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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国内大众第一次得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近几年，PTSD成了网络流行梗。网友借用这个专业词汇来表达调侃和负性情绪，令PTSD的“知名度”更广。
换言之，现在很多人已经对PTSD有一定了解，知道它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每当发生较重大的天灾人祸、恶性事件时，人们会意识到幸存者或受害者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这指的往往就是PTSD。
可是，在大众已经接受了PTSD这个精神心理障碍的同时，有些学者却对此质疑。
这些学者认为，PTSD这个概念、诊断标准和治疗都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这是“美式心理疾病”输出全国；在某些文化和国家里，PTSD未必真的存在。
说白了就是：凭什么美国人说这是病，这就一定是病？凭什么非得要用美国人那一套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人？
所以这些学者说的有没有道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PTSD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疾病？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了解一下PTSD的发展来由和争议。
01
汶川地震中，
PTSD心理援助反而造成伤害
PTSD最早的定义和标准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制定了《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3版（DSM-3），首次确立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概念和诊断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ICD系列）虽然不只是针对美国拟定的，而是联合国针对全球设定的，但其整体内容与DSM贴近。很快，ICD也将PTSD纳入其中。
随着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知不断深入，DSM和ICD后续的版本对PTSD的内容不断修正、完善。
不过，不论怎么修正，PTSD的核心定义变化不大，可以概括理解为：
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死亡威胁）、严重受伤（或威胁），导致个体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并延迟出现或持续存在。
既然有可能令人死亡或重伤，那么创伤事件往往指单次而重大的事件，比如自然灾难（地震、飓风、洪水等）、交通事故、战争、恐怖袭击等。
而PTSD的核心症状包括：患者经常无法控制地想起创伤画面（闪回），甚至感觉又回到了当时那个情景，非常恐惧、痛苦；持续做噩梦、失眠；警觉性提高；难以集中精神；暴躁易怒……
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经历过上述类似的巨大创伤事件，出现了上面的症状，而且超过1个月都没缓过来，对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的话，那就基本满足PTSD的诊断了，需要接受治疗了。
这听着很有道理，也符合常理，对不？但有一些学者发现，这并不完全合理。
美国记者、作者伊森·沃特斯写过一本书，名为《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书里提及了一个质疑PTSD存在的经典例子。
图片来源于网络
2004年，东南亚部分海域发生地震，并引发大海啸，造成印度洋沿岸各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斯里兰卡这个岛国受袭非常严重，遇难人数超过3万人。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心理从业人士判断，斯里兰卡肯定有很多人因此罹患PTSD。心理支援组织和人士蜂拥而至，在斯里兰卡设立了大量心理咨询站点，准备大显身手，拯救当地民众于心理煎熬中。
可是现实打脸。
一方面，这些从业人员发现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冲突，所谓的灾后心理援助很难进行。而且因为组织混乱，当地民众对他们的到来和介入感到非常困扰。
另一方面，有专业人士发现，斯里兰卡很多灾后群众并没有出现他们想象中的PTSD症状。相比于接受心理治疗，他们似乎更加关心家园如何重建，孩子什么时候能重新上学。
而且，对于PTSD，当时西方国家主流的治疗方法是引导个体用语言、或非语言重述、整理创伤体验，尤其是以小组的形式，创伤发生后越快进行就越好。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发展为PTSD，有利于心理健康。
可能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我刚刚目睹了亲人离世，海水冲毁家园，完全无法接受这件事，想起来就痛苦，但心理咨询师竟让我立刻一五一十地复述一次？
但当时西方国家人士对斯里兰卡灾民的心理治疗就是这样进行的。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国家也出现过，那就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国内的心理咨询事业正在起步，是国家首次进行心理咨询师鉴定的第5年。
大地震发生后，确实有很多群众出现了严重应激反应。于是大量心理工作者志愿到当地提供心理援助，有的是政府组织的，有的是自发的，大家都怀着一颗热诚的心，想为灾民心理建设作出贡献。
应该说，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当时绝大部分心理工作者掌握的就是西方国家治疗PTSD的那一套。
他们把失去了家园、亲人的灾民找过来，以小组为单位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挨个讲述地震发生时的亲身经历。
很多灾民讲着讲着就哭了，情绪非常激动，最后大家哭成一片，创伤被大量激活。这相当于伤口被一次次地揭开、加深，是非常痛苦的。
以至于后来，很多地震灾民很抗拒这种心理援助，当地甚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很多心理工作者不但没有给灾民带去慰藉，反而造成了二次伤害，这就非常尴尬了。
02
不同文化
对创伤有不同的理解与应对
为什么西方的PTSD心理支援会在斯里兰卡大海啸中处处碰壁？《像我们一样疯狂》的作者给出了分析。
他认为，西方心理工作者们太想当然了，他们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斯里兰卡的文化、宗教、国家经历等背景与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于自然灾害的心理应对是不一样的。
斯里兰卡大部分人信奉佛教，其次还有印度教等。在经历大海啸之前，斯里兰卡民众的生活并不安定。他们长期经历内战，百姓们苦不堪言，人心惶惶。
在战乱、宗教文化等多重影响下，当地人发展出一种世界观，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来自于野蛮、暴力的凝视。
如果当地有人因遭遇的苦难很多，压力过大，出现了精神心理症状，大家会对其进行一种有宗教、文化色彩的仪式，当地长老会对这个人进行一些“治疗”。
也就是说，对于重大创伤，斯里兰卡人早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应对方法。
他们饱受战乱之苦，生活流离失所，长期见证血腥暴力和人性的恶。与这比起来，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比西方人士想象中的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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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自然灾害如果发生在长期安全、稳定、繁荣的国家或地区，确实会有很多人罹患PTSD。但出现在斯里兰卡时，人们会更容易坦然接受，他们的心理韧性强得多，不容易形成明显、重大的心理创伤，进而不容易罹患PTSD。
而且，因为当地经济落后，受灾严重，他们更加希望得到的是物质援助，能在灾后有食物、干净的水源，有安全的庇护所。更希望基础设施能尽快重建，恢复灾前的生活条件，甚至变得更好。
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的作者分析得有道理。
精神心理障碍不是单纯医学、心理学上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传统文化等范畴。不同的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对精神心理现象进行解读，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这非常正常，也有利于大家形成更全面的看法，真理越辩越明。
所以，我们要承认，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有其不同的心理模式和应对方式。
我们不能僵化地认为，面对同一件事，全世界的人都会有同样的精神心理反应，患同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更不能用标准化的、统一的方法去应对和干预。
《像我们一样疯狂》的作者不仅对PTSD作出质疑，也质疑美国人一厢情愿地对外“输出”厌食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包括对这些疾病的诊断、理解和治疗。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这本书来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余亮曾在网上分析视频，点评此书，大家可到“哔哩哔哩”平台搜索《美式心理学“入侵”：你PTSD，你们全都PTSD》按需了解）
其实，不光是这本书的作者，很多心理学界、社会学界人士都对美国的精神病学诊断体系提出质疑，也就是上文提到的DSM诊断体系。从1968年的第1版，到2013年的第5版，虽然DSM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但这种质疑从未间断。
03
到底有没有PTSD这个病？
那说了那么多，PTSD这个病到底存不存在？
美国人说的那一套，我们国内大众到底该怎么看待？
我是一名跨学科的精神心理医生，长期用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对精神心理障碍进行诊疗。而且，我们会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深入到人的内隐记忆层面，去深入了解、修复患者的心理创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这个角度看，经过重大灾难或负性事件之后，国内不少人确实会出现PTSD诊断标准里的典型症状，久久无法缓解，严重损害了社会功能，无法正常地学习、工作、社交。
如果一直不缓解，还很可能会继发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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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能否认PTSD这个疾病的存在。如果发现某一件事对我们的精神心理状态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走不出来，我们最好及时就诊，如实告诉精神科大夫，有助于得到准确的诊断和及时的治疗。
如果我们的身边有人出现这种情况，也要鼓励他们及时就诊。
其实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PTSD被纳入诊断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精神医学里的大部分疾病诊断都是症状学诊断。比如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会得病？精神医学认为病因不明确，但只要患者出现了相关症状，就能下诊断。
而PTSD是精神医学里为数不多的病因学诊断，病因非常明确，就是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创伤事件。换言之，精神医学承认了、也看到了心理社会因素对精神心理的巨大影响，心理社会因素甚至可以成为精神心理症状的根源。
那根源明确了，再去做针对性的治疗和预防，相对来说就更高效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主流诊断体系（包括美国的DSM和世卫组织的ICD）对PTSD的理解、诊断和一线治疗手段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提示我们不要盲目地崇拜、甚至神化来自西方的、所谓主流的诊断体系。
上面提到的斯里兰卡大海啸和汶川大地震心理支援遇到障碍，就是典型的教训。
而且，就算因为创伤事件出现了精神心理问题，不同文化或成长背景下的人，其表现有可能截然相反。
我们通过大量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实践发现，创伤的组成至少包括4个方面：强烈的负性情绪，扭曲的认知，创伤发生时的画面，个体躯体的感受。
不同的个体因为成长经历不同，认知模式不同，其产生的负性情绪种类和程度就会有所不同。还有的人画面感没那么强，但躯体感受很强烈。
所以，面对同一类创伤事件，有的人是感受到强烈的恐惧，于是极力回避谈起，甚至在性格上变得麻木、冷漠。
但有的人可能是以愤怒为主，会表现为反复倾诉，说起创伤事件时滔滔不绝，非常激动。
而有的人可能两种表现都不明显，但出现了莫名其妙的躯体症状，看遍了各个科室都解决不了。
还有，当涉及到心理治疗方法时，不同文化下的适用手段可能会截然不同。
西方心理工作者强调在创伤发生后，个体要尽快对创伤回忆进行重述、整理，要诚实地面对。在我们国内一般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但对于很西方国家的患者来说，数据显示是有效的。
实际上，由于西方文化在全球占据主流，我们国内精神医学、心理学的发展仍以参考、学习西方国家为主。
所以，目前临床中对于PTSD的一线治疗方法还是以类似的，主要是认知行为疗法（CBT），其中包括暴露疗法，系统脱敏等，催眠疗法次之。
尤其是认知行为疗法，这要求患者不断回想跟创伤相关的信息，或者接触相关信息，然后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逐步调整情绪和认知，直到能够理性、平和地面对为止。
这种疗法如果能坚持下去，是有一定疗效的。但过程太痛苦了，所以脱失率很高，很多患者忍受不了。如果操作不当，甚至有可能严重激活创伤，患者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和精神病性症状。
总之，认知行为疗法对于PTSD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也有一些争议。
而我们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其实也需要在深度催眠下激活患者的心理创伤。不过，针对一个心理创伤通常只需要一次激活，而且催眠治疗师会高效化地进行处理、修复，快速改善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果患者的配合度、信任度高，TPMIH的效果可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立竿见影。催眠唤醒后，患者再次响起创伤事件时，情绪会平和得多，而且会产生积极的认知和态度。
那如果没有条件采取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对于我们国内的患者来说，哪些方法可能更加适用呢？
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出发，我认为针对PTSD患者进行心理援助时，如果患者希望回避，我们便不要鼓励他们回忆和复述。当然如果他们想倾诉，心理咨询师可以耐心倾听。
我们可增加善意的陪伴、关注，并适当地引导他们注意到事件发生后，他们还拥有什么，而不是失去了什么，未来有那些展望。同时物质支援必须跟上，令他们快速建立安全、生存上的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上看，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出现过PTSD症状的灾民之所以能康复，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国家快速把救援物质补给到位，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心理支援反而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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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PTSD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我们该如何看待？相信大家心里也有了一定的答案。
下一篇PTSD的专栏文章，我们会继续对于心理创伤的概念、定义、发展进行分析。并且会提到另一个相关争议：
凭什么有重大人生安全威胁的事件，才称得上创伤？
个体经历过的一些事在外界看来不太严重，但其内心非常痛苦，这又算不算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