识行为:某男生在进门前强迫自己用力踩脚垫,反复搽茶鞋底。对于强迫行为,弗洛伊德很久都没有找到原因,也无法疗愈这位男生。在几次咨询后,男生说起他母亲很喜欢菊花,进门的脚垫上有很多菊花花纹。


弗洛伊德瞬间领悟到,男生可能是通过踩脚垫上菊花花纹来无意识地表达着对母亲的不满,他们母子关系一直都不好,母亲比较强势专制,而男生小时候得了肺炎,体型瘦弱、身体健康不佳,母亲担心男生健康,经常管制着他,并且还限制男生不能吃生冷食物,限制男生交友等等。


男生对他母亲非常不满,但个人能量又不足以和母亲进行对抗,内心的反馈转变为无意识行为,每次进门前都要狠狠脚垫的菊花花纹,在男生无意识中,菊花花纹等同于母亲的喜好,踩菊花花纹等同于和母亲的对抗。


弗洛伊德随后又询问了男生关于对菊花的态度,以及是否在其他情境也会讨厌菊花、扔掉菊花、回避菊花等行为。猜想都得到证实,于是弗洛伊德把男生踩脚垫的强迫行为诠释为男生对母亲的反抗,男生接受这种诠释,强迫症得到缓解。

 

郭峰不喜欢自己的大学专业,可以估计他大学成绩也不好。


“每次考差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我问。


“也会后悔啊!然后就会有噩梦!比如做梦自己掉到水里!或者被人追赶!反正觉得很紧张的样子!不过,以前的梦不会从梦里惊醒,但最近老是会醒过来!一身汗!老师,你有办法吗?”

 

办法当然是有的,但对于来访者的直接提问,咨询师可不能打保票答应下来。咨询工作不是咨询师单方面的努力就可以实现预期效果,而是需要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互动,从建立咨询关系到互相信任,然后采用“剥洋葱”方法一层层打开来访者内心的困惑,又或者咨询师在结构化访谈后对来访者有全面了解,直指人心似地点到来访者的“症结”(不一定是疾病,也可能是不合理的想法、执拗的行为模式、人际间的冲突模式等)。

 

梦里面的内容不重要,梦里的杀人,不是真的杀人;梦里掉落悬崖,不是真的高空坠落;梦里中彩票也不是真的一夜暴富。梦里的什么更重要呢?梦里的情绪更重要!

 

成人梦境里的情绪来自正常意识的延续。比如清醒状况的时候很焦虑,个人用意识控制着情绪,不让焦虑情绪外露,压抑焦虑情绪,然而焦虑情绪并没有消失,多个实证研究显示压抑的情绪依然产生情绪体验。


于是压抑的情绪被封存着,当睡眠状态下意识放松,压抑情绪的脑机制消失,被封存的情绪激活神经元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此时理性意识缺乏监控,情绪体验随机加工意识碎片,在脑海里面上演着符合压抑情绪体验的剧情。

 

“办法也许是有的,不过,需要我们一起配合完成。”


“配合,配合,这个噩梦太烦人了!越早结束越好。”郭峰急迫地回答,身子无意识地向前靠近了一些。通过身体语言,能判断他说的是真实的情况。

 

随后的几次咨询,我引导郭峰探索自己应对困难的模式,从他过去成长的经历中挖掘行为的模式。郭峰找到了自己模式后,能够客体化地分析自己

 

比如,当我谈起“每次女朋友提出要分手的时候,怎么办?”


“我会很抓狂、很焦虑,但是不知道怎么办!会说:分就分,然后真的分手了,自己接着又很后悔。”郭峰说。

 

又比如,当我谈起:“工作中项目进展到后期,马上到了项目完结时间,怎么办?”


“我会先把项目交付了,就算是有问题也交付,然后再想办法弥补缺陷。如果查出来,只能认倒霉,后悔自己没有抓紧时间盯着项目进度。”

 

还有更消极的行为。


一次咨询中,郭峰问:“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自杀?”


“我没有,怎么你有吗?”


“有,我都准备了,但没有做完。”


没有做完,否则就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见到我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问,虽问的轻描淡写,但是已经强烈的感受到自己在压抑着一些恐怖的情绪。毕竟牵涉到生死的事情都应该提高警惕。


“也就自己做的那件事情被发现了之后。我感觉到自己很蠢又很贪婪,觉得全世界都在抛弃我,在鄙视我。觉得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了。其实我也不知道生活有什么意义,总认为生活是为了赚钱,赚的越多越好。可赚了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反省起来,又觉得自己很愚蠢。”


“可以说一说自杀的事情吗?”我谨慎地问。


“就是转钱出去的事情被发现了,然我就觉得算了,这辈子可能也没什么前途了,自己创办的企业也占不了什么股份,日子过得像街上的老鼠人人喊打,曾的光鲜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接下来可能是被起诉和牢狱之灾,到监狱里面去,还不如就这么算了。就开始筹划怎么样去结束生命。”郭峰开始哭起来。


“然后呢?”在他哭了一会后,我问。


“想过很多自杀的方法,比如烧炭,比如跳楼,比如吃药,但是好像很多方法都不容易执行!有一天,在喝了几瓶白酒后,一个人跑到天台上,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凄凉!一个人没结婚没有家庭最亲的父母在我读大学不久患病,先后离开人世。我没有女朋友,没有亲密朋友,唯一的事业也被我自己搞垮了,这世界没什么留恋的了!”

 

我能够感受到一种浓郁的死亡气息,如果郭峰任由自己消沉下去,已经跳下天台。


“然后呢?”我不敢多说什么。


“我想到了我妈,想到如果自己跳下去,当她看到我的尸体,会多伤心!”郭峰强烈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但剧烈的悲痛无法完全被控制,脸部肌肉因为情绪压抑而抽动。


“抱歉,在你想结束生命的生活时候,你母亲已经去世了的,是吗?”

 

他接着说:“是的。可是我还会想她,我感觉她一直在我身边,从来没有离去。”


“那她怎么看到你的尸体呢?”我有点难以理解。


“在天上!”郭峰用手指了一下上面。


看来郭峰也是可以预测到行为结果的,只是缺乏一个外部监督机制或者监督人——哪怕是逝去的人。


“后来你怎么下来呢?”


“不想死了,反而怕死。站在天台上往下看,才发现天台很高,往下看都有一点恐怖。

 

从郭峰的回答,能够看出较为稳定的模式,对事情结果预期不足,对危机事件处理不及时,也缺乏方法,遇到危机时间容易焦虑,遇到不良结果容易产生后悔心理。负面情绪被压抑,当梦境中意识放松后,焦虑、恐惧情绪被释放出来,形成梦境。

 

如果说恐怖焦虑的负面情绪梦境是污水,那么不良的行为模式是持续性制造污水的源头,做梦是宣泄情绪的方式,是制造污水的排污管道。从源头上关闭制造污水的生产,才能从本质上减少污水(噩梦)。


然而,从源头上处理比较困难,毕竟个体的行为模式习得已久,形成了固定模式,一时半会也改变不了。要让来访者先看到这种模式,先了解模式对行为的影响,然后才能进行自我疗愈。

 

咨询师能做到的,如实披露来访者的过去信息。类似于财务专家,财务专家把企业的财务信息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股东权益表如实地披露出来让股东知道,通过这三张表,投资人或者股民能够如实地看到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发展前景。相当于用过去一段时间现象的方式,表达出企业的经营状况,这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方式。


理咨询想要描述一个人的状况。也需要通过了解个人的过去经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发生之后个人的感受是什么?通过不断地询问来访者的经历,了解和预测来访者的心理状况和未来发展可能,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现象学分析。


当然,我们可以从个人的过去经历中看到了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来自于相对固定的稳定的特征。心理套娃分析方法也是通过个人的,对于一个未可知不清晰模糊的信息进行加工的方式来推测个人的行为模式。


这种分析模式来源于人格心理学家米歇尔提出的特质理论,具很好的生态性和情境性。


米歇尔提出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调和了特征理论和情境理论之间的关系,弥补了特质研究的不足。跨情境一致的个体特性,忽略了跨情境之间的情境差异。


认知情感人格系统里认为个人跨情境表现出来的行为的差异,正是由于个人内部稳定地儿有结构的能够系统产生的反应。可理解个体,即使在垮情境下,那么个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稳定性。

 

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的成长经历发生的事情寻找出稳定的人格特征类型。我们相信,当个人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信息,能够充分暴露个人如何处理信息的行为模式,这个行为模式可以等同于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信息的方式。具体的分析技术,请查阅《心理套娃》这本书。


心理咨询师如实披露来访的信息,不仅让来访者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延续性关系,同时也能让来访者直观的看到现在的心理困惑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们在讨论分析郭峰这个案例的时候,通过分析他噩梦中的情绪,来了解他的梦境中情绪可能的来源,进一步去假设心理模式,做事情缺乏周密的准备,需要寻找他过往经历中,曾经发生相类似的心理结构:后悔。在他的生命早期和中期都寻找到了相应的证据,形了证据链。


不是可以把这个特征认定为就是郭峰的核心特征呢?也不能够这样下定论。因为人的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人的行为模式,也可以有很多种类型。“做事情没有充分准备”的模式,是他的一种处事风格。这种风格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方面就可能是会快速做决策,有些时候也也能够把握住一些机会。好方面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计划,而导致过程比较波折,结果难以预料。


也能找到固定的行为模式,但是郭峰的情绪依然是需要得到宣泄和缓解的,才能够减少噩梦。 

经过了十几次咨询,郭峰已经很少做噩梦。他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模式,做事情前会衡量结果,并且加了一个监控机制:母亲。也许这个机制还可以替换成其他,比如自控机制,按照社会规范、社会道德来约束。

 

文:吴翔
责任编辑: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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