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德国护士说，如果你栽一盆花，每天都对着花讲几分钟话，那花就会开放得鲜艳一些。
我当时觉得，那不过是一位不解世情的小女孩最浪漫和温情的向往的投射而已：她需要，所以她认为花也需要。
也是很多年以前，在报纸上读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农场主每天给奶牛听几个小时的轻音乐，奶就可以多产奶。
我想那些愚蠢的资本家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学学中国成语“对牛弹琴”是什么意思。
很多年过去了，在对这个世界和人性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发现不懂的和需要学习的恰恰是我自己。
人的很多需要，特别是我的病人的很多需要，总是被我忽略；我躲在精神病症状学诊断标准和精神药物背后，干着机器人和兽医能干的事情，却还自以为自己是真正的“人的医生”。
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而且必须用在精神科的每一个角落，针对每一种精神科疾病的每个发病阶段。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基本原则还应该用于调整和重建精神科领域内的医患关系。不辅以心理治疗的药物治疗是残缺的治疗，没有经过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绝不是一个合格的精神科医生。
……
医生当着整个病房工作人员的面，问一位明显没有智力障碍的大学生病人100连续减7的问题。这里面包含的轻视是不言而喻的。
但还不算太可悲，因为智力检查是例行的；更可悲的是，那些大学生还一本正经地回答，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
这是一种被暗示出来的可怕“自知力”：我是不行，我需要智力测验，我只配被轻视、被侮辱。
想想看，这样的感觉痕迹留下来，即使是症状消失了，对疾病的自知力恢复了，他们又有什么信心恢复自信和社会功能？
精神科医生如果只致力于病人症状的改善和对疾病的自知力的恢复，而不管病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那算不得善始善终。
为数众多的在药物的作用下没有了症状和“知道自己有病”的重症精神病人还待在家里，在较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工作没有做好的证据（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在共同起作用）。
一个懂得心理治疗的医生，即使在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也尊重病人的人格，保护他的自尊和自信，为他最后恢复社会功能做准备。
精神病院封闭病房的铁门铁窗，与其说是在保护病人的安全和公共安全，倒不如说是在展示精神科医生的虚弱、胆怯和无知。
我们把病人关在屋里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失去了医者的勇气和荣耀。
一些国家的精神病人可以在许多地方，如封闭式病房、开放式病房、白天医院、中途宿舍、工疗站等等；我们的病人则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封闭式病房，只有很少的时间去门诊拿一点药。
拿药时的情景可以归纳三句话：围一大群人——其他病人和家属都围在医生旁边，病人完全无隐私可言；说上三句话——医生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听病人说得太多；拿一大堆药——这是医生唯一能给的，也是病人唯一能得到的。
不愿意跟精神病人建立平等的、有双向情感交流的关系，原因可能来自医生自己内在的恐惧，他们不面对精神病人的非理性的、负性的情感等；实际上是害怕自己内心的非理性和负性情感被激活。
