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疗法（IPT，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的发现纯属偶然，类似于医药研究中的老药新用的发现过程一样。
1969年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开始了一项研究计划，为精神卫生治疗政策寻找实证依据，就像评估其他医学治疗手段的有效一样。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展开了大规模的基础研究，用以评估现有治疗抑郁障碍方法的有效性，研究对象包括药物和心理治疗。其中就包含人际关系疗法（IPT）作为对照组纳入项目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人际关系疗法（IPT）显示出与三环类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CBT）一样好的治疗效果。
于是，一种新的、以实证为基础的针对抑郁障碍的疗法逐步纳入循证治疗实践指南。
什么是人际关系疗法（IPT）？
人际关系（父母关系，子女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领导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婚姻关系，恋人关系）对每一个体都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这取决于关系的质量。
当你和他人的互动可能是积极和令人愉快的，你可能会觉得生活积极向上，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但你与他人的关系复杂，摩擦或矛盾时，你会体验到更多复杂的消极情绪。
人际关系疗法（IPT）理论
人际关系疗法（IPT）背后的理论依据来自依恋理论和Harry Stack Sullivan的人格理论。
Sullivan首先指出，人格是我们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塑造而成的。他鼓励治疗师去探索来访者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中体验到的紧张不安。
人际关系疗法（IPT）通过这个方法来帮助来访者更加仔细地注意他们（最近的）社会互动模式，探索人际关系中的紧张和冲突。
问题不是问题
人际关系疗法（IPT）中，治疗师理解患者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他人的复杂情感，特别是对他们自己喜欢的人。
比如，来访者在治疗中表示他对目前经济情况感到压力。
但当我们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时，治疗师会发现最糟糕的部分是来访者与爱人因为金钱方面产生的持续争执。
或者，一些来访者在治疗小节中说他们的工作或学习很有压力，但治疗师发现更深层次的压力来自于办公室霸凌或学校人际关系的紧张。
所以人际关系疗法（IPT）假定患者的压力和抑郁是由于人际关系困难诱发。
个案
T是一位26岁的新婚女士，她的内科医生建议她来做心理治疗。T被诊断为患有轻度抑郁症，并且经常伴随躯体障碍头痛和耳鸣。
当我们探索T女士头痛的频率和模式的时候，我们发现她的头痛通常在周末时出现频率较高。于是治疗师询问…“一般来说周末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只在周末发生？”
T女士回忆道除了在周五时她的婆婆经常来家中吃晚饭之外，想不到其他特别的事情。
当我们探索她对婆婆来家里吃饭有何感受时，她觉得她的婆婆（她坚称是善意的）偶尔会对她的烹饪技术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婆婆还总是喜欢当面说她儿子（T女士的丈夫）多么爱吃她烧的菜。
在其他的情况下，婆婆会对T女士的家务活做一些消极被动攻击的评价。例如：“房间那么多灰尘，你这段时间一定很忙来不及打扫吧”。
此外，更糟糕的是，T女士丈夫始终无动于衷，他甚至表现出很享受两个女人在他面前“争风吃醋”的交流。
人际关系疗法（IPT）疗程
人际关系疗法（IPT）是帮助来访者意识到他们被对待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恶意的。这个意识帮助来访者意识到情绪并为表达情绪找到正当的依据。这种情绪被认可并鼓励疏泄的治疗价值超过了一些传统的治疗方式。
比如，Freud认为“愤怒内化”是导致抑郁的原因。有关躯体形式障碍治疗的专家认为压抑愤怒是导致躯体问题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头痛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紧张。
就像 Woody Allen说的那样：“我不生气，我得了肿瘤！I don’t get angry, I get a tumor!”
为了帮助T女士探索这些可能性和深层次的感觉，治疗师询问她：“如果她的好朋友或者姐妹遇到类似的情况，她会给出什么建议”；
她说：“没有人应该忍受那种不被尊重的交流方式！”…“你值得更好的！”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更容易使来访者理性分析眼下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我们压抑一种特殊情感时，我们更倾向于完全地忽略或压抑这种情绪。当这扇门关得很紧时，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似乎一点也不生气。
所以人际关系治疗师将这扇门打开一点儿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只要这扇门打开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自己继续进一步彻底打开，看见情绪，承认情绪，重视情绪。
格式塔疗法创始人Fritz Perls曾用烤肉晚饭这一隐喻解释这一治疗现象。当烤肉从烤箱里拿出来放在炉子上时，它还会继续被炖一段时间。
同样的，在每周治疗小节的间隙，来访者会持续加工他们从治疗小节中获得的新的见解，并且在一周以后带着对其所处情景更理性且坚定的认知回来继续治疗，更加坚定地做出改变。
不出意外，当T女士通过治疗意识到“每个人都在贬低我”的感受时，她的愤怒越来越集中在她不体贴的丈夫身上。
尽管她想要获得更多来自于她丈夫的支持，但他仍然无视她的担忧和问题，并坚持认为那是她过于情绪化和小题大做。他拒绝接受“他的母亲对妻子怀有恶意的说法”，并拒绝接受婚姻咨询。
“我们不能改变其他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是大多数心理治疗模型的基础思想。所以当T女士改变T女士自己的时候，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重视并善待自己的渴望，需求与情感），并与治疗师探索“如果她坚持立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治疗师与T女士演练了了一些肯定的自我陈述，如何使她坚持立场：“我知道你不同意这一点，我希望你的父母不要总是每周末都来，如果你坚持让他们过来也可以，但我会去我的姐姐家。”
接下来的几个月，T女士这样做了。她好几个星期五的晚上和她的姐妹一起购物，这刚好足够打断她招待没礼貌的“婆婆”的怪圈。她的婆婆是否收到了信息并不重要，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他人——他们很可能依然缺乏底线和基本的礼仪。
重要的是T女士现在更重视自己的情绪感受与内在需求。她将自己的愤怒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她的抑郁减少了，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好的掌控感。她也不再头疼了。
与其他疗法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可能会探索T女士的童年回忆，包括那些母子关系的成长经历。她的症状改善可能被归因于潜意识意识化(从本我到自我)和疏泄被压抑的愤怒。
相比以前的否认和压抑而言，通过增加坚定自信的表达来升华被压抑的愤怒，被视为更健康的防御机制。
认知行为疗法（CBT）则会强调功能不良信念“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家庭主妇”诱发最初的抑郁症状，她的进步可能被归因于功能不良的信念的改变，如“在家务上我可以继续改进，但婆婆没礼貌的指责并不能提供实质的帮助”或者“我嫁给了一个妈宝男，但这不是我的错”。
婚姻家庭咨询可能会关注于夫妻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治疗师会帮助夫妻更好地表达自己，以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为经营更好的夫妻关系而设立明确的规则。
在当前人际关系疗法（IPT）的案例中，T女士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发现了她的症状是如何与她现在的人际关系（不是童年的）相互影响的。
她开始意识到她被婆婆或丈夫对待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并且允许自己看到，承认并重视自己在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中产生的怨愤。接着，她将愤怒转化为力量，坚定自信的表达自己并主张合法权益，为自己争取在家中更好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