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5.25”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已经过了，但大众对大学生抑郁症的关注度没有消退。
而且据不少高校心理从业人员观察，似乎名牌大学的学生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这令很多人不解。虽说各高校扩招多年，考上大学本科已不是稀罕事。但在大众眼里，能入读国内名校、尤其是“北清复交”等第一梯队高等院校的学生，仍然是万里挑一的“天之骄子”。他们为什么反而容易患上抑郁症？
最近，一篇文章讲述了中国人民大学里部分抑郁症学生的患病经历、心路历程，并借此对名校学生容易出现精神心理问题的现象进行了解读。
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所写，虽文笔相对稚嫩，但对抑郁症学生的采访非常详细，还原了多位抑郁症学生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冲突。
不过，文中有两个观点却有很大的问题。
01
第一个是文中提及的“处于社会焦虑、压力链条最底端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出问题是全社会合谋的结果”，提出“空心病”的北大教授徐凯文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不知道该文章作者是否受到了相关影响。
但这个观点不妥，至少这个表达方式是有问题的。精神心理障碍的形成背后固然有多方面的心理社会因素，比如来自原生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互联网的。但将此归结为“全社会的合谋”，尤其是“合谋”这一词，实在不恰当。
“合谋”，往往指多人、多方有意识、有目的地策划，而且指的是不正当的奸诈阴险之事。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让患者以为这是父母、老师以及全社会的恶意所为。
他们患病后，本来就比较敏感、多疑、自卑，与父母和其他人的人际关系也不理想。如果再让他们有这样的误解，恐怕会令他们徒增愤怒和绝望。
不但不利于康复，还很有可能加重病情，令他们发展出偏执型人格障碍、甚至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而且这种解读本来就是偏颇的。一来，狭义上的社会因素（即除了家庭、学校之外的环境）并不是精神心理障碍的主要根源；
二来，就算这里说的“全社会”指的是广义上的社会（包括了家庭、学校等的所有环境），精神心理障碍的出现也不是各方有意而为之，更谈不上合谋。
三来，从整体上看，国内社会飞速发展是利大于弊的。非常优质的、顶尖的高校资源确实仍稀缺，但反而是经济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更多人提供了获取知识、实现价值、积累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
在经济较落后的印度，精神心理障碍的罹患率比绝大部分国家都低，而且低不少。可难道这完全是值得庆贺的事吗？看得懂真相的人就知道根本不是。
有学者认为，印度精神心理障碍的罹患率低主要与该国的宗教信仰有关。大部分印度人通过宗教信仰将所受的挫折和苦难合理化、平常化，安于命运，缺乏抗争、进取意识。
在某种程度上，这间接令印度成为世界上阶层固化和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它还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所以，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心理障碍当然会受到社会文化、经济和制度的影响，但说这是全社会的“合谋”，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同的。
第二个观点来自于文中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邓。他说：“抵抗抑郁症最好的方法是对世界充满好奇”。
他还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背包客”经历，邀请形形色色的嘉宾分享旅行经历，希望唤醒抑郁症患者对世界的好奇心。
应该说，对于一般的学生，或者有普通心理问题的学生来说，这可能是有效的。这种方式可以拓宽学生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生活圈子之外的事物产生兴趣，加强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尤其是中度到重度抑郁症患者，他们遭受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在创伤并未修复之前，他们极力自我贬低，对世界充满负性理解，甚至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世界都是虚无”。
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们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是不太实际的。即使他们听到新奇的旅游故事，往往也只会觉得这与自己毫无关系，又或者在对比中更加自卑、自责、自我否定。
还有些大学生患者其实是典型的双相障碍，他们处于轻躁狂或躁狂发作时，心境高涨、自高自大、思维活跃而充满精力。这时他们确实能对世界保持好奇心，甚至雄心壮志，想干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这种心态往往容易偏离现实，在落实的过程中屡屡受挫，患者出现极大的心理落差，再次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出现抑郁发作。
换言之，让抑郁症患者找回对世界的好奇心不是康复手段，而是患者明显康复后的结果。只有患者的叠加性心理创伤、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能逐步得到修复，情绪越来越平稳，认知越来越理性、积极，他们才能重新找回对世界和生活的希望。
从这个角度看，胡邓主任所掌握的可能仍是传统的心理学理论和技巧，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症状和特点，对疾病的理解仍停留在外显记忆层面。
事实上，胡邓主任也意识到分享旅游故事这种方法远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令有精神心理问题的学生短暂逃离现实，获得片刻的放松。
所以，希望大家面对抑郁症患者时千万不要用类似的语言和观念去引导他们，不要说“你们就是失去了对世界的好奇心”；更不要随意给他们分享自以为有趣、快乐的旅游故事。
通常，这不但无补于事，还可能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
02
既然越来越多青少年、学生罹患精神心理障碍不是“全社会的合谋”，那它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会与飞速发展的社会有数据上的关联？
而且，回到本文的主题，为什么横向对比发现，名牌大学的学生似乎更容易罹患抑郁症？为什么那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基于我们多年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尤其是结合大量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的实践来看，主要根源是患者的父母、老师们未能意识到时代的变迁、未能掌握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在无意之中对青少年、学生们造成了病理性记忆。
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渴望后代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实现阶层的跃升，享受更加优越的生活，这种初衷并没有错。而且，如今国内的社会阶层并未完全固化，这确实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但是，大部分有此好意的父母，包括学校的老师，却不懂得科学的教育方法，忽略满足孩子的情感和心理诉求。
他们倾向于通过粗暴、严厉的方式给孩子施压，盲目“鸡娃”。孩子的生活里几乎只有学习，虽然可能成绩优异，但其内心长期压抑，并未感受到真正的自信。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形成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而且有很多因时间推移，储存于他们的内隐记忆层面。日后他们往往想不起来，对此也没有意识。这是患病的主要根源。
文中的患者林枳说自己反复做同一个梦——她和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们分别站在不同的屋子里等待“宣判”：如果房子里的灯灭掉，就不能再活下去。
这种反复出现的梦境，就是心理创伤的表现方式之一。我们曾接诊过的抑郁症患者刘可，她也经常出现相同的梦境：她的爸妈让她做一些其极不情愿的事，梦中的她非常压抑，及时醒来后，心里还堵得难受。
还有，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很容易受到外界过度的夸奖，并形成病理性的正性情绪体验。
考上北清复交等名校的学生，从小表现突出高，身边的大人多会对其夸赞，也得到过不少来自于同龄人的羡慕、甚至妒忌。
很多人以为这种环境有助于孩子形成自信，其实不然。当优秀的成绩、表现是他们获得过度夸奖的主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时，这些孩子会不断自我施压。
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确实如同别人说的那样，“你真聪明，将来一定非常有出息，当大官，当科学家，光宗耀祖”。这种不理性的认知容易形成自负心理，而不是真正的自信，反而更像是虚荣心和好面子。有的孩子还形成了追求完美的强迫型人格，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完美“人设”。
他们被夸奖时非常开心、兴奋，对继续维持优异的学习成绩充满了动力。可一旦他们进入了竞争更加激烈、标准更加多元化的环境，失去了光环，失去了过度夸奖带来的开心愉悦感，他们很容易无所适从。
比如从初中升上重点高中，从高中考入名牌大学后，身边同学高手如云，个个素质超群，性格也开朗、自信。这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对一直持有的“只要成绩好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优秀”的价值观产生严重怀疑。
当他们出现抑郁发作到精神科就诊时，如果医生了解到他们曾有过雄心壮志、斗志踌躇、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心态，也就很容易将其诊断为双相障碍。
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名校学生比其他同龄人更容易出现精神心理问题？是因为他们遭受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和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都比同龄人多。
说得通俗一些，他们从小到大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剧烈，他们对自己的期许也更高。而又因为是数字星球的“原住民“，他们接触的信息面广，不容易接受来自于外界的建议，有一定的自以为是的偏执型人格特征。
这样的孩子更加需要科学的、有智慧的引导，形成积极的人生观，争取成为国家的栋梁。但偏偏他们缺乏这样的良师益友。而这个角色的最理想担当者，本应是他们的父母。
因此，如果想缓解越来越多青少年、学生罹患精神心理障碍的社会问题，除了从社会文化和制度上去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令父母们觉醒。父母自身树立积极的三观，学习科学的精神心理知识，深入理解到数字星球时代孩子的心理特点，才有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天之骄子！有智慧的父母才能培养出有智慧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